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高層下場了！

南博的瓜吃了那么多，縈繞在心頭的竟是這句話：

有人暗行茍且事，有人以生命守護文明！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媒體報道國家文物局已經成立工作組就此事開展核查。

圍繞著《江南春》的真真假假，一些利益相關者期期艾艾的表述，比《甄嬛傳》更燒腦。

最初大家只是在討論此《江南春》是不是彼《江南春》，南博和龐家到底誰在說謊？

后來就變成了一場考古大雜燴，那些想要隱藏在暗中的人和事也在不知不覺中顯現。

這其中到底有何有趣的人和事，且聽我細細說來。

12月19日晚，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接受《正在新聞》采訪時，有兩個細節表述特別有趣：

1、（假文物調撥與處置）這個事沒有經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家；

2、我2008年退休，今年82歲了，身體抱恙在家，高血糖，前列腺也不好。

我來翻譯一下，中譯中。

徐院長的意思是他在2008年退休已經退休了，隱喻是，他是2001年才成為南京博物院院長的，1997年處置《江南春》畫卷的破事，他沒這個資格當“帶頭大哥”，而且他也不是書畫鑒定專家，這事跟他關系不大。

所以哪怕你拿出南博的文物劃轉單上，指出“徐湖平”的簽名也不能說明問題。

牛不喝水強按頭，你們放著“關鍵的少數”不管，拿著這堆爛事惡意糾纏我一個經辦人，有意思嗎？

其次是說他已經年齡大了，“老來多健忘，時日亦無多”，懇請吃瓜群眾得饒人處且饒人，就不要再翻歷史舊賬了。

然而話音仍未落地，熱搜就爆出，徐院長被前員工實名舉報了。

80歲的南京博物院退休職工郭禮典舉著自己的工牌，聲音發顫卻字字鏗鏘：

“我實名舉報前院長徐湖平，盜賣故宮南遷國寶，十多年了，必須給國家一個說法！”

這個在南博干了40多年的前員工，退休前是典藏部的老館員，天天跟文物打交道。

用他的話說就是：

“閉著眼都能摸出庫房里的箱子哪個裝的是官窯”。

郭禮典說，徐湖平的操作堪稱流水線盜寶：

先讓專家把真文物說成是“贗品”，低價撥給江蘇省文物商店，

再轉手給兒子在上海開的拍賣公司，最后高價賣給海外販子。

一套流程下來，國寶變私產。

這個信息量實在是有點大，那么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實名舉報，擲地有聲的說自己造謠的話自己也要擔法律責任的，可信度是有點高。（真假與否，等待后續調查）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南博的另外兩個前院長了，這兩位都是自殺的。

南博原來叫國立中央博物院，1950年更名為南京博物院。

需要重點提及的是，由于南京博物院底蘊深厚，又有著國民政府的“原罪”，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鬧市持金的稚子，面臨著各方面的壓力。

更麻煩的是，建國后的南京博物院，上級主管部門屢經變動，真正能管事的人反而越來越少，于是就有了借閱和催還的故事。

為了正本清源、嚴肅管理，南京博物院需要一個德高望重、剛正不阿的專業人士來領導，于是在徐平羽院長之后，曾昭燏女士成為這家博物院的掌門人。

她具有三個歷史身份：曾國藩家族的后裔、南京博物院的締造者、中國首位留洋考古的女性學者。

據悉她就任后第一次開會，就口頭規定了一項非正式制度：

本院從事文物工作的人員，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絕對不準私人收藏古董，也不能與這個生意沾邊。

曾昭燏是懂得“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的，而為了杜絕內部人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陋習，她以身作則，直接把自己祖傳的古董茶具上交給國家——我私人擁有的古玩都不要了，你們還好意思沾惹嗎？

