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舉國歡慶。
一個曾是香港二號人物的高官,退休后卻拿著黎智英給的350萬港元,飛到美國請求制裁自己的城市。
為什么她會走向賣港求榮的絕路?個人野心在歷史大勢面前,究竟能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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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開陳方安生的家譜,你會驚嘆于命運的荒誕。
1940年1月17日出生于上海的她,流淌著的是真正的愛國熱血。她的祖父方振武,那是追隨孫中山先生南征北戰的鐵血將軍,更是在長城一線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寇殊死搏斗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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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母親方召麐,是名滿天下的國畫大師,一生筆墨飽含家國深情。按照常理,生長在這樣根正苗紅的家庭,哪怕不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也絕不該走向民族的對立面。
1948年的那場南遷改變了一切。年僅8歲的陳方安生隨家定居香港,隨后的成長歲月里,家族的紅色基因逐漸被維多利亞港吹來的殖民風氣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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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剛剛走出校園的她,憑著一口地道的英語和極懂得察言觀色的本領,成功叩開了港英政府的大門,成為了一名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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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殖民歲月中,陳方安生的升遷速度堪稱坐了火箭。
從社會福利署的普通職位起步,她極其善于利用女性身份和華人的面孔,在洋人主導的官場里左右逢源。
1984年,她坐上了社會福利署署長的位置,打破了華人女性無法進入決策高層的魔咒。
緊接著,她被調任經濟司,手握財政預算大權,媒體甚至因為她高達四萬多港幣的驚人月薪,戲謔地送了她一個“陳四萬”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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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她權傾一時的,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到來。
1993年,為了布置撤退后的釘子,彭定康一手將陳方安生提拔為布政司司長。這是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能夠觸碰到的最高行政職位。表面上,這是華人的榮耀。
實際上,這不過是殖民者選中了最聽話的代言人。她深得英國人的信任,不僅僅是因為能力,更因為她在靈魂深處已經完成了“皈依”。
在那個風云變幻的過渡期,無論是阻撓港珠澳大橋的興建規劃,還是處心積慮地在教育系統中抵制普通話教學,她的每一個決策,看似為了香港,實則都在竭力阻斷香港與母體的血脈聯系,處處為回歸后的融合設置路障。
隨著2001年,陳方安生因為與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理念上的尖銳對立,以“私人理由”突然宣布退休。
在那之前,她已經因為在政府內部搞“對抗”、架空行政長官而讓特區政府運轉艱難。
離開官場本應是頤養天年的開始,但這反而解開了她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印。失去了公職的束縛,那個被壓抑的政治野心家徹底暴露了真面目。
退休后的陳方安生,不僅沒有淡出公眾視野,反而變得更加活躍且激進。
她撕下了“政治中立”的偽裝,轉身就撲進了反對派的懷抱,甚至被那個圈子奉為所謂的“精神領袖”。2006年,她開始頻繁介入政治活動,甚至組建了名為“香港2020”的組織。
這個組織對外宣稱是為了研究政改,實際上就是一個接受政治黑金、專門炮制反中亂港策略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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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與權力的交易,總是如影隨形。
據后來的法庭證詞和公開資料披露,僅僅在2013年至2014年的短短一年間,陳方安生就分三次收受了亂港頭目黎智英高達350萬港幣的秘密資金。
其中僅2013年6月和7月,就有兩筆共計50萬元的款項入賬。這些錢并不是什么慈善捐款,而是精準的“亂港經費”。
它們被轉化成了街頭的一張張煽動傳單,變成了針對特區政府的一次次游行示威的后勤補給,更變成了她滿世界飛去“告洋狀”的機票和酒店開銷。
“主動當棋子”,是陳方安生晚年最真實的寫照。在黎智英金援的滋養下,她頻繁穿梭于英美之間,毫無底線地乞求外國勢力干預自己城市的事務。
早在2014年4月非法“占中”醞釀前夕,她就伙同李柱銘等人飛赴華盛頓,居然獲得了美國時任副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接見。
2017年特朗普上臺時,她又迫不及待地趕去參加就職典禮,與當時的副總統彭斯“談笑風生”。
甚至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已近耄耋之年的她依然不消停,不僅在酒店里與外國駐港官員秘密策劃,還公然請求美國國會“制裁香港”,那副奴顏婢膝的姿態,哪里還有半點“鐵娘子”的風骨?
