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地緣的“三權演義”

摘要

由于化石能源的地理分布集中，貿易需通過海運或者管道，同時交易制度受到大國的管控，因此其供需面臨復雜的地緣經濟影響。本文運用一個基于資源權、通道權和市場權的“三權”分析框架，展示了地緣經濟因素影響能源生產和貿易的具體機制，并分析了俄烏沖突和特朗普能源政策的地緣經濟含義。圍繞天然氣資源的三權博弈在俄烏沖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受此影響，全球石油現貨貿易走向區域化，天然氣的東北亞區域溢價逐漸消失，中國的能源議價能力因油氣來源多樣化而增強。特朗普政府因其“美國優先”的理念，追求能源主導地位，能源政策核心是增強油氣資源權、擴大市場權，實現“三權統一”。從西方各國崛起的歷史看，能源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廉價豐富的能源是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當代前沿科技很大程度上依靠電力，清潔能源是未來重要的電力來源，改變了傳統能源的“三權”，權力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的制造實力。中國在清潔能源產業中的資源稟賦和制造能力可能為自己在新一輪能源革命中帶來競爭優勢。

正文

從舊石器時代的鉆木取火和農耕時代的薪柴炊煙，到驅動工業車輪的煤炭和點亮大街小巷的電力，再到旋轉于戈壁灘的光伏面板和矗立于蔚藍海平線的風機，人類的文明史是一部能源史。這追尋光明和熱量的歷史長河卻不時出現一些黑暗與冷血的片段，在近現代能源史上尤為頻繁。作為“工業血液”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常常與戰火、制裁、封鎖等表征地緣矛盾的詞語聯系在一起，雖然價值可貴如黃金，但總逃不開黑色的詛咒，正如其外表，“黑金”之謂恰如其分。

時至今日，能源仍然與地緣問題深度糾葛。近十年來，有兩件重大且尚在持續的地緣事件與能源緊密相關，一是俄烏沖突，二是美國頁巖油氣產業突破和特朗普兩任政府的能源新政。我們認為，這兩件事將深刻影響全球能源市場。展望未來，清潔能源革命是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技術經濟大事，可能改寫全球地緣經濟格局。下文將分析這三件事與地緣經濟政治之間的相互影響，透視其對中國的意義。

一、能源和地緣經濟的“三權”分析框架

化石能源與金屬礦產、農產品一樣，都屬于大宗資源品，與地緣經濟有天然的密切關系，因為資源品的供需關系和價格總是受到四類國家的影響，它們圍繞三個權力展開博弈（圖表3.1），塑造了資源品的全球市場。這三個權力分別是資源權、通道權和市場權。資源權是指一國利用掌握的資源，決定和影響資源品生產的能力；通道權是指一國利用其掌握的運輸通道，決定和影響資源品流向和通道運行的能力；市場權是指國家影響資源品市場參與者行為和定價、供需、交易結算等市場狀態的能力。對應地，四類國家分別是資源品的供應國、消費國、通道國以及域外國，其中域外國是指不直接參與資源品貿易但對市場有深刻影響的國家。這四類勢力之間通常還有其他事務關聯，與資源品事務相互影響，構成復雜的多渠道相互依賴和制衡。

圖表3.1：資源品地緣矛盾的三權框架

資料來源：中金研究院

（一）資源權源于儲量和供應的地理集中

不論是能源、金屬還是農產品，每個細分品種資源的世界前三大供應國份額占比（CR3集中度）均不低。據IMF研究，平均來看，2019年農產品的CR3集中度是65%，化石能源是50%，金屬礦產是70%[2]。顯著的供應集中度和廣泛的消費分散度造成了資源品地緣政治的基本矛盾。

“稚子懷金，行于鬧市”，相當一部分全球石油資源存儲于少數綜合國力并不突出的國家，這些國家擁有了不相稱的能源影響力，容易被強國染指，造成地緣局勢動蕩。例如，1948-1949年間，沙特阿拉伯國王因為擔心英國和蘇聯對國家的威脅，需要美國來保證安全，故允許美國企業繼續租賃沙特的石油租讓地。1950年代初，美英蘇三國為了英資石油公司國有化的問題在伊朗較勁，導致伊朗首相下臺。

除了外部勢力干涉，一些現代化起點較晚的儲量大國將油氣資源國有化后，強大的國有油氣產業與政治深度綁定，形成“威權政體”。這使它們在全球油氣市場上的行為更多體現國家意志，商業與地緣政治糾葛更深。

擁有較大油氣供應量的國家，可通過調節其剩余產能（spare capacity）來影響油氣市場供給，從而獲得所期望的油價和市場份額，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例如，沙特歷史上就多次上演過“以價格換市場”，釋放閑置產能，增加出口。由此，這些國家就擁有了資源權，以此來參與地緣政治經濟的博弈。

（二）通道權源于資源品對國際貿易的高度依賴

由于資源品供應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供需匹配就高度依賴于國際貿易。歷史上工業國和殖民地的貿易主要體現為“制造品-資源品”之間的交換，殖民地大量出口資源品用于維持經濟，從工業國換回生活所需的制造品。例如19世紀之前，英國就從它自己的各個殖民地進口棉花、茶葉、咖啡等，反過來出口棉紡織品。目前，全球平均約30%的化石能源、50%的礦物、40%的農產品用于出口，其中石油、大豆的出口比重近60%，鋰、碳酸鉀、鎂等超80%。

