跛腳總統的馬克龍“憤怒誘餌”，極右黨魁巴爾德拉的“光環營造”

臨近年末，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公布了2025“年度詞匯”：“憤怒誘餌”（rage bait，指刻意發布引發憤怒等強烈情緒反應的內容，以換取點擊或曝光）力壓“光環營造”（aura farming，指營造氣場或光環，來獲取他人認可或崇拜），成為英國人眼中在這一年最能體現時代情緒的關鍵字。

有趣的是，牛津版本的“年度詞匯”，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呼應了隔海相望的法國人在同時期的一場風波：總統馬克龍在與媒體讀者的一系列座談中，表達了他對社交媒體上假信息泛濫的憂慮，并釋放出試圖進行規制的信號，結果引發了來自極右派和右派的一連串口誅筆伐，后者指責總統想要建立奧威爾式的“真理部”。一時間，馬克龍的言論成了極右派發泄憤怒的“誘餌”，盡管這恐怕并非這位弱勢總統的本意。

與此同時，在距離下屆總統大選還有一年半的關頭，有意逐鹿愛麗舍宮的候選人正在陸續浮出水面。其中風頭最勁的，無疑是正在全法范圍內巡回為自己的新書造勢的極右派“國民聯盟”（RN）黨主席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一項民調顯示，如果立刻舉行選舉，他將碾壓無論左右的任何一位對手，輕松當選下任法國總統。這位年僅30歲的政治新星，其光環正在迅速蓋過自己的政治導師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的“憤怒誘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光環營造”），和2024年的牛津熱詞“腦腐”（brain rot）實際上一脈相承，都從不同側面聚焦于社交媒體對于人類心智的扭曲和戕害，二者甚至相輔相成，共同參與塑造社交媒體時代的心智下行螺旋。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近年來歐洲多國開始醞釀通過“數字成年”立法等手段對社交媒體加以限制，而英語文化圈的澳大利亞甚至更領跑一步，12月10日通過網絡安全法修正案，將合法使用社交媒體的年齡定為16歲，開全球先河。這種“父權制”色彩濃厚的強制手段在現實中是否能有效貫徹實施，仍然需要進一步觀察，但它至少說明，社交媒體及其算法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已經在部分歐美國家引發反彈。在“荒蠻西部”和“父權式監管”之間如何平衡取舍，將是未來數年乃至十數年間的一個重大議題。

但在短期之內，法國和歐洲卻不得不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在社交媒體和算法黑箱尚未受到嚴格監管時，它仍然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野蠻生長”，同時又疊加了歐美圍繞數字巨頭的博弈，特別是在“特朗普2.0”的背景下，這種技術上的不確定性，和極右思潮、民粹主義上升勢頭結合在一起，保守派富豪著力打造媒體帝國，而“言論自由”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極右翼話語所挾持，這對政府的有效治理和政治的穩定性構成了嚴峻挑戰。

馬克龍的“誘餌”

從2024年6月貿然解散國民議會、并由此導致一連串政治危機以來，馬克龍在國內的聲望顯著走弱，其民意指數跌至上任以來新低，陷入了“少說少錯、多說多錯”的尷尬境地，因此他不得已在大多數內政議題上保持低調，尤其是最為敏感的預算案上，放手由總理在議會運作，以免徒增阻力。以退休改革被暫停為標志，馬克龍的剩余任期幾乎進入某種形式的“跛腳”階段。

不過，從11月以來，馬克龍小心翼翼地開始重返內政議題，并選擇“社交媒體角色”這一話題作為增強能見度的陣地。他選擇了法國的東西南北多地，以地方性媒體作為錨點，展開了一次巡回之旅，就“面臨社交媒體和算法挑戰的民主”為主題，同傳統媒體的記者和讀者進行座談，為下一步可能推出的重大改革造勢。

