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起良 馬瘦骨 | 伯父的鋼筆

口述人 | 徐起良　記錄者 | 馬瘦骨

我伯父叫徐時云，是常山縣第一個犧牲的革命烈士。

每年縣里組織愛國主義教育的相關講座，都會講到他的英勇事跡，但奇怪的是，從來沒人說他犧牲的過程。伯父犧牲時是我父親去收的尸，我曾無數次問過父親這個問題，他都是緘口不語。

1989年，因縣城擴建，伯父的墳地在規劃之內，這次是我去給伯父遷墳的。我小心翼翼地刨開泥土，棺材早已腐爛，只有一些蒼白的骨殖。

我將骨殖輕輕撿拾出來，放在提前鋪好的紅布上。伯父四肢、軀干的骨殖都比較完整，但顱骨卻不見了，除了幾顆牙齒，只有一些碎骨。

我終于知道父親一直不肯講伯父犧牲時的原因了，因為子彈打中的部位是腦袋，伯父的頭骨都被打碎了。

父親曾和我說，他去給伯父收尸時，曾專門繞道去買了一頂黑色的禮帽，我原以為是父親給伯父買個他喜歡的時髦物，原來是為了蓋住伯父破碎的腦袋。

想到這里，我的眼淚忍不住掉下來。

一、黑色禮帽

在浙江衢州的常山縣，那時我們徐家是大姓，我祖父輩分高，負責看管縣城徐氏家族的大祠堂——里擇祠，還幫忙打理部分徐姓家族的田產、房產，算得上德高望重。

我們這兒有句老話：“老大忠，老二憨，家家都有個精老三”。我父親三兄弟正是如此。正當祖父努力培養伯父成為家族接班人時，上海爆發了“五卅慘案”，工人和學生抗議日本紗廠鎮壓工人，英租界的印度巡捕開槍射殺了多人。

上海工人群眾的游行示威，迅速得到全國各大城市的積極響應。伯父不僅參加縣里的罷工、罷課聲援上海，還跑到上海參加游行示威。

十里洋場煙花地，風云際會上海灘。在上海三個多月，伯父學了一身上海灘的新派頭，比如喜歡戴禮帽。

伯父從上海回到常山那天，頭戴黑色禮帽，身穿筆挺中山裝，大多街坊一下認不出他了，只有隔壁算命的老先生一眼認了出來，這不就是徐家大公子嗎？

得到消息的祖父已經在祠堂等候。只要是徐家的后人，從外地回來必須先祭拜祖宗，這是規矩。看到長子恭恭敬敬磕頭拜徐家先人，祖父雖然臉上一直繃著，但懸了三個月的心終于放了下來。

吃過晚飯，祖父將伯父單獨留下，要他重新謀個差事，準備結婚成親，這是徐家長子應該承擔的責任。但伯父的心已不在此，他有更大的理想抱負。

那時的中國，舊的權威剛被打破，新的權威尚未建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實際上陷入一種極其混亂的無序狀態。

很快，北伐軍東路軍所屬的第22師進抵常山，小小的縣城一下子擁進了萬余人，熱鬧非凡。為了吸收更多年輕人參軍，北伐軍宣傳大隊每天都在縣城廣場上輪番演講。頭戴新式禮帽，滿腦子新思想的伯父決定去參加北伐軍。

祖父不舍得兒子去革命，但又無法阻攔，天天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生悶氣，不肯和伯父見面。伯父出征時，兩個弟弟一路送他到東城門。

這和去上海游行不一樣，伯父知道戰場上子彈不長眼睛，他交代老實憨厚的二弟，要照顧好家人。我的三叔徐國政，此時才6歲，對大哥滿眼都是崇拜。

在北伐軍中，伯父很得領導器重。光復杭州時，他擔任了第22師少尉宣傳科員。而就在北伐軍收復上海時，他收到了一封家書，說祖父身患重疾，已處彌留之際，要他盡快回去見最后一面。