那幾年的香港,每一個混亂的街頭,似乎都飄蕩著陳方安生的影子。
在2019年的那場黑暴風波中,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500億港元。
無數商鋪被迫關門,無數家庭因政見不同而撕裂,甚至發生了針對普通市民的野蠻暴力。
而陳方安生作為“禍港四人幫”之一,她在幕后鼓動公務員罷工,利用自己前高官的影響力去癱瘓政府運作。她炮制偏頗的民情報告,煽動年輕人要“更勇武”。
當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在街頭與警方對抗時,這位住在半山豪宅的老太太,正享受著外部勢力的吹捧,甚至還跑去騷亂現場,為暴徒“打氣撐腰”,唯恐天下不亂。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當一個人背叛了國家和民族,其個人的命運和家庭的運勢往往也會隨之崩塌。陳方安生的晚年,被一連串的家庭悲劇籠罩,令人唏噓卻又不得不說是某種警示。
早在2013年11月,她的親弟弟、著名律師方順生,因不堪忍受腎病折磨和長期籠罩在姐姐惡名之下的精神壓力,在東涌寓所跳樓身亡,終年72歲。
這給了陳方安生重重一擊,但并未讓她收手。
更沉重的打擊還在后面,2020年5月,她年僅57歲的獨女陳慧玲突然猝死。
那個葬禮辦得異常冷清,昔日那些圍在她身邊的“政治盟友”鮮有真心的慰問。
而在此之前,她的母親方召麐在臨終前,因為對女兒的所作所為徹底失望,不僅痛斥她“愧對列祖列宗”,甚至憤而撕毀了自己畫展的邀請函,拒絕讓這個不肖女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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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窮途末路同樣來得迅速。
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這一定海神針正式落地。就在國安法生效的前夕,眼見風向大變的陳方安生,匆忙以“女兒離世、年屆八旬、需要休養”為由,發表聲明宣布退出政壇和所有的“公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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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舉動,被坊間普遍解讀為試圖逃避法律制裁的“金蟬脫殼”之計。
昔日的同伙黎智英、黃之鋒等人相繼鋃鐺入獄,她只能龜縮在角落里,每次出門都要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哪怕戴著口罩,也怕被人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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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民的記憶是不會磨滅的。那段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成了她晚年境遇的最好注腳:一位102歲的香港老婆婆,在街頭偶遇陳方安生時,指著她的鼻子痛罵她是“害人精”。
這種來自最底層市民的唾棄,比任何法庭的判決都更加直擊靈魂。
即使到了今天,這位已是85歲高齡的老婦人似乎仍未徹底死心。
就在2025年的9月,美國駐港澳總領事伊珠麗履新后在中環舉辦了一場招待會。早已聲名狼藉、宣稱“退隱”多年的陳方安生,竟然又一次不知避嫌地出現在了嘉賓名單中,不僅到場祝賀,還與美國官員并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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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立刻引爆了公眾的怒火,9月23日,數十名香港市民自發聚集在領事館外,高舉標語,憤怒抗議這種公然勾連外部勢力的行為。
如見,陳方安生只能在空蕩的大宅中度過余生,身邊沒有了親人的陪伴,沒有了前呼后擁的虛假繁榮。
她的畫皮早已被撕得粉碎,剩下的只是一個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蒼老背影。
那個曾經因為祖輩榮光而本該受到尊重的方家后人,那個曾經因為月薪四萬而被稱作精英的高級官員,最終因為個人的膨脹私欲和深入骨髓的殖民奴性,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徹底的笑話。
陳方安生的故事,給世人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在國家大義面前,任何試圖充當外部勢力馬前卒、妄圖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投機者,無論曾經擁有多高的地位,無論多么擅長偽裝,終究逃不過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的凄涼下場。
法律的清算或許需要時間積累證據,但歷史的審判,早已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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