國際貨運不可避免地要經過一些地區，這就為途經國家發揮通道權提供了契機。一旦通道受阻，國際貿易中斷，各地物價會出現很大紊亂和價差。例如“一戰”抬高了各大陸之間船運成本，造成全球各地同一農產品的物價差異明顯，倫敦和緬甸仰光之間的稻米差價從戰前的26.5%暴漲到1917年422.5%，利物浦與其他產地的棉花、黃麻、油菜籽價差也是數倍上漲。

油氣運輸依賴于海運和管道，與地緣問題天然相關，由于通道國可以收取過境費和截留量，所以跨國運輸會直接影響能源供給和成本。而且，受供應的地理分布影響，油氣運輸須經過世界上多個地理敏感區，所以油氣的通道權一直是地緣博弈的熱點。全球有16個關鍵海運點（choke points），多數附近有美國駐軍，美國在2025年3月還啟動了對其中7個點的安全調查。主要航線的運輸擾動會大幅干擾全球油價，例如2024年美英打擊胡塞武裝，中東向亞洲運輸燃料的單日運費一度飆升182%。通道被切斷，會對全球消費和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與海運相關，港口同樣是復雜的通道政治問題。緬甸皎漂港和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都受到了美國、印度等國的干涉。

油氣管道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問題，受地緣局勢的驅動和直接影響。管道往往要經過多個國家。而且，它是油氣“專用性資產”，對各方的政治信任度要求很高，如果有一方不配合，整個資產就會成為沒用的“擱淺資產”。例如，里海地區有豐富的油氣資源，但外送的TAPI（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遲遲未建，IPI（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縮短和延期等事件背后都有美俄等大國博弈的身影。北約深度介入里海地區管道的重要目標是針對俄羅斯，并增加美國石油供應安全，典型作品就是修建BTC（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管道。

（三）市場權是控制和影響化石能源供需的重要抓手

市場權是一組權力束，包括定價權、貿易權、金融權等，每一項權力都會對能源供需產生實質影響。先看定價權，全球石油定價及其制度演變背后是供應國和消費國之間的長期博弈，消費國主要以制度安排和技術進步來制衡供應國。石油市場早期是由個別國家以寡頭定價，定價權掌握在以標準石油公司為代表的歐美企業手中。1960年OPEC組織成立后，它在國際市場通過集體增減產來發揮重要的價格引導作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為了對抗OPEC，美國聯合一些OECD國家成立了國際能源署（IEA），后來又建立起戰略石油儲備，由庫存調節來逐漸形成石油期貨市場，以市場供需來決定價格。美國的頁巖革命后，它以技術進步來不斷增產和降低成本，已經手握較大的定價權。

貿易權是指各國自主選擇交易伙伴并完成交易的權利。理論上能源交易是一個自由市場，事實上歐美強國可通過禁運和制裁來限制供應國出售，供應國也可通過禁運來懲罰某些消費國。第一次石油危機時，阿拉伯國家就對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施禁運。2012年，歐美聯合制裁伊朗原油出口，三年時間就迫使伊朗原油出口量減半。

歐美最強的市場權體現在金融上。首先，多年來全球石油交易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美國又控制著SWIFT美元結算體系。其次，天然氣和石油市場，歐美都有重要交易所及定價基準，如Brent原油期貨合約在倫敦洲際交易所上市，WTI原油期貨合約在紐約商品交易所上市，2023年又有米德蘭品級WTI原油計入Brent價格指標，鞏固了后者的地位。再次，2023年歐洲的航運保險市場份額為48.5%，其中離岸能源保險英國占據65%，海洋船殼險歐洲份額是51.8%。但歐美在2022年制裁俄羅斯，如果俄羅斯油輪承載的石油價格超過60美元/桶，那么歐盟和G7國家的保險公司不得為該油輪提供保險，從而制約俄羅斯出口石油的能力。

（四）爭奪能源三權易引發地緣矛盾，短期影響供給，長期改變需求

歷史上多次地緣矛盾的形成和沖突都與能源三權緊密交織，是各國為了爭奪資源權、通道權和市場權，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和價格可控的結果。資源權方面，1870-1918年間，德法兩國的核心矛盾之一就是試圖控制煤炭和鋼鐵的主要產區，圍繞著阿爾薩斯、洛林和薩爾地區展開了戰斗爭奪。“二戰”中德國攻擊蘇聯的驅動力之一是覬覦高加索地區的石油，也防止蘇聯襲擊德國控制的羅馬尼亞油田；日本襲擊珍珠港則是美國意圖對日禁運石油，導致日本“先發制人”。多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維護對石油的穩定供應，導致了美國在中東（伊朗、埃及、伊拉克）、拉美（委內瑞拉、墨西哥）等地區的長期介入和干預，被稱為“艾森豪威爾準則”（Eisenhower Doctrine）。市場權方面，若有國家試圖挑戰以美元定價和結算石油的現行體制，就很可能受到美國的打擊。據研究，伊拉克戰爭的誘因之一是2000年底薩達姆宣布要以歐元計價本國出口的石油。2018年委內瑞拉發行“石油幣”，希望以這種加密代幣來結算本國石油，結果美國立即發布禁令，禁止美國公民在境內購買“石油幣”。通道權方面，霍爾木茲海峽是一個典型例子。由于霍爾木茲海峽在全球油氣運輸中具備極高的戰略價值，周邊伊朗、沙特等中東國家和歐美俄等域外國為此建立了多個國際組織和安全合作平臺，即便如此，它一直是美國和伊朗對峙的前線。