11月12日，馬克龍在南部城市圖盧茲與《南方快訊報》（La Dépêche du Midi）的讀者座談。他提出設立“數字成年”門檻、取消網絡用戶的匿名特征以便令其承擔司法責任、要求社交媒體平臺承擔監管責任并提升算法透明度等，還特別提到某些“被億萬富翁控股”的公司，雖然沒有明確點名，但在當下的法國媒體生態中指向很明顯，即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羅雷（Vincent Bolloré）控制的龐大媒體集團。

11月19日，馬克龍在北部城市阿拉斯同《北方之聲報》（La Voix du Nord）的讀者進行了相同主題的座談，并表示希望能創立一種由媒體專業人士來定義的“標簽”，以此來區分通過個性化廣告盈利的社交網絡和真正的新聞資訊網站。他特意強調，“這不意味著國家可以說這個是信息、那個不是信息”，并沒有要求讓法國政府來壟斷貼標簽的特權。

11月28日，在東部城市米爾庫（Mirecourt），馬克龍面對法國最大的地區報業集團EBRA的讀者，重申不能讓政府來給媒體貼標簽，“否則就變成了獨裁”。他表示，希望能建立一種“緊急訴訟程序”，以便能及時阻止社交媒體上假信息和“侵犯個人尊嚴”的信息的傳播。受害者啟動這一緊急程序后，法官應在48小時內作出裁定，迫使傳播者和平臺“關閉”其發布的內容。對于某些領域來說，這一緊急程序的意義格外重大：例如在選舉之前流傳的假消息可能會改變選舉的結果，此時如果無力及時阻止、按部就班地訴諸傳統司法程序，那么等到裁決作出后，假消息對選舉的危害早已鑄成。

12月10日，馬克龍在西部城市圣馬洛（Saint-Malo）在同《西部法國報》（Ouest-France）讀者和編輯座談時強調，社交媒體會對青少年的成績和心理健康造成危害，這一點已經有科學共識，他打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比方，稱社交媒體的危險性，就像讓一個孩子駕駛F1賽車一樣：“我并不想讓他贏得比賽，我只想讓他下車……我首先想要的，是讓他學習交通規則并且確認車輛能正常行駛，然后讓他在另一輛車上學習駕駛。”他還表示，目前適用于色情網站的年齡驗證技術，將會移用到社交媒體上。明年1月政府將提交法案，將社交媒體的準入年齡（“數字成年”）限定在15或16歲。

馬克龍出席《普羅旺斯報》讀者座談

12月16日，馬克龍返回南法，在第二大城市馬賽與《普羅旺斯報》讀者座談，再度強調社交媒體上假消息的危害。這一次，他舉了一個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例子：此前Facebook上一度流傳“愛麗舍宮發生軍事政變”的虛假視頻，播放量達到上千萬次，甚至導致非洲某國元首親自給馬克龍發消息求證真偽，而當法國政府聯系Facebook要求撤下該虛假視頻時，后者竟然以“不符合使用規則”為由而予以拒絕。馬克龍無奈地表示，他原本認為自己作為總統會比普通人有更多施壓手段，結果面對這種社交媒體巨頭同樣無能為力。

“博羅雷系”的“憤怒”

在圖盧茲的首次座談中，馬克龍將矛頭隱然指向了“博羅雷系”媒體集團。來自法國西部布列塔尼地區的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羅雷，從港口和航運業務起家，但最近十余年來興趣轉向媒體，通過家族控股的博羅雷集團，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傳媒帝國，掌控著著名的綜合性媒體集團維旺迪（Vivendi）、付費電視和影視傳媒集團Canal+ 、公關與傳播集團哈瓦斯（Havas）、出版集團路易·阿歇特（Louis Hachette）等，而在這些行業巨頭的羽翼下，則是與普通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多個信息渠道：在電視領域有收視率最高的CNews（以及此前剛剛因為屢次違規而被吊銷有線平臺播放執照的C8頻道）；在廣播領域有歐洲一臺（Europe 1）；在紙媒中有政治上頗有影響力的《星期日報》（JDD），以及多份生活及時尚類雜志等。