等伯父火燒火燎地趕回家，推開門一看，祖父卻好端端的。心里的擔憂雖然放下了，卻忍不住生出一絲抱怨：父親大人怎么可以這樣？這不是耽誤大事嗎？

祖父拍著桌子厲聲呵斥，說大伯作為家里的長子，最要緊的是孝親敬長。伯父哪還聽得進祖父的教訓，他滿腦子想的都是推翻反動軍閥。大伯耐著性子在家待了半個月后，一天早上，趁家人還在熟睡，偷偷跑回部隊了。

可伯父萬萬沒有想到，只是半個月時間，北伐軍中已經是風云變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了針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復雜的黨派斗爭澆滅了伯父的一腔熱血，賞識他的領導也勸他回家。

伯父離開部隊，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常山。祖父倒是很高興，希望他趕緊找個工作成家立業。伯父心不甘情不愿成了第二國民學校的一名小學教師。但伯父不想只當個孩子王，在學校一年后加入國民黨，去了縣政府工作。

幾年后，伯父被推選為縣黨部候補執行委員，是縣里數得上名號的人。此時的伯父看到的不是榮華富貴，而是國民黨內部爾虞我詐的派系斗爭，不僅有中央派、元老派、第三黨等，就連中央派自己又分成CC系、黃埔系、政學系……

正當他苦悶時，有人邀請他去做件大事，而這事可能會掉腦袋。

二、燕山神秘人

那是1932年7月，伯父在街上獨行時，意外遇到了北伐軍中的戰友。戰友說等有機會帶他去認識一個人，介紹說這個人有點意思，想在常山做點事情。

伯父喜歡交朋友，一口答應下來，說晚上就約來見見。戰友卻擺擺手，說不著急不著急，等要見的時候再通知他。看戰友神秘的樣子，這人難道是地下黨（中共地下黨組織）工作人員？

有關地下黨的傳聞早就在縣城里流傳開了，但要說清楚他們到底是些什么人，要干些什么，大家又不知所以然，只覺得是很神秘的一群人。

幾天后的一個傍晚，在戰友的帶領下，伯父見到了這個神秘人。他叫姜仁光，是贛東北蘇區黨組織領導方志敏的部下，這次受組織的派遣，秘密潛往常山開展革命活動，準備組建一支革命武裝，開辟新的游擊區。

姜仁光到達常山后，偽裝成蓑衣匠走鄉串戶四處考察，最后落腳在龍潭村的燕山，因為這里是三個縣的交界處，可以覆蓋浙江、福建、安徽等地。

姜仁光開展農民工作很有經驗，他很快在龍潭村站穩了腳。在村民的幫助下，燕山半山腰多了兩間茅棚。這兩間茅棚后來有個響亮的名字——閩浙贛三省邊區游擊司令部。

游擊隊組織建立后，姜仁光等人一面發動群眾擴充力量，一面利用多方關系，對常山縣的國民黨武裝進行策反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窮人也能過上好日子”，姜仁光在群眾中宣傳方志敏領導下的革命情形。

短短兩個月，就有五六百人愿意參加暴動，建立革命武裝。這中間有貧苦農民，有小學教員，也有對當局不滿的軍政人員。

為穩妥起見，姜仁光非常希望有人能夠打入保安團或者警察局，除了可以隨時刺探情報以外，還可以爭取更多的軍政人員作為暴動的內應，這很可能是暴動成功的關鍵人物。

他們選了又選，最后選中了我的伯父。我們家在縣里有些人脈，伯父在國民黨中也有些地位，他確實是打進警察局最好的人選。

而伯父同意參加暴動，除了對國民黨不滿，更是因為他短暫的北伐經歷。那是國共兩黨合作的蜜月期，軍中很多領導具有兩黨的雙重身份。他們有獨特的人格魅力，在兩黨內部都非常積極活躍，還說得上話。伯父也想成為那樣偉大的人。