供應國軍事沖突、政變、政策變化與域外國制裁等地緣擾動因素會在短期內對能源供給和價格產生顯著影響。由于油氣新增供應需增加鉆井，建立管道、油輪等一套基礎設施，一個地方供應受阻后，很難短時間通過另一個地方來增加供應，那么產量受限導致價格波動很大。復盤1970年以來的全球油價波動，多個拐點都與地緣事件密不可分（圖表3.2）。

圖表3.2：全球原油均價的歷史變化

注：價格為每年所有交易日的均值

資料來源：同花順，中金研究院

地緣局勢的長期結構性變化則會改變消費國對能源的需求組成和需求曲線，甚至導致大宗商品的超級周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歐美各國意識到不能過度依賴中東等地的化石能源供應，就加快探索新能源和節能技術。美國成立了能源部，大幅增加研發支出預算；德國則開始探索太陽能和氫能技術。雖然石油危機并未根本改變各國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局面，但在較大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的新能源產業萌芽。“二戰”后全球重建和2001年后中國“入世”是兩件重大的地緣經濟事件，都驅動了原油的兩次上行周期（圖表3.3），而且扭轉了制造國和資源國的貿易條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歐洲、日本、中國是人口密集的大型經濟體，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收入上升整體上拉動了對油氣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國有豐裕的生產要素供給，壓低了制造品價格。

圖表3.3：全球石油價格的周期分解

注：這張圖把資源的實際價格分拆為趨勢部分（trend）和去趨勢后部分（de-trend），去趨勢后的部分過濾噪音之后可分解出真實的“超級周期”（super cycle），每個周期都由上行和下行段組成。

資料來源：Erten, Bilge, and José Antonio Ocampo. 2013. “Super Cycles of Commodity Price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World Development 44:14–30. 中金研究院

二、油氣視角下的俄烏沖突誘因及市場影響

（一）四方勢力圍繞天然氣“三權”斗爭，加速俄烏關系惡化

2022年的俄烏沖突有著極為復雜的根源，能源問題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俄羅斯、烏克蘭、歐盟和美國四方圍繞天然氣的“三權”展開了多年的博弈斗爭，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俄烏關系的惡化。

俄羅斯是資源大國。冷戰期間，蘇聯持續向歐盟供應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并在歐美支持下建立了若干條天然氣管道，其中有些管道經過烏克蘭，使烏克蘭既是俄羅斯油氣的消費國，也扮演了重要的通道國角色。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后，因雙方談判天然氣價格和過境費無果，2006年元旦俄羅斯切斷了對烏克蘭供氣，談判恢復供氣后，雙方又因為供氣和過境費用、債務等問題鬧了多年矛盾，2009年1月寒冬雙方再次產生天然氣爭端，對歐盟造成了嚴重影響。這些事情迫使歐盟開啟了能源進口多樣化，但也啟動其他管道以繞開烏克蘭，維系對俄關系，并未緩解對俄能源依賴。2010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簽署延長克里米亞軍港租期和降低天然氣價格的協議，“以租期換天然氣”，雙方關系有所緩和，但給后來的克里米亞危機埋下伏筆。

圖表3.4：俄烏沖突中的能源博弈

資料來源：中金研究院

2013年11月，烏克蘭再次內部政治動蕩，演化為持續幾個月的危機，以克里米亞公投為高潮，多方面深刻塑造了歐洲能源格局。其一，俄羅斯受到歐美的嚴厲制裁，得不到油氣資源開發所需的歐美技術裝備支持，主要銀行和能源企業受到金融制裁，再疊加當時國際油價大跌，對俄羅斯財政收入造成了較大沖擊。其二，俄羅斯與烏克蘭關系急劇惡化，烏東頓巴斯地區的矛盾在克里米亞之后更加凸顯，烏克蘭政府加大了對東部頓巴斯地區分裂勢力的打擊力度，為后來的俄烏沖突埋下伏筆。其三，歐盟加快能源多樣化，并建立起歐洲能源聯盟（EEU），旨在以統一的歐洲能源市場管理制約俄羅斯。波羅的海等國所在的東歐地區減少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電網上與俄羅斯切割。有些國家建立了其他管道和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終端。不過西歐國家仍然信賴俄氣，德國和奧地利還支持北溪2號管道。成員國之間的不一致延緩了歐盟整體減少對俄能源依賴的步伐，煤炭和天然氣依賴度甚至上升。歐洲專家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導致俄羅斯高估了自己與歐洲的能源綁定關系，增加了俄烏沖突的概率。