如果僅僅涉及商業版圖的擴張，倒不是最可怕的，畢竟逐利是資本的天性。但真正讓人擔憂的，是這個龐大傳媒帝國背后的政治訴求越來越難以掩飾。整個“博羅雷系”媒體呈現出明顯的“右傾化”甚至“極右化”的特征。其中最典型的是原本立場溫和中立的《星期日報》，在被博羅雷集團收購后，曾任極右派雜志《當代價值觀》（Valeurs Actuelles）的主編勒熱恩（Geoffroy Lejeune）成為該報新任掌門人。盡管編輯團隊群起抗爭，發起了長達40天的罷工，但仍然難以阻止資本的意志。經歷人員清洗后，該報立場急劇向極右派傾斜，不僅頻頻在移民、安全等問題上大做文章，而且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也持“另類”立場。同樣，新聞頻道CNews也徹底埋葬了其前身Itélé的中立立場，成為右派和極右派的主要發聲筒。在媒體和政界許多人眼中，CNews已經成了一個“極右派頻道”。

在馬克龍在座談中將矛頭指向“博羅雷系”之后，《星期日報》率先發難，針對媒體的可信度標簽問題，當周報紙的頭版標題為“馬克龍：走向信息控制”：指責總統“滑向極權主義”，想要“扼殺自由”，通過建立一個“真理部”來讓媒體與其保持一致。隨后，“博羅雷系”的其他媒體紛紛跟進這一論調。CNews的明星主持人普勞德（Pascal Praud）指責馬克龍是因為對媒體的冷遇感到不滿而想要“強加單一敘事”，他甚至聲稱，如果建立新的監管機構，不妨給它起名叫《真理報》。

來自極右翼和右翼的政治人物很快加入這場討伐。“國民聯盟”黨主席巴爾德拉在CNews上聲稱，馬克龍的表態是一種“威權企圖”，“反映出這個失去權力、仍試圖維持對信息的控制的人的孤獨感”。前共和黨主席、如今已經淪為國民聯盟附庸的西奧蒂（éric Ciotti），以及持強硬保守立場的現任共和黨主席勒塔約（Bruno Retailleau）也各自發起請愿，反對“政府篩選媒體或強加真理”。而國民聯盟的旗幟性人物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則從根本上質疑現有的視聽媒體監管模式，聲稱私有電視臺“完全有權不保持中立”。

面對突如其來的洶洶眾議，愛麗舍宮采取了針鋒相對的還擊策略。12月1日，愛麗舍宮在X平臺上發布推文，用一種半無奈半嘲諷的語氣說：“《真理報》？真理部？談論打擊假信息，反而引發了假信息……”隨后在次日的內閣會議上，馬克龍明確否認會為媒體創建“政府標簽”；而在圣馬洛，馬克龍再次強調，區分真假信息并不是政府要做的工作，而是“一個自由的媒體通過駁難和驗證來完成的工作”。

從客觀效果上來看，“媒體標簽”成了馬克龍提出的一個“憤怒誘餌”，但縱觀整個政治態勢，很難想象馬克龍的本意是要引戰。這位民意低迷的總統，目前最不缺的就是針對他本人的憤怒。這種負面觀感不僅困擾他本人，甚至拖累了其身后的整個陣營在2027年總統大選中的前景。而規制社交媒體這種議題，固然可能讓為人父母者略感欣慰，同時卻有得罪年輕選民的很大風險，因此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合適的出擊戰場。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社交媒體成為馬克龍表達不滿并進而醞釀規制的對象，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自從社交媒體興起以來，沒有哪位法國總統遭遇到如此之多的敵對言論和公開誹謗。關于“第一夫人是男兒身”的流言蜚語，從馬克龍上任之初就開始流傳，甚至在大西洋彼岸引發美國極右派網紅的狂歡，迫使馬克龍夫婦在美國入稟公堂。近期，馬克龍訪英會見德國總理默茨和英國首相斯塔默時尷尬藏紙巾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被演繹成“聚眾吸食可卡因”，雖然各大媒體事后紛紛澄清，但相關陰謀論仍然成為反對者（尤其是俄羅斯方面）大力宣揚的素材。更不必說前述“愛麗舍宮發生政變”的虛假視頻，遠遠超出了誤傳或搞笑的范疇，成為顯而易見的“信息戰”攻勢。

