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芯片斷供更危險！外企曾掌控中國自來水廠，國人飲水怎么辦？

過去的戰爭為了石油，而未來的資源競爭將聚焦水資源。

作為關乎民生的核心命脈，供水系統的安全與自主，始終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底線。

我國淡水資源總量約2.8萬億立方米，占全球總量的6%，看似儲量可觀，但分攤到14億人口身上，人均水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屬于中度缺水國家。

這種緊缺在地理分布上更為突出，南方降水充沛，卻需應對臺風暴雨引發的洪澇災害。北方常年干旱，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節水成為居民生活的常態。

而在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供水設施老舊、管網滲漏嚴重、處理技術滯后等問題，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共性難題。

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城市供水普及率不足80%，部分地區甚至存在“用水難、水質差”的困境。

當時，政府財政投入有限，單靠國有資本難以快速補齊基礎設施缺口，引入外部資金與技術，成為推進水務事業發展的現實選擇。

1992年，第一家外商投資建設的供水廠中山坦洲水廠簽約，拉開了外資參與中國水務市場的序幕。

當時的改革初衷清晰而務實：通過開放市場吸引外資，彌補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同時引入先進的管理經驗與處理技術，提升國內水務行業的整體水平。

在這一背景下，國際水務巨頭紛紛布局中國市場。

成立于1853年的威立雅，1997年進入上海市場，2007年以約17億元收購蘭州供水集團45%股權。

蘇伊士1985年便進入天津，2002年與重慶水務集團合作，至今仍為重慶江北、渝北等區域270萬人口提供供水服務。

根據官方數據，2008年外資在國內水務市場的總占比僅為4.84%，其中威立雅占2.228%，蘇伊士關聯企業占1.364%。

威立雅收購蘭州供水項目時，溢價率超過100%，被質疑“成本過高”。

當時有專家提醒，外資高價收購的本質是爭奪長期特許經營權，若后續監管不到位，可能推高水價、忽視公益屬性。

但客觀而言，外資的進入也帶來了積極變化。

蘇伊士在重慶的合作項目中，將管網滲漏率從初期的30%降至2024年的14.56%，并通過先進處理技術，使水質達到歐盟標準，即便面對嘉陵江季節性高濁度原水，也能穩定保障供水質量。

這些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引入，為國內水務企業提供了借鑒。

外資參與后，部分城市的水價出現上漲，以天津為例，2007年居民水價約3.4元/噸，2014年調整至4.9元/噸，漲幅約44%。

事實上，水價上漲的核心原因是成本推動。隨著污水處理費征收、管網改造投入、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水價適度調整是行業發展的必然。

監管部門明確規定，供水企業利潤率不得超過8%，有效約束了企業的定價自主權。

2014年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成為外資水務運營中的一道警鐘。當時檢測顯示，水中苯含量最高達200微克/升，超過國家標準20倍，引發公眾恐慌。

調查表明，污染源于地下油污滲漏，與供水企業的運營管理存在一定關聯。實際上，國內國企水廠也曾出現過類似水質波動問題。

好在，該事件推動了行業監管的強化。

此后，我國出臺更嚴格的水質標準，要求供水企業建立全過程監測體系，同時明確政府的監管責任。

2010年后，我國水務市場出現明顯的“國進民退”趨勢，但這并非簡單的排外，而是市場成熟與政策完善的必然結果。

隨著國有資本實力增強、本土技術突破，北控水務、首創環保等央企逐步成為市場主導力量。

數據顯示，2014年外資在水務市場的占比已降至10%左右，這一比例此后基本保持穩定。

目前，蘇伊士、威立雅等企業至今仍在中國運營多個項目，重慶蘇伊士合作項目更是被評為國內水務領域最成功的中外PPP模式之一。

如今，中國水務行業已實現從“技術引進”到“自主創新”的跨越。

北控水務的污水處理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首創環保的智慧水務系統可實現管網實時監測，本土企業在處理效率、能耗控制等方面已不遜于外資品牌。

水務市場的發展歷程，折射出我國在民生領域的發展邏輯：開放是為了更好地發展，自主是為了更穩地保障。

這種邏輯同樣體現在日化、食品等多個領域——曾經被外資品牌主導的市場，如今正被注重品質與創新的國貨品牌重新贏得消費者信任。

這種轉變，源于本土產業的實力提升，人們不再盲目迷信“洋品牌”，而是更關注產品質量、性價比與適配性。

水是生命之源，供水安全是關乎國家穩定的戰略底線。

所以，無論引入何種資本，城市供水的規劃權、監管權、定價權都必須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不能因市場化而放棄公共責任。

而且，只有本土企業掌握核心技術、國有資本保持主導地位，才能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確保供水系統的安全穩定。

真正的安全，既不是閉關鎖國的保護，也不是放任自流的開放，而是在開放中學習、在競爭中成長、在監管中保障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守住水資源的控制權，就是守住14億人的生存底線，這是水務市場發展帶給我們的最珍貴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