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能源轉型為何半心半意？

文/王海濱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級經濟師

美國既是世界能源生產大國，也是消費大國，對全球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的能源供需總體比較平衡，并不指望靠出口化石能源“養家糊口”，但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風光電等非化石能源的“仇恨”之深，與世界化石能源凈出口大國的領導人相比，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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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在

能源轉型方面的作為

風光電和電動汽車的發展是能源低碳轉型的重要標志。在這些領域，美國的發展逐漸落伍。比如，1997年美國太陽能和風力發電量的全球占比分別是69%和54%，而2024年已經降至15%和18%。又如，美國曾經是電動汽車的“超級大國”，2013年美國的電動汽車銷量占全球總量的44%。但是，近年來其發展逐漸落伍。2024年美國電動汽車銷量約為160萬輛，全球占比不到10%。

美國能源轉型落伍的原因較多，而政策不給力是其中之一。

特朗普對美國能源低碳轉型的傷害很深。在特朗普1.0時期，他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他推翻了奧巴馬的“清潔電力計劃（CPP）”，并代之以“平價清潔能源（ACE）”法規，以挽救美國煤炭業；他還廢除了奧巴馬政府提高汽車燃油效率的計劃。二進白宮后，特朗普再次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并打算廢除拜登政府的降低油耗計劃。

拜登對美國能源低碳轉型的幫助不大。由于種種原因，他對轉型設限較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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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源轉型政策

為什么不給力？

一說到美國政府消極對待能源低碳轉型，人們很容易想到這是拜特朗普所賜。

特朗普是一位典型的氣候懷疑論者。在他看來，“氣候變化是有史以來對世界最大的騙局。”他認為，傳統能源既便宜又好用，新能源則昂貴而不管用，化石能源優于非化石能源，這是“常識”。

作為總統，特朗普個人因素對美國能源轉型政策的影響當然不容低估。但是，特朗普因素并不是影響美國政府能源和氣候政策的唯一因素。即便在特朗普沒有主政的時候，美國政府的氣候和能源政策仍然相對保守。實際上美國的消極氣候和能源政策，有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原因。

首先，美國政府推進能源低碳轉型不給力，部分源于其能源安全方面根深蒂固的擔憂。歷史上美國曾經遭遇嚴重的能源不安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支持前線國家埃及和敘利亞，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發動“石油戰爭”。這一度在美國造成經濟和社會的混亂，并讓美國政府和民眾產生了強烈且持久的能源不安全感（特別是石油不安全感）。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總統通過廣播電視，向美國全國發表講話，第一次提出能源獨立（energy independence）的設想。此后許多年，美國政府對能源獨立的目標孜孜以求。21世紀初美國頁巖革命在經過長期醞釀后終于爆發，其后美國石油產量持續、快速增長，并最終在2020年成為石油凈出口國，從而在物質層面擺脫了長達40多年的能源不安全困境，但是美國政府和民眾的能源不安全擔憂并沒有完全消失。

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雖然清潔低碳，但有隨機性、波動性和間歇性強的缺點，迄今為止不夠可靠。到目前為止電動汽車的續航里程仍然明顯不及燃油汽車，可靠性同樣不足。諸如此類的客觀事實是世界各國能源低碳轉型面臨的共同難題。

而在能源轉型方面，美國還有特殊的安全顧慮。制造電動汽車、風機、光伏板等新能源產品，需要消耗鋰、鈷、稀土等礦產資源，而在這些資源的儲藏、開采和加工等各方面，美國均不占優勢。美國前參議員、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人喬·曼欽說，他不希望像20世紀70年代排隊購買用中東石油制造的汽油那樣，必須排隊從別國購買汽車電池。這反映了部分美國人在能源轉型大潮中的安全擔憂。與之相反，美國的油氣等化石能源資源豐富，采掘技術成熟。雖然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理論上開采得越多，枯竭得越快，但是美國政府相信憑借其國內優越的資源稟賦，以及世界領先的采掘技術，固守高碳發展道路更能保障本國能源安全。

其次，美國政府擔心投入能源低碳轉型會影響其競爭優勢，尤其是與中國競爭的優勢。化石能源產業的本質是采掘，低碳能源產業的本質是制造。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清楚除了采掘業外，美國在傳統制造業上具有一定優勢。比如，與中國相比，美國在燃油汽車制造方面占據某些優勢。然而，在清潔能源產品（比如風機、光伏產品、電動汽車、電解槽等產品）制造方面，美國的技術、經驗、設備等優勢不明顯，而成本等劣勢卻很突出。

正因為在制造業方面患得患失，即便是“氣候總統”拜登也在推進能源低碳轉型方面有所保留。拜登在發展清潔能源時強調“美國制造”，而美國制造成本較高，導致其生產的清潔能源產品缺乏吸引力，從而拖累了美國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的進展。比如，拜登總統于2022年8月簽發了《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包括了通過稅收抵扣等措施，支持美國電動汽車發展的內容。但它同時又規定只有在北美地區組裝的電動汽車才能享受稅收抵扣優惠，并對動力電池的來源提出要求。2024年9月，拜登政府又對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加征100%關稅。實施這些“小院高墻”式的政策，抬高了美國國內電動汽車的生產成本，美國汽車公司生產和銷售電動汽車無利可圖，而電動汽車較高的價格又嚇跑了潛在的購車者。這些導致拜登時期美國電動汽車發展遲緩。

因此，如果堅持走高碳能源發展道路，美國會繼續占據戰略制高點，把握相對于中國等國家的戰略主動，這有助于保持美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相反，如果參與能源低碳轉型，美國需要冒自廢武功的風險，并可能在與中國等國家的大國競爭里陷入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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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能源轉型政策，

中國如何應對？

美國政府——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出于其國家安全等考慮，在能源低碳轉型問題上注定會比較保守。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對此有充分認識，并需采取正確應對措施。

一方面，需要正確評估與美國進行能源低碳轉型方面合作的可能性。中國政府和企業已經對共和黨政府——比如特朗普政府——的氣候和能源政策的保守性有充分認識，并正確地調低了對與之進行有效合作的預期。不過，我們可能會對未來美國民主黨政府的政策以及與民主黨進行氣候和能源合作的前景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如上所述，即便民主黨的口號很漂亮，民主黨政府的實際氣候和能源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同樣具有保守性。在對美合作（包括在對加利福尼亞州等美國深藍州政府進行氣候和能源合作）時，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保持冷靜頭腦、適當降低預期，堅持做到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對世界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的前景保持樂觀預期，并相應地擴大戰略布局。雖然美國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在氣候和能源方面，它并不代表世界大勢。而是否堅持在氣候治理和能源低碳轉型上持續發力，關系到中國的國運。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堅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始終積極參與世界氣候治理和能源低碳轉型，并在持續推進的過程中不斷增強本國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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