極右黨魁的“光環營造”

在距離2027年總統大選還有一年半之際，各路候選人已經開始躍躍欲試。其中，國民聯盟民意支持度居高不下，盡管該黨尚未正式提名人選，理論上說，馬琳·勒龐如果上訴成功，仍然是該黨的第一人選，但現實的天平正在越來越向“備胎”巴爾德拉傾斜。不僅他在黨內“新王登基”的態勢已經呼之欲出，而且也展現出對外碾壓對手的氣勢：在11月底公布的一次民調中，無論面對其他陣營何種對手，巴爾德拉都能輕松獲勝，其勝選幅度甚至比勒龐本人出馬還要大。

巴爾德拉在BFMTV電視臺的“論壇”節目中

事實上，巴爾德拉早已在為總統大選謀篇布局。2024年他出版《我在追尋什么》，2025年又出版了《法國人想要什么》，這兩本書都是典型的選戰文宣作品，但無論是劍指愛麗舍宮（總統府），還是志在馬提尼翁宮（總理府），這種舉動似乎都能說得過去，不至于搶了勒龐的風頭。而近期的人氣高漲，也和他巡回宣講簽售新書《法國人想要什么》不無關系，即便途中遭遇到潑灑面粉或被扔雞蛋這樣的插曲，也絲毫無阻其人氣提升，甚至還進一步增加了免費的媒體曝光機會。

年僅30歲、面目俊朗、能言善辯的巴爾德拉，擁有一個近乎素人的“干凈”履歷，他僅有高中畢業文憑，在大學期間輟學，隨后投身國民陣線（FN，國民聯盟的前身）的政治活動。他最大的優點和弱點都來源于這份“干凈”履歷：除了曾當選巴黎大區和歐洲議會議員，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歷練。批評者質疑他沒有任何管理企業、地方和中央行政部門的經驗，就想一步登天去當總理甚至總統，而他本人的辯詞是自己“沒有在參議院里養尊處優三十年”，也沒有讓國家背上巨額債務。而選民似乎也很吃“清新形象”這一套：在2025年夏天一份“只論形象、不論政綱”的民調中，如果在政治人物中選擇一位作為度假伴侶，巴爾德拉的受認可程度遠遠高于其他政治人物。

從某種程度上說，巴爾德拉的“光環營造”，很大程度上是在復制馬克龍當年的崛起之路，同樣以“清新形象”讓人耳目一新、同樣迎合了民眾對于建制派政治的失望乃至憤怒之情，所不同的是，當年馬克龍崛起的背景是民眾對主流左右兩大政黨的失望，如今巴爾德拉所賴以漁利的，除了上述情緒之外，還疊加了對曾經聲稱能解決問題的中間派勢力的失望。但當年馬克龍至少還有過執掌經濟部的經驗，而巴爾德拉則完全付諸闕如。具有諷刺性的是，他迄今為止最出彩的政績是兩次率領國民聯盟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不錯戰績，但真的當選之后，他卻很少參加歐洲議會的會議，也極少呈交提案。