從燕山回來后，伯父給在衢州的堂哥打電話，讓堂哥幫他引薦到縣警察局任職。堂哥只是一個電話，就將他安排進警察局當了個科長。

事情出奇的順利，順利到容易讓人忘記危險。

自從進了警察局，伯父就沒有閑過。他除了刺探情報，還秘密交友談心，成功說服一批警士答應在暴動時做內應。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神秘的蓑衣匠，奇怪的禮帽男，很快引起了龍潭村村民的注意。一天中午，當地鄉長在半路攔住了姜仁光問話，讓他說出具體給哪家做了蓑衣。

姜仁光不會做蓑衣，也沒有給人做過，他進村入戶，都是在做暴動的發動工作，挑選合適的人跟著他鬧革命。鄉長就是農民暴動目標之一。

姜仁光隨手指了指看熱鬧的兩個村民，說給他們就做過。姜仁光賭對了，那兩個村民果然沒有出賣他。

很快，傳來紅軍攻打常山球川鎮并大獲全勝的消息。姜仁光激動不已，緊急召開暴動骨干大會。這樣的會議連續進行了兩夜，最終確定暴動時間定在1932年的10月15日凌晨。

一旦暴動成功，幾股武裝力量即在縣城會合進行整編，然后隊伍進入靠近江西的山區，開辟游擊根據地，實現與贛東北蘇區連成一片的目標。

這一天，伯父剛上班，就接到上司急電，要警察局配合軍警部隊，圍剿燕山共產黨。

原來就在姜仁光他們開會確定暴動時間時，躲在茅棚外的鄉長親信已經聽了個大概。獲知消息的鄉長連夜進城告密。燕山暴動計劃泄密。

伯父心急如焚，找了借口從警察局溜了出來，緊急趕往燕山報信。

情況有變，大家燒掉寫好的布告、標語，緊急轉移。姜仁光讓伯父跟著他一起走，伯父拒絕了。

伯父是家中長子，他走了，一家老小怎么辦？

就在幾個月前，伯父才把叔叔送到杭州，準備好好培養。伯父結婚后一直沒有孩子，伯母曾經提議領養一個，伯父沒有同意，一是忙著革命，二來三弟和自己的孩子也差不多。

伯父對叔叔的感情亦兄亦父，一直很疼愛三弟。他北伐歸來后，就發現家中的三弟更加淘氣頑皮了，還剛闖下大禍。

有一天，叔叔跟幾個放牛娃在河灘比賽誰騎牛厲害，有個男孩可以在牛背上倒立。叔叔沒這本事，很是不服氣，于是走到牛背后，用竹鞭狠戳牛屁股，牛一下狂跳起來。男孩被甩飛出去很遠，正好落在裸露的巖石上，摔斷了肋骨。

伯父知道這事后，特別跟祖父說，老三學好了是條龍，走偏了就是條蟲，得好好管教才行，不能讓他走偏了。

伯父在第二國民學校做教師時，第一時間把叔叔收在自己班里，嚴加管教。后來他離開學校后，又一再提議把叔叔送到省城杭州上學。但因為叔叔年紀太小，祖父遲遲沒有同意。直到他認識姜仁光的前幾個月，祖父才同意他送叔叔到杭州去上學。

當然，伯父拒絕跟隨姜仁光轉移，除了擔心家人，伯父還心存僥幸，自己是國民黨黨員，又是警察局科長，堂哥還是市里的少校參議，沒人會懷疑到自己頭上的。

只是這一次，伯父高估了自己。

三、伯父的絕筆信

國民黨當局“圍剿”燕山的四路人馬撲了空，一定是有內鬼泄露消息，伯父被鎖定了。要排查伯父太容易了，常山縣常戴禮帽的人就他一個。

伯父是在辦公室里被帶走的。被捕時，他收好正在抄寫的警察局文件，將鋼筆的筆套套好，插進自己胸前的衣兜，戴好禮帽后離開了警察局。

燕山安靜了下來，龍潭村也安靜了下來。但審訊室里，氣氛森嚴，伯父全部承認了：我是共產黨，我參加了燕山暴動。

問還有哪些人參加，現在又都隱藏在哪里時，伯父跟沒有長嘴巴一樣。問一句，不說，保衛團就拔他一個手指甲；又問一句，還是不說，再拔一個手指甲。十個手指甲拔完，就打得他全身皮開肉綻，怕他逃跑，就用鐵絲穿過他的鎖骨拴在柱子上。