美國過去是這個問題的域外國，但2009年頁巖革命后，它轉變為一個資源國，這改變了它在俄烏局勢中的角色，增強了其國際話語權和外交籌碼。它的LNG出口到歐洲，有利于歐洲氣源多樣化，使歐盟對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定價方式發生調整改變，也對俄歐能源關系“松土”。2016年，美國成為LNG的凈出口國，出口東歐進一步降低了后者的對俄依賴。美國在克里米亞危機之后加大了對俄制裁力度，典型事件是2019年宣布制裁繞過烏克蘭的北溪2號管道，與其對俄戰略競爭有很大關系。由于美國LNG不能完全滿足歐洲需求，歐洲還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俄氣，美國須借烏克蘭之手增加對俄的“戰略杠桿”。所以，2019年美國施壓使俄羅斯在斯德哥爾摩仲裁法庭上與烏克蘭實現調解，達成繼續過境供氣的協議，確保了烏克蘭的通道國地位，增加了烏克蘭在頓巴斯地區問題上的對俄談判籌碼。眾所周知，頓巴斯問題正是俄烏沖突的核心之一。

簡單總結，俄烏因為天然氣過境問題常有矛盾，殃及消費國歐盟，歐盟各國對俄能源依賴態度不同，克里米亞事件之后部分國家尤其是東歐對俄能源脫鉤速度加快，但俄羅斯并未準確判斷歐盟的能源獨立決心。美國頁巖革命后對歐洲的能源介入加深，為俄歐能源脫鉤提供基礎，又為烏克蘭保留了通道國地位，使烏克蘭增強了在部分問題上對俄羅斯的談判籌碼。這些最終為2022年的俄烏沖突添加了“柴火”。

圖表3.5：Urals和Brent油價的走勢

資料來源：Refinitiv Eik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3.6：不同地點的天然氣價格

資料來源：Index Mundi，中金研究院

（二）石油現貨貿易流從全球化走向區域化

俄烏沖突之后，歐美對俄羅斯出口油氣實施多方面的嚴厲制裁，使全球石油的現貨貿易從原來的全球化分裂為兩個半球。俄羅斯不得不從西方主導的石油交易、運輸、保險體系中脫離，轉而向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尋求出口，形成“亞洲石油圈”。歐洲則更依賴于美洲和中東，形成“環大西洋石油圈”。

在此情況下，國際油價出現了“雙軌制”，俄羅斯的Urals油價與英國的Brent油價出現明顯價差（圖表3.5）。一方面，俄油只能向中印等亞洲客戶出售，客戶的強消費權使Urals原油出現折價；另一方面，俄油是輕質油，與中東重油油品有差異，且俄油供給能力有限，故亞洲國家增加俄油進口并不會明顯減弱對中東原油的需求，西方市場油價受影響不大。但是，這種“雙軌制”能持續多久尚不得而知，兩地油價最近有所收斂。這取決于西方對俄油制裁的松緊程度，如果有一定灰色地帶，那么石油現貨就可能重新在兩個半球間流動。

中國的石油來源日益多樣化，對俄羅斯的市場權進一步增強。對于俄羅斯而言，2023年中國超越歐盟，變成俄羅斯原油最大客戶（占出口額44%），但俄羅斯只占中國進口的22%，拉美和非洲來源占比也從2019年的14%上升到2023年的25%，安哥拉和巴西分別成為了中國第四和第五大石油來源國。而且，2014年來中俄能源貿易愈來愈多采用人民幣結算，中國可通過人民幣信用證直接支付油款，降低了進口商的融資成本，間接增強議價能力。為了滿足中國需求，俄羅斯還修建了更多通向中國的油氣管道，這些專用性資產進一步增強了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

（三）天然氣價格的東北亞區域溢價逐漸消失

原來的全球天然氣分為北美、歐洲和東北亞三個區域市場，有三套價格體系。北美是天然氣的價格洼地，價格隨著歐洲需求提升而與海外市場有所聯動。歐洲價格居中，過去多年來歐洲大量天然氣來自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定價具有與石油掛鉤的長期協定特征，后來隨著海外液化天然氣（LNG）到來，氣價競爭性加強。價格最貴的是東北亞市場，因為過去很多天然氣來自中東，運輸成本構成了溢價。

俄烏沖突之后，天然氣的東北亞溢價基本消失，中俄歐的氣價一致性更強（圖表3.6），遠期看天然氣價格將同樣具有原油的全球市場屬性。一個原因是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只能向東銷售，與來自中東和北美的LNG競爭，壓制了本來的東北亞溢價。另一個原因是LNG能在全球靈活轉賣，價格比管道天然氣波動小，LNG貿易量占比從2021年的50.5%上升到2023年的58.6%，大幅弱化了天然氣的區域市場屬性。還有一個非俄烏沖突的原因——特朗普啟動“對等關稅”以來，LNG是日韓對美談判的重要議題，今后預計將加大對美國LNG的采購，來自美國便宜氣源的供給可能會進一步壓制溢價。