在距離大選還有一年半之際，巴爾德拉的“光環營造”似乎已經獲得了良好效果。但這種光環仍然要面臨來自兩個方向上的考驗：一方面，極右派在此前歷次大選都呈現出“高開低走”的態勢，目前的高人氣在很大程度上是選民對當下局面表達不滿的情緒性反應，隨著投票臨近，選民會更加回歸理性、更加關注政綱，而各黨派之間的合縱連橫也會施加越來越大的引導作用；另一方面，法國當代極右派始終有高層內訌的傳統，從老勒龐到小勒龐，都曾經歷過和左膀右臂反目成仇的戲碼。近一年來，巴爾德拉和馬琳·勒龐之間也不乏微妙互動。12月11日，巴爾德拉再度宣稱“我將永遠忠于馬琳·勒龐”。但這種表態讓人想起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一句俏皮話：“有權勢者就像淑女，如果你不得不告訴別人你是，那么你已經不是了”。同樣，當忠誠需要反復當眾宣示時，它會持續多久，反而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當“自由”成為一種狗哨

馬克龍的“憤怒誘餌”和巴爾德拉的“光環營造”，其中的關鍵連接點，是“博羅雷系”媒體對建制力量的侵蝕，以及對極右派的暗中支撐與整合。一個并非巧合的事實是，當馬克龍表示要對社交媒體上的假消息進行規制時，反應最強烈的是以《星期日報》為首的“博羅雷系”媒體。而巴爾德拉的兩本政治文宣作品，出版方正是屬于“博羅雷系”的法雅出版社（Fayard）。

僅僅說“博羅雷系”媒體想打造一個為極右派發聲的渠道，未免失之簡單；這個媒體帝國真正想做的，除了讓極右派“正常化”之外，是要將極右派和傳統右派整合起來，消除二者之間的藩籬，換言之摧毀針對極右翼的“共和陣線”，牽動整個法國政治版圖向右漂移，以實現博羅雷本人頭腦中的“捍衛基督教文明”保守圖景。

同樣并非巧合的事實是，剛剛因為“利比亞獻金案”而遭受三周牢獄之災的前總統薩科齊，取保候審之后旋即以殉道者姿態出版《囚徒日記》，而出版方同樣是法雅出版社。2015年曾信誓旦旦地宣稱“絕不會給國民陣線投票”的薩科齊，此次在書中不僅感謝國民聯盟要員對自己的問候，而且透露自己曾向馬琳·勒龐表示，在2027年大選中不會參加所謂“共和陣線”。這一表態意味著一個重大轉向，暗示著共和黨中的薩科齊派系即便不與極右派結盟，也不會阻止其上臺。而這種“傳統右派的極右化”正是“博羅雷系”媒體帝國多年來潛心布局所要促成的結果。這一戰略通過薩科齊的復仇怒火，終于在“共和陣線”上打開了一個肉眼可見的缺口。

和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不同，在當下歐美社會的輿論場域中，“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像“愛國”一樣，某種程度上越來越成為極右翼的“狗哨”。籠統地談論“自由”，當然是連左派也不會反對的原則（甚至可以說連左派也不乏濫用），但作為一種用來對抗所謂“單一敘事”的“言論自由”，則是當下極右翼更為青睞的話語策略。《星期日報》旗下周刊《JDNews》的封面上就把“表達自由萬歲”作為固定副題，盡管該報在選題上顯而易見地完全偏重于安全、移民、外交等傳統的右翼話題領域，遠遠說不上兼容并包；同樣，原“今日俄羅斯”（RT）法國頻道主編費多羅娃（Xenia Fedorova）被“博羅雷系”媒體延攬之后，除了頻頻撰文抨擊“伊斯蘭威脅”之外，在法雅出版社推出的新書題為《被禁：有條件的言論自由》。正如巴黎政治學院教授莫羅-謝弗羅萊（Philippe Moreau-Chevrolet）所言：“法國正在重演美國發生的情況，即‘言論自由’的主題被MAGA所脅持”。