可以想象，這些費力不討好的制度從出臺到執行，需要頂住多大的壓力？

但曾昭燏不在乎，她生性孤潔，終身未婚，早就將一生獻給了考古事業。

1964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患有抑郁癥的曾昭燏來到靈谷寺。

她給司機一袋蘋果，讓司機等她。

隨后，曾女士從塔上跳了下來，上衣口袋里留有張字條：我的死，與司機無關。

曾昭燏去世后，陳寅恪寫了首悼亡詩，其中兩句為：

高才短命人誰惜，白璧青蠅事可嗟。

曾昭燏去世后，姚遷接任。

他仍然沒有逃過自殺的宿命。

在馮其庸先生的《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說到了“姚遷事件”的來龍去脈。

起初，某省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從南博借閱字畫，帶回家研讀。

姚遷堅持曾昭燏的制度，完整記錄了借閱事項，并在到期后派人催還，人憎狗嫌。

后來，有人想把他弄下來，先是誣陷姚遷生活作風有問題，但因為姚遷生活古板，找不到問題；于是又說姚遷經濟上有問題，查了半天又沒找到財務上的口實，只能作罷。

然后，戲劇性的事件出現了。

此前有一次，姚遷給新入館的文物做鑒定時，有位南博的干部記錄了姚的口述鑒定意見，并整理成文發表在學術刊物上，還把姚遷列為論文作者之一。

姚遷事后非常惱火，嚴肅地批評了他，不同意署名，并拒絕了對方分享稿費的建議。

這就給有心人提供了機會，姚遷被安上了“學術不端”的罪名——你沒有寫論文，為什么論文上有名字？

事件迅速擴大化，先是江蘇省委成立工作組開始調查，然后是《光明日報》連續發表《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等二篇報道，同時還配發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給姚遷沉重的打擊。

作為姚遷的好友，馮其庸寫信說，“我一定來看你，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收到信的姚遷淚如雨下，對副院長徐湖平（對的，就是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徐院長）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當天晚上，姚遷自縊，以死抗爭。幾個月后，經過工作組的詳細調查，姚遷被平反。

姚遷的結局，對于整個文博系統而言，是一個標本式的事件。它完成了某種規訓：此后幾十年，你很難再看到有人在類似的事情上太過較真。

這兩位自殺殞命的院長隨著時間的更迭被遺忘在腦后，后來的人該干啥還是干啥，直到《江南春》爆雷。

《江南春》外觀。圖自澎湃新聞

在龐家和南博打官司之前，龐家就不斷給南京博物院寫信，希望看看當年捐贈的137件藏品的現狀。

但匪夷所思的是，南博并沒有回復他們。

龐元濟的曾孫女龐叔令說，2018年時，她的媽媽，也就是1959年捐贈者龐增和的夫人，還為此寫信給南京博物院。“她在世的時候，一直惦記這事。后來她突發心臟病，就是因為有親友來講了南博這個事情，一下子讓她突然生氣，沒緩過來去世了……”

可悲呀，這樣一位赤誠的捐贈者家屬就這樣被氣死了。

再說回畫作流出事件，這件事最吊詭的地方在于：每一步都是合規的。

有專家鑒定記錄、有省文化廳的批復、有調撥手續、有銷售發票，鏈條完整，程序清晰，挑不出毛病。

這讓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的一個老案子。當時英國的濟貧院制度，在程序上堪稱完美：有申請流程，有資格審核，有賬目記錄，有監督機制。每一個窮人進入濟貧院，都經過了嚴格的程序。

但狄更斯寫《霧都孤兒》的時候，描述的那些濟貧院里的悲慘生活，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簡單：程序可以完美，而程序之下的人可以不完美。

制度是死的，執行制度的人是活的。

當程序成為遮羞布而非約束力的時候，程序正義本身就變成了一種諷刺。

《江南春》的流出，把時間線拉出來看：鑒定是在60年代完成的，那會兒既沒有成熟的文物拍賣市場，也沒有后來那些嚴格的監管條例。

“偽作”兩個字一落筆，類似文物就從“公家財產”變成了“可處置品”。

有人總結過這套處置的精妙之處：

把責任放進專家鑒定組——標準不同、認識有限、學術在發展，很難追究幾十年前一組專家的責任。

把風險轉移給文物總店——后續交易與博物院完成切割。

一切交給時間——人員更迭，檔案封存，只剩“以當年結論為準”。

最后的結果是：責任消解于流程，利益歸于個人。

這恰恰也是龐叔令女士最為憤怒的地方吧，“不是因為你賣了，而是因為你賣了都不告訴我。這不是法律問題，是人性問題。”

這還牽扯到一個更深層次的東西：捐贈的本質是什么？

捐贈是一種單方面的“讓渡”行為，一旦完成交付，似乎就與捐贈人關系不大了，但換一個視角來說，在人類社會中，禮物從來不是白給的，它背后總有回禮的義務。

即使是單向的贈予，也創造了一種持久的社會紐帶，受贈者對贈予者負有某種道義上的虧欠與責任。

鑒定“偽作”卻不通知捐贈人，本身就是一種荒誕。

更荒誕的一層是，將所謂的“偽作”當作無足輕重的廢品處理，本身就是對文化遺產的不尊重。

既然當時鑒定是“偽作”，何不“退捐還畫”？如果還了，豈不是沒有了今日的官司一樁。

好在，現在高層下場了，一切都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