在天然氣從區域市場向全球市場的轉化中，中國是受益者，在天然氣市場上的議價能力有明顯提升。中國對天然氣的消費依賴不高且進口多樣化，2023年天然氣在中國的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僅為8.5%，各種替代能源快速增加。而且進口國廣泛，主要來源國為關系較好的中亞和俄羅斯，它們的氣多以管道連接，受海洋安全形勢影響較小。俄氣對于中國市場的依賴日益加深，增強了中國對俄議價能力。

另外，中國有較強的液化和儲運能力，有望從支持海外的LNG基礎設施和裝備中獲得關于用氣的優惠和供應保障。天然氣儲運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接近一半，遠高于石油，所以儲運能力對價格影響較大，跨洋貿易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建造和裝備能力。中國在管道建設、LNG船只建造、液化壓縮機上都有較強能力，2023年中國船廠手持LNG船訂單的運力份額占全球約21%。目前中國在中東、非洲項目日益成為重要的天然氣產業鏈的建造者，還能為業主提供相對低廉的人民幣融資成本。俄烏沖突以及最近的以色列伊朗沖突提升了國際社會對能源安全的需求，我們認為，未來幾年非洲、拉美等地的LNG項目產能擴張加速，油服工程需求將增大，中國企業會有更多機會。

三、服務于“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

（一）政策根植于“美國優先”，實現美國對能源的“三權統一”

從上一屆任期延續至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特朗普執政的核心綱領之一，減少對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承諾。他在上一次競選時說過：“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是我們的信條”（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will be Our Credo）。能源政策是落實“美國優先”的必要支柱。

“美國優先”的第一個政策目標是推動制造業回流，實現美國“再工業化”，能源政策有助于該目標。首先，讓制造業回流的政策組合拳之一就是加征關稅，但這會帶來通脹。著名的Miran報告就指出，為了對沖通脹，必須要設法降低美國國內能源成本。其次，能源是工業的生產要素，降低能源成本，有助于增強美國工業的競爭力。

第二個政策目標是在全球維護美國利益，特朗普提出“能源主導”（energy dominance）的理念，將其列入“戰略性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目標”。維護在海外的能源供應安全長期以來是美國的基本外交政策之一，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化石能源或能源礦產金屬被OPEC或其他敵對國家拿來用作對付美國的武器。在供應安全之上，能源主導是更宏大的目標，不僅要實現能源供應安全，還要立足頁巖革命帶來的資源優勢，把影響能源供給和價格的能力作為外交武器，擴大美國的國際影響力。過去的美國是石油市場上把控交易制度的重要角色，有著很強的市場權；它在主要海峽通道附近駐軍，對相關國家有較大影響力；它所欠缺的是資源權。頁巖革命后，美國實現了集三權于一身，我們認為油氣資源將成為它在未來全球外交和經濟競爭上的重要“武器”。

為實現這兩個目標，特朗普政府在兩屆任期內的能源政策措施分為單邊主義和能源生產出口兩大類。單邊主義措施包括兩次退出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加強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的石油出口制裁。能源生產出口類措施包括加速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加快油氣出口審批、減少對化石能源的監管。特朗普政府最近提出《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修改了拜登政府《通脹削減法案》（IRA）的較多條款，提前終止對電動汽車和清潔能源的補貼支持政策。

（二）政策核心是增強油氣資源權、擴大市場權

加速勘探開發油氣資源（“drill, baby, drill”）是特朗普能源政策的核心，鼓勵油氣生產商擴大資本開支。在上個任期，特朗普政府顯著放寬了油氣領域的勘探開發限制，例如2018年勘探開發許可同比增長38%，審批時長從2017年的120天降低至63天。美國由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產國和能源凈出口國，到2020年末有27%的原油用于出口，是2017年初的3倍。由于他上個任期基本兌現能源領域的政策承諾，我們預計第二任期繼續實現承諾的概率較高。本屆政府的能源部長Chris Wright正是當年推動美國“頁巖革命”的關鍵人物。

為提升油氣資源的市場競爭力，特朗普政府還希望能源公司削減對清潔能源的研發和資本開支，減緩綠色轉型的步伐。從本屆政府上任伊始，特朗普就宣稱要暫停IRA法案執行，停止補貼。以氫氣為例，IRA法案給氫氣生產商有最多3美元/千克的稅收抵免優惠，若補貼無法得到落實或被削減，大型能源公司的氫能項目將面臨投資回報率過低的問題。

除了增產，美國也通過兩個路徑來擴大油氣貿易的市場權。第一，用能源禁運、制裁等常規手段來遏制伊朗的貿易權，減少原油供給，對沖“OPEC+”國家和美國自己的增產。這樣可以托底市場油價，使美國頁巖油氣廠商能夠盈利來擴大開支。美國生產商是否積極擴大資本支出取決于國際油價。目前美國頁巖油田的盈虧平衡點均值在50-55美元，最大頁巖油田Permian報告為62美元。如果美國和OPEC+的增產導致全球油價繼續下跌，會抑制增產水平。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后對伊朗的石油買方實施了制裁，使伊朗石油出口量從220萬桶/天驟降至2019年的50萬桶/天。拜登政府時期，2023年伊朗出口又恢復為150萬桶/天水平，所以若特朗普重新對阿聯酋、巴拿馬等國的石油經紀商和影子船隊進行制裁，回到2019年水平，我們預計全球供給或降低100萬桶/天。