在這一背景下，馬克龍關于規制社交媒體所激起的“憤怒”，便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極右派對“媒體標簽”的憤怒，真正的要害不是政府權力或者“真理部”，而是事關“文化戰爭”。馬克龍本人反復強調，政府并不尋求壟斷給媒體貼標簽的特權，而應由媒體界專業人士來行使這一職權。但在極右翼看來，這甚至比直接賦予政府以特權更糟糕，他們并非分不清楚“國家”和“記者”的區別，但在他們眼中，當下法國媒體界中的左翼分子仍然在數量上占據壓倒性優勢，如果這個經授意成立的“貼標簽”機構不是政府、而是由專業媒體人士組成，甚至對他們更不利。萬一日后政權易手，讓政府在媒體界施展雷霆手段“撥亂反正”，大概是極右派并不反對的愿景；而眼下整個媒體生態的力量格局，卻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但不管對左翼分子們如何不滿，左右之爭本身并不是足以反對同行評議的理由，于是政府想要建立“真理部”、扼殺言論自由的指控就成了一個便宜法門。

另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在1927年的“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Whitney v. California）中，美國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的意見一直被奉為言論自由的圭臬——“對抗錯誤言論的方法是更多言論，而非強制噤聲”。但在此案判決近百年后，這一命題的實際功效和隱含前提，卻越來愈遭到質疑。社交媒體的確帶來了更多言論，甚至眾聲喧嘩，但“虛假信息”、“另類事實”、“信息操縱”乃至赤裸裸的AI移花接木大行其道，“錯誤言論”非但沒有得到根除，甚至愈演愈烈。

事實上，布蘭代斯的上述命題從一開始就是附加前提的。他的原話是：“如果有時間通過討論來揭露虛假與謬誤，并通過教育過程來避免其危害，那么應當采取的補救措施，是更多的言論，而不是強制噤聲。”（If there be time to expose through discussion the falsehood and fallacies, to avert the evil by the processes of education, the remedy to be applied is more speech, not enforced silence.）在這里，“時間”、“討論”和“教育”成為構成“更多言論而非強制噤聲”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布蘭代斯給定的框架是：理性的公民應當有條件接觸到相對均衡的信息，并且可被說服，在面對更充分的信息時愿意改變自己的想法，在此基礎上，更多的言論才是對抗虛假與謬誤的補救措施。

但問題恰恰在于，2025年已經不是1927年，主流大報的黃金年代一去不復返，在時間和注意力高度碎片化的時代，傳統媒體式微，社交媒體崛起，算法制造出無數個“信息繭房”或“回音室”，用戶難以接觸到均衡全面的信息，反而，假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情緒動員能力卻遠遠高于糾偏信息，而且用戶在“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或“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等心理機制影響下，面對真相也未必會幡然醒悟，反而可能愈發強化原有的謬誤。此外，算法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它為了傳播效益最大化（同時也意味著流量和廣告最大化）考慮，會傾向于傳播最能激發憤怒的信息（例如Facebook在緬甸“種族清洗”事件中的角色），再加上信息流可能會被政治和資本力量所刻意操縱或污染，凡此種種，都在極大程度上削弱了“布蘭代斯命題”所賴以建立的前提。

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新著《智人之上》中曾提出警告：我們必須重新理解“信息”的本質，不能一廂情愿地將它和“真相”綁定在一起，而忽視信息本身（哪怕是虛假的）具有的動員能力。當信息反映真相時，固然可以具備改變世界的力量；但當它不反映真相時，改變世界的力量同樣不遑多讓。

在此基礎上，赫拉利區分了“天真的信息觀”和“民粹主義的信息觀”：前者認為，只要信息足夠多，就能得到真理和真相；而有了真理和真相，就能得到力量和智慧；面對信息系統中出現的大多數問題，解決辦法是收集和處理更多的信息。但在后者眼中，信息是一種武器，真相與否并不重要，唯一的現實乃是權力，對信息的控制和使用，最終目的是獲取權力。

