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中工網)
重慶的山是繞著走的,坡是踩著爬的,坡坡坎坎間藏著不少奇怪的地名,貓鼻梁便是其中一個。遠遠望去,那道緩坡的輪廓活脫像只貓兒的鼻梁,斜斜軟軟地嵌在江邊。
這個地名,老廠長郭重智再熟悉不過,他工作了大半輩子的重慶通用閥門廠就在這里。1973年進廠時他19歲,今年71歲了,還在為廠里的事兒忙活。貓鼻梁的這道斜坡,見證了他和廠子一起,從青年走向壯年,又走向衰老。而今,一系列由拆遷帶來的瑣事,讓貓鼻梁重新熱鬧了起來。
從天而降的拆遷款
事情要從幾年前說起。一天,郭重智在重慶大渡口區的公眾號上看到消息,閥門廠所在的鋼花支路要拓寬,涉及沿線企業拆遷。他心里咯噔一下—閥門廠的廠房就在這條路邊,貓鼻梁便是鋼花支路上的一站。
果然很快就有動靜,國土、城建等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來找郭重智調材料,去廠區測繪。這絕對是廠子的一件大事,郭重智第一時間知會了兩位老同事:曹大姐,原人事科長,對廠里的人員狀況比較熟悉;趙賢全,原技術科長,在廠里干了幾十年,辦事能力強。廠子雖然停產多年,但涉及稅務、職工退休、日常維護等許多事務需人經辦,近幾年便是他們三人留守處理。
三個人碰了面,一致決定要成立一個職工代表小組,共同商議補償款分配事宜。他們召集了幾位前任廠長、車間主任、工人代表、工會干部、女職工代表等,17人小組成立了。“人數要多,要盡可能代表更廣泛的意見,而且得是單數,我們最后要舉手表決的。”郭重智說。
2021年初,17位平均年齡超過70歲的老人聚在了老廠的辦公室里。郭重智一時有點恍惚,已經記不得廠里上次這樣熱鬧是什么時候了。
50多年前他剛進廠時必然是熱鬧的。那年他才19歲,廠子也剛成立兩三年,正是一派蒸蒸日上的氣象。閥門廠最初叫“新山村黑白鐵組”,位于重慶鋼鐵廠(以下簡稱“重鋼”)所在大渡口區下轄的新山村街道。大渡口1965年從重慶九龍坡區劃出,成為專為重鋼設立的行政區。
彼時,這座依托鋼鐵工業興起的城區,空氣中常年飄著鐵屑的味道,高爐轟鳴晝夜不息,有“十里鋼城”之稱。不過,重鋼在奠定了重慶工業重鎮產業基礎的同時,也已經開始面臨一些老牌國企常見的麻煩—企業編制飽和,雙職工家庭最多只能安排兩個子女頂替崗位,大量返城知青和職工子女成了游蕩在廠區邊緣的待業青年。
為解決就業問題,1971年,幾位重鋼職工家屬湊了些錢,租下新山村街道的閑置房屋,利用重鋼的邊角料做金屬桶、金屬盆。“黑色的鐵板沒鍍鋅叫黑鐵,鍍鋅的發亮叫白鐵,我們就靠這兩種材料起家。”郭重智說。
作為街道集體企業,這個廠和重鋼沒有隸屬關系,卻離不開重鋼的資源便利。重鋼的老工人會來指導技術,剩余物資也給他們使用,雖然不是無償的,但不用計劃指標,這在計劃經濟年代就是天大的便利。郭重智說,重鋼的邊角料、殘次品,在國營廠眼里是“廢料”,到了閥門廠就成了“寶貝”—灰桶的桶身、消防桶的提手,都來自這些“廢料”的再利用。
彼時的大渡口區,像這樣依托重鋼生存的集體企業不在少數。做勞保手套的、加工鋼鐵配件的,它們像衛星一樣圍繞著重鋼運轉,形成了“大廠帶小廠”的產業生態。
小作坊攢了些錢,職工們又商議,只做些盆盆桶桶不是長久之計,重鋼的生產還需要大量閥門,何不干脆做個閥門廠呢?于是,依舊是借助重鋼的關系轉型,初期沒有機床,他們就用生鐵指標和南方機床廠串換,價格優惠得多。很快,1974年試制產品,第二年實現量產,轉型了的閥門廠一步步走上正軌。