伯父一被捕，一家老小除了哭再無其他辦法。祖父雖然德高望重，但畢竟沒什么實權，好不容易湊了幾十塊大洋去求人，卻連大門都進不去。

這是掉腦袋的事，誰也不敢出面。

審訊了13天，一點進展也沒有，保安團精疲力竭也不勝其煩，剛好衢州邊防司令部電告要將伯父押去“以明軍紀”。

那天是10月27日。在汽車站門口設攤給人看相的算命先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停下加水的汽車里面目全非的囚徒不正是徐家大公子嗎？他看出了伯父祈求的眼神，裝作看熱鬧的樣子走到汽車前。

伯父用盡最后的力氣，遞過來一封血跡斑斑的絕筆信，請先生送給祖父。

“父母雙親大人，兒今已命歸陰矣，無冤可申，仰雙親大人保重身體，囑妻早日改嫁，莫耽誤前程……”

加滿水的汽車，載著伯父絕塵而去。

第二天，伯父被槍斃。

第三天，縣政府派人通知我們家，去衢州收尸。我老實巴交的父親叫了三個朋友，在衢州的南門，見到了伯父冰冷的遺體。

父親提前給伯父買來了一口薄棺材，畢竟要抬著棺材走40來公里的路，棺材厚了抬不動。見到伯父后，父親又特別繞到一家百貨店，買下了一頂黑色的禮帽。

父親講起這段往事時，我一直以為，是因為伯父生前喜歡禮帽，父親才去買。時隔57年后，我才知道是為了蓋住那破碎的頭骨。

伯父生前的事，都是父親講給我聽的。

當時，父親和朋友抬著伯父的棺材到常山，太陽已經偏西。按老規矩，兇死的人不能進屋，父親將伯父抬到三里灘，是伯父曾經和戰友見面的地方。

那里有一塊徐家的菜地，父親一邊挖墓穴，一邊叫朋友去通知伯母。伯母來到菜地時，棺材已經入穴，等她來撒第一把土。

很快，三里灘就出現了一個小土包。伯母點燃香紙祭拜后，趴在小土包上默默掉淚。在那小土包前，當時連塊墓碑都不敢立。

就在伯父入土的那一刻，祖父也走到了我們家門口，在路邊默默點燃起香燭，燒了一大堆金元寶，喃喃自語說，時云，這里才是你的家，你要記得回家。

伯父走后，伯母沒有改嫁的意思，很快就抱養了一個男孩。他成了我的堂哥。堂哥看上去有點像伯父，看得出伯母是有意尋找的。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節，伯母就帶堂哥去給伯父上墳。伯母按著他的脖子磕頭，說：“這是你的爸爸。”

伯母希望用這種方式不讓伯父斷后，逢年過節，也有個人給他燒炷香，敬杯酒。不料堂哥7歲那年得了蕁麻疹死掉了。半年后，伯母改嫁了，跟我們家徹底沒有了聯系。

四、遙望三里灘

伯父當時的死訊，家人沒告知在杭州讀書的叔叔，畢竟他還是個孩子。

那年冬天特別寒冷，常山連下了幾場大雪。叔叔放寒假回到家里，已經是臘月里了，照往常，家里的屋梁下，應該掛滿粽子、花生、魚干、臘肉、油豆腐等年貨的了。但這年，徐家屋梁上空空蕩蕩，冷冷清清，毫無過年的氣息。在祖母悄悄的哭泣聲中，叔叔才知道大哥幾個月前已經犧牲了。

叔叔哇哇大哭。祖父趕緊把大門關上，厲聲阻止：“哭什么哭！”