第二，以非能源領域的政策為籌碼，換取更有利的油氣貿易條件。例如，特朗普政府多次揚言要加征歐盟關稅，實際上是能源交易的籌碼，要求歐盟必須每年從美國購買大量的能源。其衍生后果是，美國不會放寬俄羅斯對歐洲的油氣出口，以確保美國在歐洲能源市場的份額。

擁有資源國身份后，美國的全球事務注意力很可能從中東和歐洲收縮。美國對中東油氣的依賴度下降，使其承擔中東安全責任的意愿減弱。2025年3月的美國高官“群聊門”泄密事件透露特朗普政府對紅海事務的消極態度，不再依賴紅海作為關鍵能源通道，要讓歐洲來承擔維護紅海航運安全的成本——副總統萬斯聲稱“40%的歐洲貿易通過蘇伊士運河，只有3%的美國貿易通過蘇伊士運河”。對于歐洲，過去多年來美國提供了防務安全來加以控制，俄烏沖突后將更多地以能源出口為戰略控制的杠桿。外交注意力從中東和歐洲收縮后，美國將有更多注意力資源分配到東亞事務上，東亞的地緣政治壓力可能增大。

（三）對中國能源產業的影響利弊參半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全球石油價格總體上明顯下降，WTI原油價格從上任之初的75美元一度下降到最低點不足60美元。供給側的原因在于OPEC+國家和美國增產石油，同時俄烏沖突可能會結束；需求側的原因在于全球擔憂美國的關稅政策或將導致經濟衰退。根據美聯儲達拉斯分行對轄區內133家油氣公司調研顯示，各公司認為2025年末WTI價格均值預期為70美元。

美國的能源政策對中國化石能源行業的益處有兩點。一是油價可能降低（參見本書第八章），中國油氣的進口成本將減少，畢竟中國仍然依賴海外油氣。二是美國擴大油氣出口，會與中東等傳統油氣生產國形成更明顯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助于后者與中國形成更好的關系。但不利之處在于，油價降低會擠壓中國海外化石能源項目的經濟效益。據2022年底的統計，中國當時在海外有200多個油氣勘探開發項目，含9個千萬噸級產量的油氣田和10多個200萬噸以上產量的油氣田。

對于中國綠色產業而言，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同樣有利有弊。美國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退群”后，為中國擴大氣候政策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契機，有助于中國綠色產業進入歐盟等其他市場。素來對華持鷹派立場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2025年4月8日與李強總理的通話中表示，“歐方愿同中方推進各領域高層對話，深化經貿、綠色經濟、氣候變化等領域互利合作”，這在她以往的表態中頗為罕見。但是，油氣價格降低，會擴大清潔能源的“綠色溢價”，不利于清潔能源的推廣。

在能源政策之外，美國政府將對中國建造和運營的船舶設置壁壘，尤其是LNG船。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已經對中國船舶展開了“301調查”，2025年4月宣布調查結果，2025年10月后將對中國建造和運營船舶征收停靠美國港口使用費，2028年后要限制外國建造的船只承運美國出口的LNG。不過，2025年6月公開征詢意見后，美國又提出，可能取消對LNG出口船只的限制，但尚未有定論。目前，中國在全球油輪和LNG船舶制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客戶甚至包括美國LNG公司。美國的這些措施將不利于中國船只，特別是LNG船舶。

四、清潔能源的新“三權”帶給中國歷史機遇

（一）廉價豐富的能源是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

能源是一國產業競爭力的基礎要素，一國的工業結構通常要與其能源結構相匹配，由能源成本的高低來決定是否發展能源密集型產業。如果能源過于昂貴，高耗能產業的成本競爭力顯然有所不足。例如，由于種種因素疊加，2021年歐洲天然氣價格急劇上漲，導致與氣價掛鉤的電力價格大幅上升，當年的寒冬和2022年俄烏沖突進一步加劇了情況，歐盟成員國不得不削減天然氣用量。高電價和用氣限額導致德國電解鋁、鋼鐵、化工、化肥等能源密集型工業減停產（圖表3.7）。又例如，中國大力發展電動汽車的重要考量之一在于“富煤少油”，煤電便宜而石油缺乏。

在近現代歷史長河中，人類經歷過幾輪能源革命，每一輪革命都會造就與主要能源相匹配的工業。一個國家若能抓住機會，使本國獲得廉價豐富的能源供給，就有可能發展出先進工業，崛起成為全球強國。但如果固守在上一代能源，不能滿足先進工業的需求，則有可能落后。

不少學者研究表明，16世紀-17世紀荷蘭經濟的繁榮與泥炭密不可分。荷蘭缺乏木材，但泥炭儲藏很豐富，絕大多數都在海平面附近，適合挖掘。而且泥炭很重，必須依靠水運才能低成本運輸，荷蘭恰恰有發達的運河能運輸泥炭。其他國家雖然也有很多泥炭，但埋藏位置太深且運輸成本很高。泥炭的熱值有限，不能提供冶金所需高溫，但能在燒石灰、釀酒、制糖、玻璃等其他能源密集型行業廣泛應用，使荷蘭的這些產業非常發達，成為當時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圖表3.7：德國工業電價和制造業產量

