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潤海｜盼哥哥來信

1960年8月，兄弟二人合影

我的伯伯曲潤龍生于1928年10月12日，我的父親曲潤海生于1936年10月12日，伯伯比父親大八歲。

我父親和我伯伯都是從舊時代走進新中國的人。在我年幼時，父親就常向我講起他苦難的童年——那時缺衣少食，病了也無錢醫治，全靠勤勞堅忍的奶奶，用一雙手紡線織布，撐起了他們母子三人相依為命的日子。那是一段黯淡無光的歲月。如今想來，那是何等的艱難！可就在那樣的困苦之中，父親與伯伯之間的手足之情，卻愈發深厚溫暖。

1997年11月月10日，伯伯因病離世，父親的天空仿佛驟然失色。此后一年，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埋首于伯伯遺留下的文稿之間，一頁頁整理、一字字編訂，終成《回憶與故事》一書。在編后記末，父親說：“哥哥離去已近五年，五年間，我沒有一天不曾想起他。”這份思念，一直伴隨了父親的余生，父親筆下，記錄伯伯的篇幅不少。每一篇都含著溫度，讓我動容。尤其讀到《盼哥哥來信》一文時，我仿佛看見父親在艱辛求學的路上翹首以盼，而伯伯的信，則如遠方的燈，照亮了他前行的步履。兄如父，信如光，這一段往事，讀來令我眼底潮涌，心里滿是憐惜。

盼哥哥來信

曲潤海

1979年10月，兄弟二人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合影

我1957年8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上大學的費用主要靠哥哥資助。

在我大學時期的日記中，記了許多哥哥來信和盼哥哥來信的內容。哥哥來信的內容，絕大部分是寄錢的同時，介紹一些我愿意知道的情況和對我思想的指點，以及我接到哥哥信時喜悅的心情。

我盼哥哥來信則絕大部分是盼錢。哥哥每月給我寄一次錢，同時來一封信。有時寄得遲了，我就著急了。

比如1957年10月28日的日記：“哥哥給我寄來七元錢。信中說，母親一定要回家，并說二祖父母不愿五保，買口糧要錢。可哥哥現在很困難。我來學校時借下的錢也未還，母親回家又拿了些，因此現在無錢接濟二祖父母，不能孝敬了。這確實一點不假，更何況要花不少的錢供我上大學。我在學校評助學金時說哥哥每月能給我十元錢，現在看來，是不能如愿以償了。我只好節省一些，盡吃丙菜、丁菜，這樣也許能過得去。其他花銷也盡量省減，電影盡量少看，我開學以來才看了四分之一次，有人問我為什么，就是這個道理。”

為什么哥哥給我一個月寄10元錢都有困難？當時哥哥的工資60來元，全家有五口人，侄女志楓缺奶，要吃牛奶。母親和嫂嫂都沒有工作，哥哥一個人負擔實在太重。而大學里評助學金，全家人均10元的算是有點辦法的，有的農村來的同學，哪來的現錢？因此我被評為月助學金6.3元，是最低的，當然還有自費的。當時北京大學學生的伙食費標準是12.5元，又不是只吃飯，還要買講義，買參考書，買生活用品，一個月6.3元助學金加上哥哥給10元，是很緊張的。當時在大食堂吃飯，主食很便宜，二兩大米或饅頭只3分錢，一個丁菜3分， 一個丙菜5分，我就大量吃糧。后來發現食堂有一個特區，交8元錢就可以隨便吃，我就進了特區。盡管如此，錢還是不夠，往往上下月銜接不上，因此也就特別想念哥哥的信。

1958年1月4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我是多么想哥哥的信啊！本來按我的推算，哥哥28號發薪，最遲1號也該給我寄錢來了，可是至今還未收到信。我真納悶，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還是太忙？可能是太忙。要知道，哥哥的工作是和別人不同的，每到過年過節，他就留在廠里值班，這次大概也不例外。”“我太想哥哥的信了！每頓吃中午飯和晚飯以后，我一般很快就回宿舍，希望一進門就看見桌上有信或保價信通知單。睡午覺的時候，只要一聽到走廊里有腳步聲，我就希望是送信的同志來了，希望有我的信。有時明明過了幾個鐘頭時間了，還希望敲門聲是送信的來了。有時我出門摸摸貼在門上的信封，希望送信者把信或通知單插在那里。有時我懷疑：是不是信來了，送信者給搞丟了？”

1958年1月12日的日記：“哥哥的信終于盼來了。哥哥給我寄來6元錢。在信中哥哥批評我對助學金發牢騷是不應該的。”批評歸批評，哥哥以后每月給我寄成了10元。以后哥哥又有了第二個孩子，就更困難了，但給我寄的錢不減。為此，他借下了債，直到我畢業以后還沒有還完。

母親知道我的錢不夠，給我寄來12元，原來是她給人家當保姆看娃娃去了，報酬每月15元，但時間很短。二叔也給我一點錢，每學期兩次，一次是開學時，給5—10元，一次是放假前，也是5—10元，他是靠拉平車掙的一點錢。