原本的小作坊容納不下,職工們開始修建新廠房,郭重智的父親是一九四九年前從漢陽鋼鐵廠搬遷來渝的重鋼老職工,德高望重,現在退了休,修廠房的事就由他牽頭。選址在重鋼閑置的荒坡貓鼻梁上,這里崎嶇不平,滿是碎石,卻勝在“不要錢”。工人們撿重鋼廢棄的磚頭,用板車一趟趟拉回坡上。全員參與開荒,開出一塊平地,就建起一間廠房,就這樣,陸續依山勢蓋起階梯式的廠房和辦公樓。
一張20世紀80年代的老照片里,年輕的郭重智穿著白襯衫、西褲、黑皮鞋,正在辦公樓的陽臺上眺望。那時,墻面的白瓷磚和地面的橘紅瓷磚顏色簇新發亮,郭重智的頭發烏黑,手邊的一盆綠植也綠意盎然……
轉眼幾十年過去,又是在這間辦公樓里,當年的老同事們重聚了。因為年久失修,辦公樓門窗破落,白色瓷磚掉了多半,烏綠的藤蔓占據了山頭。老職工們都已退休,絕大部分還居住在大渡口區。
他們都老了。
如何分配?
面對這筆從天而降的拆遷款,大家欣喜過后,心里很快生出些彎彎繞繞。雖然還不知道錢款的確切數目,也不知道何時能夠到賬,但如何分配成了擺在大家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有位老廠長說,職務高的應該多分,立刻有職工反駁:“你當廠長時就比我們工資高,現在分補償款,憑啥再搞特殊?”有人提出,自己在職期間曾為工廠作出過貢獻,應該多分,自然又有人不服,誰沒作過貢獻?誰不是為這里貢獻了青春?
是啊,誰不是為這里貢獻了青春呢?廠房建好、車床到位后,工人們很快投入到了火熱的生產中。那時一周只歇一天,車間24小時不停工,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郭重智的愛人張原琴也是閥門廠老職工,她記得,車床一臺臺挨得很近,加工零件時噪音極大,一線老工人幾乎個個都落下了耳背的毛病,張原琴也不例外。
車間里大部分是女工,大家戴著口罩,仍隔不住飛濺的鐵屑和灰塵。“下了班,大家都頂個大黑臉,鼻孔里全是黑灰,口罩洗了三遍還是黑的。”車間里照明不夠,加工零配件又是精細活兒,于是每臺車床上配一盞臺燈,大家就這樣湊在臺燈下,一站就是8小時。
“腳都腫了,但大家都很有干勁兒。”不止一位老職工提到,雖然那時條件艱苦,但大家都很純粹,心往一起想,勁兒往一起使。
就這樣,閥門廠業務量迅速攀升,最多的時候4個車間同時開工,20多臺車床,職工總數達到400多人。鑄鋼車間、機修車間、模具車間分工明確,生產的閥門除了供應重鋼,還賣到其他省市,甚至北方的鋼門窗訂單也源源不斷—南方雨水多不用鋼門窗,北方氣候干燥,鋼門窗很受歡迎。
張原琴上世紀70年代末進廠時,閥門廠已經是大渡口區公認的“好單位”,要托關系才能進得去。翻閱當時的工資單,1974年8月,普通職工實發工資20元上下,1983年11月,實發就達到了300到600元不等。雖然工資比重鋼低不少,但福利很實在,除了工資,還有加班費、糧貼、物貼、肉貼,甚至洗澡費,郭重智解釋,是讓大家買香皂的錢。
那是閥門廠的鼎盛時期,也是大渡口區的黃金時代。彼時的大渡口,蘇式建筑鋼花影劇院里常有演出,黃桷大樓的農貿市場人聲鼎沸。各個廠子組織職工參加合唱比賽,閥門廠的《黃河大合唱》一舉奪得冠軍。那天,女職工們穿著明艷的黃襯衫、紅裙子,男職工穿著白襯衫,打著紅領帶,參加比賽的老職工梁明英不住夸贊,“個個都是帥哥美女”。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解決雙職工的住宿問題,閥門廠在貓鼻梁上又辟荒地,蓋起了四層家屬樓。雙職工能分到2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廚一衛,這在當時是令人艷羨的待遇。郭重智和張原琴分到了一樓把邊的一間,“那會兒一點兒不覺得房子小”。