資料來源：CEIC，歐盟統計局，https://publikationen.bundesbank.de/publikationen-en/reports-studies/monthly-reports/monthly-report-october-2024-938956?article=germany-s-international-interconnectedness-via-foreign-direct-investment-current-developments-939182，中金研究院

圖表3.8：中國不同能源的度電成本

資料來源：BNEF，中金研究院

18世紀之后，煤炭開始在歐洲能源中發揮重要作用，而荷蘭仍鎖定在泥炭上。因為荷蘭已建立了完備的使用泥炭的制度和設施，包括規范化的泥炭運輸勞動力管理制度、泥炭運輸船夫公會等，釀酒、燒石灰、制磚業的技術設備和生產流程也圍繞泥炭設計，改造成本很高。而且，短期內泥炭成本仍有優勢，僅為煤炭價格的三分之一。隨著后面泥炭供應量越來越少，開采和運輸成本上升，生態破壞，荷蘭不得不依賴進口昂貴的煤炭，導致其工業燃料成本升高，競爭力開始落后。

英國則乘上了煤炭革命的東風，19世紀中葉時煤炭產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是美德法三國總量的4倍。對于英國而言，煤炭有多個優點。第一，煤炭儲量豐富，易于運輸，方便城鎮化。英國森林覆蓋率低于歐洲大陸國家，木柴日益匱乏且昂貴；水力則囿于自然地理彼此分散，工廠無法集聚，且水流動力不規律。英國的煤炭基地多靠近港口，水運煤炭的成本很低。儲量豐富的煤炭能夠方便地從產地運往任何一個城鎮，各地就能建立起集聚的工廠和居民區，產生規模和集聚經濟。第二，煤炭能量密度高，是泥炭的兩倍以上，大大拓展了煤炭的使用范圍。高能量密度使之能用于冶金煉鐵，驅動軍艦，提高了英國的鋼鐵工業效率，也使皇家海軍迅速壯大，奠定了英國的海上霸權。更重要的是，燒煤產生的蒸汽動力和煤氣的夜間照明締造了工業革命，擴大了英國的生產規模，促進了城市夜生活。隨著英國殖民勢力擴大，它在南非、澳大利亞、孟加拉、加拿大等全球殖民地航道建立起加煤站，用當地所產煤來補充供給，使其海軍能觸達世界各地，形成“日不落帝國”。

到了20世紀初，英國鋼鐵業已形成了基于煤炭能源的機械裝備，基礎設施投資達到數十億英鎊。而且，英國有幾千個煤礦，有100-200萬煤礦工人，政治勢力強大。這些都導致英國未能及早轉向以石油為中心的經濟，盡管它在中東有石油公司和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美國卻在石油時代“如虎添翼”。美國在當時是世界石油生產的領軍國家，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等地盛產石油。而且石油很容易用管道或油罐運輸，美國能從其中西部產地方便地運往經濟發達的東北部地區。石油的能量密度是煤炭的1.5到2倍，能支撐長途甚至遠洋交通工具，這為美國打造公路體系和汽車產業、發展海軍和空軍提供了堅實支撐，因為飛機只能依靠航空煤油，用柴油驅動的船只也比煤炭驅動更高效省力。在石油動力支撐下，美國構筑起強大的海陸空三軍，為二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近十年的頁巖革命進一步增強了美國能源獨立和戰略能力。

歷史來到21世紀，人類已揭開了清潔能源大規模推廣的帷幕，新一輪能源革命到來。如果清潔能源能夠成功，而美國鎖定在油氣相關基礎設施和產業上，它有重蹈當年荷蘭和英國覆轍的隱患。太平洋的對岸，時代可能給中國帶來了歷史性的機會。

（二）清潔能源電力重塑“三權”，中國或有競爭優勢

當代前沿科技產業都由電力驅動，如AI、智能汽車和機器人等。中金公司在《AI經濟學》中做過測算，AI產業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占比可能會在2030年前上漲10倍，而且對綠電的需求量更高。按照歷史上的能源與產業革命關系，如今擁有廉價和豐富電力供應的國家可能會具備發展這些前沿產業的能源成本優勢。理論上，可再生的清潔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滿足電力供應的需求。Lemoine (2025)提出“能源階梯”（energy ladder）的概念，認為人類經濟發展是從一種資源過渡到另一種能源投入產出回報率（energy return on energy invested，EROI）更高的資源，風和太陽能轉化為電力來驅動機器，機器制造風機和光伏板，源源不斷生產新的電力，實現較高的EROI水平，使人類能源進入更高一級的階梯。問題就在于，中國未來能否低價、穩定、充分地輸出清潔能源電力，且比美國的火電綜合成本更低？