第二日，在叔叔的強烈要求下，父親悄悄帶著叔叔去了三里灘。菜地還被積雪覆蓋著，伯父的小墳包一點不顯眼。哥倆找了很久才找到具體位置。兄弟倆在大哥的墳前呆站了許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叔叔想起伯父送他到了杭州后，帶他游西湖，還去餐館吃飯。上了兩碗杭州特色小吃片兒川，面上堆著一層由雪菜、筍片、瘦肉炒制的澆頭，還撒了幾片綠油油的蔥段。伯父一直催叔叔趕緊趁熱吃，叔叔埋頭狼吞虎咽時，兩滴眼淚也滴進碗里，12歲的他知道，在常山可以頑皮，是因為有大哥護著，在杭州可就是寄人籬下了，再也不敢撒野了。這頓飯，竟是兩兄弟的最后一餐。

大年過完，祖父就把叔叔送回杭州。他擔心小兒子受到牽連，最好還是遠離這是非之地。

叔叔畢業后，留在杭州工作。時局還很亂，老百姓過不上一天安穩日子。

很快，日本人來了，上海、杭州相繼淪陷，祖父擔心叔叔的安危，寫信讓他回到常山老家。祖父最希望叔叔能去學校當老師，有一份正當職業，能養家糊口就行。

但叔叔也和伯父一樣，不愿意當個孩子王。叔叔從小一表人才，聰慧過人，讀書之余，還跟一個寺廟的和尚學過兩年功夫。得知縣里的保衛團要招一批人手，叔叔不顧祖父的反對，偷著去報了名，順利被錄取了。

那幾年，保安團自以為手里有槍，走起路來都橫著，經常干一些欺行霸市的事情，名聲很壞。因為伯父的事，祖父最反對叔叔去政府當差。但叔叔說，自己才不會跟大哥那么傻呢。

祖父氣得全身發抖，用手指著門外：“這個家你少進。”

叔叔也真搬出去住了，只是逢年過節，才給家里捎點錢和東西。叔叔文武雙全，深得縣長喜歡，成為縣長的貼身警衛，一時風光無限。

有知情的人提醒縣長，說叔叔的哥哥當年是共產黨。縣長擺擺手，說，“都過去快10年了，再說，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兩碼事，不搭界。”

當上了縣長的貼身警衛后，叔叔就再也沒有去給伯父上過墳了。他希望縣長知道，他與共產黨的大哥是撇清關系的。

但每個重要日子，叔叔都會偷偷找到我父親，塞給他一筆錢，讓父親給伯父多燒一些香紙。有一年清明節，叔叔對我父親說，他夢到伯父找他，說住的房子漏水了。叔叔交代父親去給伯父的墳培些土，并說：“你去扎一座紙房子燒給大哥，燒的時候說是我送的。”

那么多年，叔叔更多是無顏去見自己的大哥吧。當上警察后，他圍剿過地下黨，也狐假虎威欺壓過老百姓。沒有了伯父的引導，叔叔終歸是沒能成為伯父那樣的人。

1949年5月4日，常山解放，叔叔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把身上的黃皮一脫，隱姓埋名逃到了衢州，在一家小店里當伙計，過著膽戰心驚的日子。

而伯父“揚眉吐氣”的日子終于到來了。作為常山歷史上第一個為了革命事業犧牲的志士。1950年10月，縣里在伯父的墳包前立了一塊青石質地的墓碑，石碑上面寫著“革命志士徐時云”七個字。

給伯父立碑的那天，爸爸帶著我一起去祭拜。那時候我才5周歲，還不識字，墓碑上的字是我后來認識的。只見祖父站在遠遠的地方朝這邊張望，我朝他招招手：“爺爺，你也過來呀。”

祖父好像沒有聽見一樣，轉身默默離開了。按當地的風俗，長輩是不能給小輩上墳的。其實，伯父慘死的心結，祖父至今還沒有解開。

很快，農村開始劃分階級成分了，有人說祖父有很多田地，夠得上地主成分。其實這些田地，都是徐姓族人的共有財產，祖父只不過是幫忙打理、負責做賬而已，所獲的收益，全部用作祠堂的開銷，沒有放進自己腰包。