搞了一輩子技術的郭重智自己動手,貼了實木護墻板,后來又把廚房改造成單間小臥室,給慢慢長大的兒子住。陽臺隔出廚房,房間里搭出閣樓,兩口子睡樓上,“只能坐著,不能站著”。這樣原本的房間成了客廳,添張桌子,擺個沙發,竟然能招待十幾個同事一起吃飯。大家最愛郭重智燉的藥膳雞湯,都夸贊:“清湯又不辣,燉起就好吃。”
難得的休息日,廠里組織春游,大家坐公交去郊區,自掏腰包也開心。周末約著打麻將,誰家有事都互相幫忙。逢年過節,外地來的職工有不回家的,郭重智和張原琴就把他們請到家里吃飯。“都是年輕人,遠離家鄉,互相照應是應該的。”
幾十年的情誼,如今到了談錢的桌上,很難說沒有發揮作用。當郭重智試著提出他的想法時,大家并沒有多少反對就同意了。
幾圈爭吵聽下來,郭重智的心里有了點譜兒—這事兒,必須無關職務高低,無關貢獻大小,只按廠齡分配。
他自有他的道理:拆遷款是嚴格按照廠房面積計算的,除了創立閥門廠的首任廠長,后續的廠長們,廠房面積在你們手中可曾增加過一尺一寸?既然沒有增加廠房面積,就不應該多拿補償款。
更何況,廠長多拿,那車間主任呢?科長呢?多拿的話,多多少合適?到頭來一定是錢還沒到手,自己內部先吵成一鍋粥。很多初期的老職工年事已高,有些人已經去世,誰都耗不起,必須確定最簡單、公平、易執行的分配規則。大家都被說服了。
只看廠齡,這條最初定下來的鐵律一直貫徹下來。最后,只對患有癌癥的創始老廠長略作傾斜,另有一任女廠長多分了兩萬塊錢。因為這位女廠長家中條件較為困難,并且在職期間組織員工學習進修等,確實為大家謀了許多實在的福利,本人又有強烈意愿,因此經職工小組全員表決同意多分配2萬元。除此之外,郭重智和其他人一視同仁。
棘手的難題
10月下旬的貓鼻梁,坡上的黃桷樹葉染了一層淺金。拆遷啟動后,原本的老廠房、家屬樓很快被夷平,碎磚殘垣被歲月埋進坡土。頭一年冒出稀疏的野草,后來竟竄出拉拉雜雜的樹苗,灌木也順著坡勢蔓延,漸漸織成濃密的綠。
如今,只能透過樹叢依稀辨出當年的位置。隔著柵欄,郭重智指點著,這片是原來的鑄造車間,那幾棵泡桐樹底下是廠路,東邊和碎石坡連成一片的是家屬樓,緊貼著柵欄臨著鋼花支路的就是辦公樓。
拆遷啟動后,郭重智和曹大姐等人頻繁往來辦公樓,翻查原來的檔案。既然確定了要按廠齡分配,那么當務之急就是查清楚每個人的廠齡。
“那會兒的人辦事扎實得很。”郭重智略帶自豪。從上世紀70年代初到前些年最后幾位職工辦完退休手續,橫跨近半個世紀的工資臺賬、職工檔案基本保存完好。最初人少,賬本是扁長的小冊子,后來人多,變成了大開本。每冊都用牛皮紙裝訂好,封皮上毛筆書寫“工資表”三個字和對應月份。里面的工資發放情況一目了然,哪天、誰、領取多少,都要簽字和加蓋人名章。
進廠有手續,離廠也有手續,不管是離職還是退休,都有完善的檔案資料對應。“不是憑空想象的,全部都是有依據的。”滿滿幾大袋泛黃發脆的賬本、檔案冊堆成了小山,成了郭重智主持分配的最大底氣。
曹大姐在人事部門干了十幾年,最熟悉這些材料。在她的帶領下,七八個人沒日沒夜地忙活了十幾天。很多人眼睛早已花了,眼鏡戴了摘,摘了戴,硬是把絕大部分職工的廠齡都理了個明白。
但他們要處理的難題遠不止這一件。
原本職工代表們商議,只有在廠里正式退休的職工(以下簡稱“在冊職工”)可以參與分配,以前離職的人不具備資格。但消息傳出去以后,離職員工們不服氣,認為自己也為廠子作過貢獻,也要求參與分配。