在清潔能源時代，能源的“三權”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的制造實力。在資源權方面，與化石能源資源稟賦高度集中不同，清潔能源的資源稟賦廣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上，只是資源必須通過特定設備才能轉化為電力。在市場權方面，以交通為代表的終端用能電動化與各式儲能技術減少了消費國對資源國的依賴，增強了在市場上的能動性。終端電氣設備和儲能設備的制造國在這方面也有優勢。在通道權方面，未來的能源通道不僅是管道和輪船，還包括跨境輸電網絡。當前全球多國電網需要大規模改造和新建，電纜和變壓器產能不足。由此可見，不論是綠色電力生產、運輸還是消費，設備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掌握設備制造的國家有可能在清潔能源電力時代有更高的話語權。

中國具有全球領先的清潔能源資源和制造實力，決定了電力資源豐富、發電成本低。從地理空間結構來看，中國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擁有多樣化的地形地貌，包括高原、丘陵、平原、沙漠等多種資源稟賦區，可支持風能、太陽能、水能等多種可再生能源的布局發展。而且，城市人口規模大、建筑密度高的中國具備更高的分布式光伏資源利用空間，從而進一步提升其新能源系統的空間效率。

從制造實力看，中國的規模化生產帶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度電成本（LCOE）比煤電低（圖表3.8）。盡管由于儲能、調峰和電網基礎設施等配套成本的存在，清潔能源的系統成本仍然較高，但這些配套技術同樣具有制造業的規模經濟屬性。我們預計，將來可再生能源的綜合成本或低于煤電。例如，2024年全球電網側鋰電儲能系統的交鑰匙成本同比下降了40%，從275美元降至每千瓦時165美元；而儲能系統成本中電芯成本占比約60%。隨著電池技術進步和產業化程度提高，儲能單元成本也在不斷下降，從而可逐步緩解系統成本負擔。Bloomberg在2025年初的估計數據顯示，若都按配50%儲能算，中國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系統度電成本已低于美國的聯合循環發電技術（CCGT），更低于美國的可再生能源成本（圖表3.9），IRENA的數據同樣顯示中美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差距（圖表3.10）。所以，我們認為綠色電力將是中國在前沿科技產業競爭的有利條件。

圖表3.9：中美不同能源度電成本對比估計

資料來源：BNEF，中金研究院

圖表3.10：中美風電和光伏度電成本（2023）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IRENA，中金研究院

此外，中國的綠色轉型有可能使之大幅減少對石油的依賴，降低弱石油市場權的不利影響。2021年至今，國內原油表觀消費量一改過去多年不斷上漲的局面，轉為高位波動，2021-2024年的原油表觀消費量與GDP的相關系數為0.45，相關性較弱。這說明國內宏觀經濟增長乏力不能完全解釋原油消費量下降，事實上交通領域的清潔轉型不可忽視。我們根據中國電動汽車保有量折算因此減少的汽油和原油消費量，再把這部分減少的消費量添加回真實的表觀消費量，得出一個虛擬的表觀消費量。這個虛擬表觀消費量與GDP的相關系數上升到0.70，相關性明顯增強，說明如果沒有交通電動化，原油消費量與經濟增長依然密切相關。一些學術文獻和研究報告都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中石化《中國能源展望2060》預測，交通用油已經達峰，“十五五”期間中國石油消費量將維持在不超過8億噸的平臺期上。

（三）中國以技術創新引領全球清潔能源產業合作

展望未來，中國首先要從供給側持續推動技術進步。清潔能源的技術還在持續迭代中——例如風機走向大型化、光伏組件從P型向N型技術轉換、固態電池和鋰硫電池等多樣化電池技術路線仍在探索，須依靠持續的創新升級支持。為此，中國應強化研發投入，特別是投入能作為突破式創新基石的基礎研究。2023年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不到整體研發支出的7%，占比遠低于海外發達國家。未來應更多投向物理、化學、材料等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開發，鼓勵產學研協同攻關，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

在自身技術創新進步的同時，還應構建積極包容的全球合作供應模式。若現有清潔能源產業的供給集中于中國等少數國家，會面臨地緣經濟風險，帶來國際貿易摩擦。為加強本土供應鏈保護，美國與歐盟等主要市場相繼對來自中國或中國轉出口產品的光伏組件、逆變器和電池實施雙反措施和安全審查，巴西、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也對進口電動汽車加征關稅。建議參考日本20世紀80年代構建東亞供應鏈共同體的經驗（參見本書第八章），從“產品輸出”轉向“利益綁定”，構建“中國技術+本地制造+聯合融資”的新型合作網絡。如寧德時代與印尼合作開發鎳資源，建設“采礦—冶煉—電池”一體化基地。日本當年還向海外提供貸款，旨在幫助日本企業對外投資和出口。中國可借助新開發銀行、亞投行等區域多邊金融機構，為發展中國家綠色制造業提供融資支持，帶動利益共享。最后，如今清潔技術的全球市場空間受到擠壓，中國還需以國際合作激發對綠色產品的穩定需求，夯實綠色轉型的市場基礎，為全球清潔產業創造更大發展空間。可尋求與歐盟在公共采購、補貼、技術標準等需求側的合作，共建全球綠色經濟秩序。

本文作者：趙揚、徐磊、嚴蓓娜、王嘉許、裘孝鋒、熊家昕、蔣姝睿，來源：中金點睛，原文標題：《地緣經濟論 | 第三章 能源：地緣的“三權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