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 重逢，讓所有未完成終有回響

“重逢把過去和當下連接起來，讓人產生新的思考，獲得具有改變性的頓悟——頓悟往往發生在過去與當下交疊沖撞的時刻。”張悅然說。

我們從文學談起何為“重逢”，也談起那些思考如何緩緩落回她的生命觀察與體驗中。

“我想人與人的失散其實是很自然的事，重逢的前提是有失散、有隔絕，沒有感受這個過程，就談不上真正的重逢。”

筆暫時放下，但故事沒有離開

談起去年出版的作品《天鵝旅館》，張悅然像是重新推開了一扇被時間封存的門。

《天鵝旅館》的起點，是她多年以前的一篇中篇小說——一個貪腐官員落馬，昔日手握權力的主人淪為需要隱藏身份，甚至無法坦然做母親的弱者，而原本處于邊緣的家中保姆，卻在這場權力坍塌中意外走到舞臺中央，獲得了掌控局面的可能。故事在小說里暫時結束，但卻沒有從張悅然的生活中離開。多年后，她和朋友重新聊起這篇舊作，談話間偶然激起的靈感火花，照亮了一條回到故事內部的路徑——她意識到，這個故事其實還沒有走到它應當去的地方。“很多作品發表了，但并不代表真正完成。一個作家如果能再次進入過去的作品，用現在的思考去和當時的故事對話，會產生新的碰撞。”

她很熟悉這樣的文學創作方式，作品并不在落筆的某一刻真正結束，而是會留下契機，并在未來某個時刻，以一種新的面貌邀作者重新走入。張悅然為《天鵝旅館》找到了新的女性角色。“保姆的身份很特殊，她們的生活仿佛被縮小在別人的房子里——是在‘房子內部的房子’里，無法完全舒展自我。她們知道的，比她們能表達的更多。”因此，張悅然也找到了作品真正的主題：權力震蕩下身份的坍塌與重新建立、女性之間復雜而細膩的關系，以及關注與保姆類似“在房子內部的房子里”的，被邊緣化又頑強生活的人們。

在她的闡釋里，創作的過程并非純粹向前，更像不斷回望、不斷重新“打開門”的動作。事實上，她不抗拒，反而喜歡這種再次走進作品的感覺，其中也包括與不同媒介形式下的作品再度相逢——跨越文字邊界，與影像相遇。張悅然幾年前的小說作品《大喬小喬》在電影與電視劇集兩條路上被重新塑造，電影《喬妍的心事》入圍東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而劇集《許我耀眼》則是近期播放量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劇集。

作為原著作者，張悅然參與了電影的部分編劇工作，在她看來，不同媒介有其自身的規律，小說的尊嚴恰恰在于它擁有無法被完全移植的獨特性——那些幽微的內心活動、隱秘的情緒流動，是文字表達獨有的陣地；而影視改編的價值，在于為故事賦予新的生命力，小說中被動壓抑的主人公可能變得積極主動，文字里難以言說的心思，又能夠通過鏡頭語言設計與情節沖突外化呈現。

觀看改編作品時，她總會生出奇妙的感受，那些熟悉的對話、熟悉的內核，包裹在陌生的敘事形態里，像與一位似曾相識的故人重逢。“當演員說出你寫過的對話時，你會覺得極其熟悉；但下一秒，你可能又覺得剛認識他。”張悅然說。

時間流過，女性的看見與隱沒

張悅然過往的許多作品，從《十愛》《誓鳥》到《繭》等，故事中的男性與女性往往帶著吸引力，有著近乎魅魔式的存在感，而《天鵝旅館》中，人物的魅力感被收束了，沉了下來，語言變得更克制、透明，不再以修辭主導文本美感，而是讓人物的命運自己發光。

“女性在自己的階級中其實是不穩定的，是飄搖的。”張悅然說，“正因為這種飄搖，她們更容易換位思考，更容易與他人達成諒解。”《天鵝旅館》中幾位身份、境遇迥異的女性角色，盡管人設上幾乎毫無共同之處，卻都被塑造得各有尊嚴與可愛之處。