可見，布蘭代斯的“更多言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赫拉利所說的“天真的信息觀”。只不過，1920年代的大法官再如何洞諳人心，也無法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因此不必對這種“天真”過分苛責。然而，經歷過世界大戰、冷戰和種族屠殺后，尤其是見識過戈培爾式“民粹主義信息觀”的控制和扭曲，這種“天真的信息觀”即便說是最終的勝利者，也不過是付出巨大代價后的慘勝。

百年之后的2020年代，前所未有的技術工具創建出一個幾乎完全不同的媒介環境。人性幽黯之處，也比百年前暴露得更加充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簡單地恪守“更多言論”作為對抗謬誤信息的唯一法門，不啻為信息洪流中的刻舟求劍。缺乏規制的“更多言論”，就像赫拉利所分析的“魔法師學徒”，用一句簡單的咒語召喚出自己所無法控制的力量，卻很難收拾隨之而來的混亂局面。“更多言論”無法保證不是更多的泥沙俱下，今年的牛津熱詞“憤怒誘餌”便是一個典型例子。

目睹過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政體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提出振聾發聵的“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為“民粹主義的信息觀”描繪了一個具象化的界碑。但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如“言論自由”成為歐美極右翼最鐘愛的話語策略一樣，“真理部”如今反而成了極右翼反建制論述的武器，為奧威爾的警世恒言提供了新的變形注腳：“表達自由”可以有助于污染信息流、通向新的智識奴役，困在信息繭房中的“無知”，可以通過投票箱匯聚成一股憤怒的力量。面對政府試圖規制社交媒體時大喊“真理部”，可以輕而易舉地激起外界的理解、共鳴甚至同情。但對于精神血脈上承襲二十世紀歐洲極權主義的當代歐洲極右派來說，這種憤怒卻不啻為“逆練奧威爾”。

理論上說，政府當然可以放任甚至制造假新聞，或者通過擺布媒體和司法機構，以達到對其有利的局面——例如在波蘭和匈牙利出現過的情況，但富有諷刺性的是，這兩國正是被公認為極右翼得勢的重鎮。而至少在目前，在法國這樣一個信息競爭相對充分的市場上，官方一手遮天、管控輿論的風險遠遠低于另一種來源——具有意識形態抱負的資本。如今《星期日報》網站上流露出的那種爭奪輿論和文化霸權的戰斗氣息，要遠遠高于愛麗舍宮官網。在新的技術手段條件下，對人心的控制和操縱，恐怕早已超越了“真理部”和“電幕”，而是直接訴諸人的享樂、恐懼和憤怒等低級本能，以及在潛移默化中反復強化的“思想鋼印”。未來對人心的控制工具，恐怕不是奧威爾式的有形“電幕”，而是無形算法中的“猜你喜歡”、“猜你討厭”、“猜你害怕”……而這些要素，正是“博羅雷系”媒體以“言論自由”為名義所著力捍衛的。

20世紀見證了血色理想如何鋪就了“通向奴役之路”，但在右翼“加速主義”加持下的暗黑理想，如果不能受到強有力的制約，同樣可能在21世紀鋪就另一條“通向奴役之路”。1989年，保守主義的“教父”里根曾宣稱：“極權主義的歌利亞很快就會被微晶片的大衛打倒”，但如今我們隱隱看到的是，屠龍少年可能化身為龍，微晶片可能成為極權主義的一環，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掌握巨大算法力量的數字巨頭和愈發原子化的個體用戶之間，民族國家的角色固然需要警惕，但也需要進行與時俱進的審視。面對新的時代變幻，對于自由之友而言，被奧威爾、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啟蒙，但不能永遠停留在奧威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原點，放任心智維持在鎖定狀態，以所謂的“保守主義”小眾標簽沾沾自喜，聞“真理部”和《真理報》而色變，視“反政治正確”為“人間清醒”，卻在不自覺中成為這種暗黑理想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