“離職員工曾經在各自的崗位上吃苦肯干,(上世紀)90年代廠設備原始化,技術力量薄弱,加上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生產車間半癱瘓,產品滯留……大家為了不給廠里增加負擔,離廠自謀活路,這些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希望能給我們離職員工協調分配這次國家拆遷的補償金。”在離職員工組織的第一次碰頭會后,梁明英在會議記錄上如此寫道。
梁明英小時候父親被打成“右派”,她小學輟學輾轉打工,吃了許多苦才得以進了閥門廠當車工。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廠里組織職工學習、考試,她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下了班就拼命學財務知識,考進了廠里的財務科當核算員,到1994年辭職時是財務科長。
“我見證了閥門廠的輝煌,也見證了它一步一步從興旺走到衰敗。”在大渡口區的家中,65歲的梁明英沉浸在回憶中。
改革開放后,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計劃經濟下誕生的集體企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對閥門廠來說,變化是從訂單減少開始的。
“以前重鋼的訂單都是找上門來,后來他們有了自主采購權,要比質、比價。”郭重智說,江浙一帶的廠家設備先進,成本更低、品種更全,閥門廠的手工機床和老舊工藝漸漸跟不上了。廠子沒有資金更新設備,外加技術人才流失,無力研發新產品,訂單量逐年下滑。
廠子開始斷斷續續停產,老職工們親手鋪就的廠路上,運貨的先是解放牌大卡車,后來換成了渝州牌的中型貨車,再后來變成長安牌的面包車。訂單越來越少,車子越來越小。
職工們回家待業,每月只能領到幾十元基本生活費。“正常上班一個月能拿三兩百,待業只能拿幾十,后來連幾十都沒有了,只能把工齡延續起來。”郭重智說。
閥門廠的衰落不是個例。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全國范圍內的很多集體企業也都面臨著設備老化、技術落后、管理滯后等困難。大渡口區因重鋼而生,經濟結構單一,當重鋼自身也面臨人員臃腫、效率低下的挑戰時,周邊的企業更是無法避免。
在這樣的情況下,昔日的同事們紛紛各尋出路。那時個體經濟已日漸活躍,職工們有的下海搞個體經營,有的去了待遇更好的民營企業。梁明英從財務科長崗位離開后,憑著細心和韌勁兒,在某國有銀行做到了客戶管理骨干,后來又轉型做行政管理。
但更多人的日子變了。不少工人沒有其他一技之長,離廠后只能去工地上打工,去火鍋店打雜。張原琴離廠時40多歲了,先去了一家婚紗攝影公司當服裝員,每天小跑著為客人服務,計件領工資。以前覺得自己是工廠的主人,現在顧客才是上帝。一次下班時已是深夜,在貓鼻梁附近的小路上差點被搶了提包。她還去過其他公司打工,一直干到60歲才回家帶孫子。雖然愛人郭重智是廠長,但“末代廠長”無權無錢,他們的房貸還是這次補償款領到手才還完的。
“所以不是大家拋棄了廠子,是大家都要謀個活路。”梁明英始終覺得,不能因為大家離職了就否定了曾經的貢獻,拆遷款分配,他們離職員工也得有份。當然,她也認可一直堅守到最后的老同事們犧牲更大。“和尚走了,廟子還在,總要有和尚在那里守噻。”
這也是大部分離職員工的想法,他們不要求和在冊職工同等待遇,但必須分到一部分。
