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某位官員連跳多級晉升為省委書記

誰說官場只有“往上爬”？

1975年5月，羅定縣的田埂上，一輛冒著黑煙的摩托車死死攔住了正在看稻穗的郭榮昌。

送信的人氣都喘不勻，只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話：“省委急召，立刻去廣州，馬上走！”

那天晚上，坐在吉普車里的郭榮昌手心全是汗。

那是個什么年月？

運動最兇的時候，這種半夜急召，通常就兩個下場：要么帽子戴歪了要挨批，要么是捅了天大的簍子。

誰也沒想到，這次等待他的不是冷板凳，而是一場打破中國政壇幾十年規矩的“直升機式”飛升。

咱們都知道，體制內爬坡，那是真的難。

從縣委書記到省委書記，中間隔著地委、廳局好幾道天塹。

正常人要想跨過去，沒個二三十年根本沒戲，甚至一輩子都在那個坑里蹲著。

可1975年，42歲的郭榮昌硬是一步登天。

這事兒在當時的大院里炸了鍋，大家都猜他是不是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其實吧，他最大的背景，就是那張白得像紙一樣的履歷。

那時候廣東局勢微妙，老帥們想穩，造反派想奪權。

選人成了一門玄學：老的容易被打倒，小的壓不住場。

這時候，在基層摸爬滾打20年、檔案里翻爛了也找不出一條“政治錯誤”的郭榮昌，成了最佳人選。

這種“和尚頭書記”（意思是沒有小辮子可抓），成了那個特殊年代最稀缺的硬通貨。

上任沒多久，考驗就來了。

那時候“四人幫”還沒倒，那幫人瞎指揮，非要把華南農業大學搬到窮鄉僻壤去，說是“扎根農村”。

這不扯淡嗎？

那些精密顯微鏡、幾萬冊孤本，顛簸兩下全廢了。

可誰敢攔？

誰攔誰就是對抗革命。

省委會上，大家都急得嘴角起泡。

這時候，郭榮昌沒拍桌子，而是玩了一手絕妙的太極。

他笑瞇瞇地拿出張紙，上面全是數字：“搬可以，革命工作必須支持。

但我讓科技辦的同志算了一筆賬，儀器拆卸、運輸、新校區建設，一共得要800萬。

只要教育部把錢批下來，咱立馬搬！”

這一招太絕了。

1975年的800萬是什么概念？

那幫人跑到北京去要錢，教育部一看賬單臉都綠了，直接回絕：“沒錢，暫緩。”

就這么著，郭榮昌用一張賬單，硬生生把華農給保下來了。

后來老教授見到他激動得掉淚，他卻擺擺手說是錢把人嚇跑了。

這就叫用魔法打敗魔法，有些事兒光有原則不行，還得有算計。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能跟上面周旋的省委書記，15歲時還是在香港碼頭被洋警察拿警棍攆著跑的童工。

1933年出生的潮陽娃，為了討生活流落香港，白天在紡織廠踩機器，晚上讀夜校。

那種被殖民者當狗看的屈辱，讓他回國后比誰都珍惜給老百姓做事的機會。

他在廣寧看孩子啃樹皮，自己掏腰包辦學；在羅定修水庫，光膀子跟民工一起扛水泥。

這股子泥土氣，是誰也裝不出來的。

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剛起步，大家都削尖腦袋往上爬。

這時候，已經坐穩省委領導位置的郭榮昌，卻干了件讓所有人掉下巴的事：他主動找習仲勛同志，申請“下放”回地委去。

這就好比現在在大廠當了副總裁，非要申請去當個分公司經理。

為啥？

他心里明鏡似的，當年上來得太快，中間缺了“地委”這一課。

地基不牢，樓蓋再高也心慌。

他對習老說：“我想去肇慶，補課。”

真正的聰明人，永遠知道自己缺什么，而不是炫耀自己有什么。

這一去真不是作秀。

在肇慶，他看懷集縣窮得叮當響，滿山竹子爛地里。

這時候他當年在香港打工的見識派上用場了。

他不光教農民編竹席，還利用早年的人脈，直接打通外貿渠道，把大山里的竹編制品賣到了維多利亞港。

當別人還在糾結“姓資還是姓社”的時候，他已經帶著農民賺外匯了。

2008年，老爺子躺在病床上快不行了。

電視里放著汶川地震的慘狀，已經說不出話的他，顫抖著拉著兒子的手，硬是讓家里捐出了5萬塊錢。

同年9月，郭榮昌病逝，享年75歲。

直到走的那天，他也沒覺得自己當過多大的官，只覺得自己是個補完課的學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