她第一次如此大量地書寫女性在權力震蕩中展現出的微妙關系，帶著游離感的連接性。新的女性角色浮現出來，新的女性間群體關系形態呈現出來——是柔軟的、開放的、彼此懷疑又彼此支撐的……故事真正地被完成了。

也許，《天鵝旅館》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重逢。

談到與女性身份有關的思考，張悅然認為自己在成為母親之前與之后的理解大為不同，“我和母親的關系，是最重要的起點”，寫作的某些部分也因此被重新照亮。她開始更敏銳地察覺到女性身份的多重性：是女兒、是母親、是老師、是寫作者、是旁觀者……

而大學老師的身份，也讓張悅然在教學中不斷重新認識女性間的關系。她的學生——那些年輕的女性寫作者們，在她身邊成長著，常與她討論寫作、討論困惑。“女性師生關系在中國幾乎沒有被書寫過，它是一個新型的關系。”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絕對的權威關系，沒有傳統教師那種“毋庸置疑”的自信，而是一種更接近同行、照拂、互相支持的狀態。有時，也包含姐妹或母女般的情感投射。

在張悅然的生命經驗中，寫作使一切更加緊密相連，無論是女性之間的關系、循環往復的時間，抑或是文學本身。

她曾一手創辦的《鯉》在去年復刊，從 2008 年 6 月第 1 輯《鯉·孤獨》到如今最新一期的《鯉·想象的漸近線》，很多人對《鯉》的情感是復雜的——它影響過一代人對于文學的觀看與想象，并在此后，在時間線上不斷循環、重復、再相遇。就像她曾經在《鯉·我去二OOO 年》中寫過的一篇卷首語所描述的——“更重要的是，任何過去的時間從未真正閉合。它敞著口，等待接納一份遙遠的祝福。”那是一種等待重逢的感受，而我們終于等到了它。

《時裝 L'OFFICIEL》：聊到 “重逢” 這個主題，你第一時間會想到什么？

張悅然：很巧，我前段時間剛寫了一篇叫《重逢》的短篇小說。重逢既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文學母題。很多小說都圍繞“重逢”展開——俄羅斯文學里有不少重逢故事，比如納博科夫的《菲雅爾塔的春天》里，重逢是循環往復的，不能有占有欲，一旦想要占有，可能就會迎來最終的告別；古希臘戲劇里的重逢總是伴隨著故人的彼此相認，相認需要信物作為憑借，在那里，重逢的意義在于回到過去的秩序。在那里，重逢不是兩個人之間的私事，而是具有倫理意義的大事。

北島有一句詩，“重逢永遠比告別少一次”，重逢與告別，是相伴相生的，享受重逢，就要接受告別，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O：那你寫《重逢》這篇小說時，是基于什么樣的思考？

張悅然：小說里探討了重逢的不同觀念和意義，也想追問重逢是否有必然性。比如兩個人失散十幾年后重逢，我們總愿意賦予這種重逢某種具有因果性的意義，覺得是“未完成的事”在牽引，但重逢也可能是很隨意的事。其實每一次重逢里，都包含著 “無限循環”“回歸秩序” 等不同維度的含義，就像推開不同的門去探索，很有意思。

'O：從你的個人生命經驗來看，有過讓你感慨的重逢經歷嗎？

張悅然：我有個幼兒園時期結識的朋友，我們失散過很多次卻又神奇地找到了彼此。現在互聯網時代，大家很容易能留下聯系方式、找到對方，年輕一代或許可能不再像過去那么容易失散，但重逢的喜悅也沒那么強烈了。

'O：某種程度上，《鯉》算得上是一代人的文學記憶，你為什么會決定復刊？

張悅然：現在的文學雜志確實變得更少了，也離讀者越來越遠了。但我覺得文學是一個很重要的陣地，可以去表達相對來說比較完整且連續的思考。現在各種新媒體的方式如果保持更深的思考其實是很難的，但是雜志還是能保持這種表達，所以只要可以繼續去做，我是想把《鯉》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