兩方博弈不休,街道和有關部門都介入協調。國務院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規定,集體企業財產歸本企業勞動群眾集體所有,重大事項需經職工(代表)大會民主決議。但具體到拆遷款是否將離職員工納入考量,相關法律法規未有明確規定,各地實踐中亦無統一做法,曾引發過不少糾紛。街道和有關部門沒有決策權,最終只能交由老職工們自行協商解決。
矛盾最激烈時,郭重智家里的電話直到半夜還響個不停,甚至有人直接跑到家里來質問。“半夜還在扯皮,心里邊確實煩,那段時間我都睡不著,他也幾天幾夜睡不著。”張原琴回想當時的情形。
幾番討價還價,郭重智多方勸說大家顧全大局,最終兩邊各自退步妥協,達成共識—賠償款到賬后,在完成償還欠繳稅費、補繳職工社保等先決條件后,剩余凈值按在冊職工65%、離職職工35%的比例進行分配。
“最后就皆大歡喜,落袋為安了。”梁明英說。有人因此傷了和氣,互相拉黑,但她在這個過程中目睹了郭重智忙前忙后,掉了幾斤肉卻沒有多拿一分錢,反而生出了幾分敬佩。當初在廠里時他們并不熟絡,現在,兩家人倒是成了朋友。
一份溫情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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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敲定,分配正式開始。
職工小組制定了清晰完善的程序:先填確認表,確認廠齡和金額,一批確認后,對應的錢款打到閥門廠的賬上;再填發放表,錢款從廠里賬戶打到職工個人賬戶,職工二度簽字確認。發放完畢后單據提交街道,全過程由街道監督。
問題又來了,歷時久遠,許多老員工已經失聯。雖然郭重智在廠外貼了醒目大紅字的告示,又通過各個職工群擴散消息,但還是有近百人聯系不到。為了確保每位在廠里工作過的職工都能領到錢,郭重智又開始了新的奔波。
他先去本地報紙登啟事,本來是400元一則,結果人家一聽,不僅免了費,還做了幾次跟蹤報道。他又找重慶電視臺的民生欄目《天天630》,每晚六點半黃金時段播出本地資訊,對方也是一分錢沒收,還先后播報了兩次相關訊息。
隨著消息在網絡上的擴散,幾十位老職工陸續找了過來。歐小霞1990年進入閥門廠,那時廠里效益已經下滑,6年后她辭職去深圳打工,跟工友們早就沒了聯系。愛人在短視頻平臺上刷到消息后告訴她,她又托人聯系到郭重智。老賬本上有她的名字,核對了6年廠齡,歐小霞領到了屬于她的8100元補償金。
張原琴也加入到找人的行列,每次同學聚會、親友聚餐,她都拜托大家幫忙。說來也巧,一位老同學正好是某江姓老職工的鄰居。輾轉聯系到老職工的兒子后,對方表示母親已經去世多年,沒想到還能收到補償款,十分感謝老廠長的用心。
眼見還有人聯系不上,郭重智只好去找廠轄區派出所。得到上級批準后,工作人員通過人口管理系統進行查詢,又查到十幾人。其中不少人已經去世,還有人重病在身,就再通過他們的子女,終歸把錢款交了出去。
郭重智的腳年輕時受過傷,落下病根,路走多了就隱隱作痛。然而,就是這雙不甚給力的腳,在重慶起起伏伏的坡路上,奔走了不知道多少趟。窮盡了各種手段后,失聯的人數從近百,減少到幾十,到了現在的16人。
這16人怎么辦?職工小組商議后決定,尋找期截止到2025年底。如果到時候還找不到,原本屬于他們的款項就進行二次分配,不再保留。“盡人事,聽天命,我責任盡到、問心無愧了。”郭重智說。