我生活困難的情況，到1958年11月才有所好轉。當時我們年級到京西礦務局城子煤礦，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辦學，勞動強度極大。黨支部看我吃得多，就為我向學校申請，助學金由6.3元增加到12.5元。1960年我和月仙結婚，她把自己的積蓄也給我作了底墊，情況有了大的好轉。

雖然盼哥哥寄錢的信不迫切了，但哥哥依舊寄錢，寫信，成了習慣。

在我的日記中粗粗統計，記載哥哥給我的信，有30多次，我自然也是每信必復。

我畢業以后回到太原，不用再寫信了，但每月與哥哥至少見一次面，母親去世后一切照常。

1990年我調到北京，寫信少了，就打電話讓我在太原的兒女們常去問候。1996年哥哥病了，就索性讓我的小兒子給安了個長途電話，以便在電話上說說話，可是哥哥每次總不多說，怕電話費花得太多了。

在父親這篇日記式的文章中，我既看見他求學之路的艱辛，也看見伯父如父親一般深沉的支持與付出。每次讀到這篇，總忍不住潸然淚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父親始終是勤勉的好學生，是祖母與伯伯心中最大的驕傲。盡管家境清貧，伯伯卻毅然扛起了供父親讀書的重擔。最難的日子里，祖母找到一份短期幫傭的活兒，只為多掙一點錢，寄給父親讀書用。

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父親因生活費緊張，常吃三分錢的“丁菜”，后來吃了八元一月的“特區”飯。即便這樣節儉，每月的生活費仍接續不上。他總在期盼伯伯的來信，期盼那封裝著生活費的薄薄信封。

而伯父每月寄來的十元錢，在當時絕非小數目。這筆沉重的經濟負擔，壓在伯父六十元的月薪上，壓在他五口之家的日常開銷中，甚至壓在了我大姐曲志楓的奶粉罐里。那是一筆需要舉債才能維系、長達數年的饋贈。

父親在日記里計算著“丙菜”“丁菜”，計算著少看一場電影；而信紙那頭的伯父，計算著的卻是一家人的溫飽，是一個弟弟的未來。那每月如期抵達的薄薄信封，哪里只是紙幣？分明是伯父從自己捉襟見肘的日子里，勻出的珍貴的一筆錢，悄悄、沉默地墊在了父親求學的長路上。

“我太想哥哥的信了！”——父親在文章里反復的這句喟嘆，這像一根細針，輕輕扎進我心最柔軟處。十元錢撐不到月底，每近月底，他盼信的心情就愈加迫切，否則便要挨餓。透過這些字句，我仿佛看見清瘦的父親匆匆趕回宿舍找來信，看見他立在門邊期待郵差的身影。終于盼到伯伯的來信，除了生活費，還有伯伯的叮嚀與批評，父親總是鄭重記下，而對伯伯的艱難，他亦感同身受。這一封封往返的書信，織成了一張何其堅韌的情感之網，網住了那個年代的清貧歲月，也網住了父親與伯伯之間血濃于水的兄弟情。

父親一生節儉，家中事務多由母親操持。但在伯伯走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他看望伯母從未懈怠。一袋米、一籃雞蛋、一箱牛奶，一筆悄悄塞過去的錢，從未間斷，這些點滴讓我漸漸明白：最深摯的愛，往往藏在最質樸的給予里。

如今父親也已遠行，看著他留下的這些文字，往事如默片掠過。那兩個在歲月兩端互相扶持的身影——一個在燈下苦讀，一個在煙火中堅守——已然凝固成家族血脈里，最深沉、最美好的圖騰。

曲潤海（1936年10月12日——2025年4月21日)，男，漢族，山西定襄人，共產黨員。1957年至1962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廳黨組書記、廳長，文化部黨組成員、藝術局局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黨委書記。曾兼任中國歌劇舞劇院黨委書記、代院長，中國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藝術理論研究會會長、山西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協會理事，文化部文華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振興京劇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等。擔任過的社團職務有：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中國昆劇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昆劇古琴研究會顧問、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顧問。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曲潤海參加工作后主要研究“山藥蛋派” 和“晉軍”作家作品。 1983年后主要研究表演藝術的創作和管理，并參與創辦了表演藝術的全國最高政府獎“文華獎”。

曲潤海筆名沱浪、居平，196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評論集《思考·探索·前進》《山藥蛋派作家作品論》，論文集《論綜合治理振興山西戲曲》《論表演藝術的改革與建設》《沙灘戲語》《王府學步》，劇本集《晉風戲稿》《旅燕戲稿》《曲潤海劇本集?古代故事戲劇本》《曲潤海劇本集?現代戲改編劇本》《曲潤海劇本集?傳統戲改編劇本》（上、下冊），詩集《劇壇雜詠》，主編《中國文化藝術叢書》(十卷)等。

曲潤海的戲曲劇本《富貴圖》《桐葉記》《崔秀英》獲文華新劇目獎、文華劇作獎，《金谷園》《日月圖》《蝴蝶杯》分別獲中國京劇節、藝術節、戲劇節劇目獎、演出獎，評論《高昂豪放順暢如流——評文武斌的詩》獲山西趙樹理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