事實上,這份勞心又費力的責任他原本可以不擔。2009年閥門廠原廠長退休,郭重智接任時已經54歲,也臨近退休。廠子停產多年,老職工各奔東西,唯有他作為一路從基層干起來的副廠長,對廠子情況最熟悉。街道找他談了幾次,他先是拒絕,但想到還有許多老職工的社保問題沒有解決,他思忖再三,不再推卻。
廠子早就發不起工資,僅靠部分廠房出租、變賣廢舊設備等勉力維持。幾位留守人員每個月領400元錢,勉強算作補貼。
在如此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郭重智做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為尚未退休的職工補繳養老保險,這樣大家退休后才能領養老金。廠子沒錢怎么辦,和職工打欠條—補繳的錢職工出一半,廠里想辦法籌措一半,等哪天有錢了再還給職工。
就這樣,郭重智先后為36位老職工補繳了養老保險。目前,閥門廠全部職工都順利退休,并正常領取養老金。拆遷補償款到位后,廠里欠職工的錢一并還清。這是他生平的一件得意事。
而如今,71歲的他完成了生平又一件得意事。“坦坦蕩蕩,光明正大,不怕任何人查。”郭重智輕拍著賬冊,欣慰地長出了一口氣。
其實,因為閥門廠的土地屬于重鋼,拆遷補償僅針對廠房等地面建筑。償還稅費和欠款后,剩余凈值772萬元由幾百位職工一分,在冊職工每個人到手一兩萬到五六萬元不等,并沒有外界想象的巨大。不過,大家還是很開心,畢竟,這筆錢更像是一份時隔幾十年的青春紀念的禮物。
領到錢后,郭重智給家中換了新家具,今年夏天還約著幾家老同事,一起去了趟武隆避暑。梁明英喜歡唱歌,曾經在鋼花影劇院合唱的她如今在老年大學學習聲樂,今年4月份還參加了星光大道的網絡海選。工作日的下午,重慶的KTV向退休老人打出特價,梁明英和老同事們是那里的常客。
曾經對立的在冊員工和離職員工群體,在事情結束后部分冰雪消融。梁明英最早在的維權群,陸續加進來不少在冊員工,成了老同事團聚群。她已經組織大家聚餐、唱歌、旅行了幾次,每次都有聊不完的人生過往。
秋意漸濃,從貓鼻梁沿著彎彎曲曲的鋼花支路上行,頂頭兒便是鋼花影劇院。這里如今修葺一新,依然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曾經的區中心黃桷大樓舊址上建起了黃桷記憶坡地公園,7棵百年黃桷樹被保留下來,成為工業記憶的見證。
2007年,重鋼環保搬遷,這座鋼鐵巨頭離開后,大渡口區經濟一度遭遇重創。近年來,大渡口區推動產業轉型,打造新型產業集群,建設森林城市,昔日“工業銹帶”正變身“生活秀帶”。而郭重智、梁明英們的人生軌跡,見證了大渡口區工業的輝煌與變遷,也記錄著一代人的青春與奉獻。最后分配拆遷款的故事,更是重慶工業發展史上一個溫暖的注腳。
待全部分配事項結束后,郭重智計劃把工資賬冊等捐給重慶工業博物館。“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東西,是我們那代工人的共同記憶。”是的,這是屬于這座城市的回憶,曾經有一群人,在荒坡上建起廠房,他們的人生隨著集體企業的興衰而起伏,但那份在艱苦歲月中結下的情誼,那份對工廠、對城市的熱愛,卻像穿城而過的長江水一樣,源遠流長。
(來源:《中國工人》2025年12月刊 策劃:《中國工人》編輯部 作者:《中國工人》記者王婧祎 攝影:郭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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