祖父為了證明自己是革命家庭，他找出伯父臨刑前那封絕筆血信，去鎮里陳述情況。負責人看過信后，就把它放進了抽屜，說：“這封信怎么可以放在你那里？我們先保管了。”

隨后，對方又說：“徐時云是志士這不假，但你是地主也是明擺的事情，別忘了你還有個兒子是反動軍官呢。一碼歸一碼。”

一句話說得祖父啞口無言。就這樣，地主的帽子戴在了祖父的頭上，沒幾年，祖父母都相繼離世。而伯父的那封信從此失蹤了，我們后來找相關部門查尋，也沒能找到。

后來，1955年叔叔被押回到常山老家，判了7年有期徒刑，送到金華一所監獄勞動改造。叔叔刑滿后回到了常山，孤身一人，我把他接過來一起生活，一起在生產隊里參加勞動掙工分。

叔叔變得沉默寡言，對往事只字不提，不管受到什么欺侮只是咧嘴一笑。后來有個親戚看他可憐，介紹他到常山罐頭廠看大門。叔叔和伯父一樣，寫得一手好字，廠里需要寫個通知、標語什么的，全出自他的手筆。

五、不朽的鋼筆

此后，到了上墳掃墓的日子，叔叔會跟我們一起去給伯父上墳。大半輩子過去，終于可以大模大樣地去給自己的大哥上墳了，叔叔高興。

每次我們擺起供品，點燃香燭以后，叔叔會點一支煙在邊上坐著，看著青煙裊裊上升，發呆。有一次，我聽到叔叔在墳前自言自語說：“大哥，當年你的選擇是對的，我是錯的。但那時候，誰知道對錯呢？”

這幾十年過去，三兄弟就我的父親過得最平順。我的性格比較像父親，老實，沒伯父和叔叔那么大的抱負和理想，沒出息就沒出息吧，老實人就過點平安日子。

小時候父親經常帶我去龍潭村一帶砍柴，父親還特別帶我上燕山看過，當年姜仁光搭起來的兩間茅棚原址上已經長滿了灌木和茅草。

到了秋天，山上的楓樹葉子紅得透亮，這個景色當年伯父也是見過的吧。

有一次砍完柴，走到龍潭村，父親突然站著不走了。他豎起耳朵在聽，村民聊的是燕山暴動的事情，他們提到了姜仁光、徐時云的名字。

平時不太說話的父親，大聲對村民說：“徐時云是我的哥哥。”

村民們都轉過頭來看他，幾個年紀大一點的村民說，徐時云我們見過，就是經常戴著一頂黑色禮帽。父親的臉色一下變得陰沉起來。當時我不理解父親的痛苦，直到1989年遷墳才知道背后的秘密。

這次遷墳，我在伯父骨殖的下面，竟然還看到一支黑色的自來水式鋼筆。我萬分激動，緊緊地把它攥在手心。鋼筆上沾有黃色的泥土，已經嵌進了筆身，我舍不得清洗，因為上面沾有伯父的骨血和氣息。鋼筆還能擰開筆帽，只是它的墨水膽已經腐爛了。

埋在地下多年的鋼筆冷冷的，我要把它焐熱。

這支鋼筆，當年插在伯父筆挺中山裝的口袋上，用它寫過許多革命的豪言壯語和秘密信件，也用它寫下了那封絕筆信。想到這些，眼淚又不爭氣地掉了下來。

伯父的鋼筆我妥善保存了很多年。后來馬瘦骨老師找到我，建議我捐贈給縣里的黨史辦，說常山縣還沒有一件徐時云烈士的遺物。

我一口就答應了。這樣的革命遺物，能給更多后人知道，更好。

1991年，叔叔也走完了一生。考慮到伯父孤身一人，叔叔也是孤身一人，又同樣沒有子嗣后代。我思來想去擅自做主，將他們兄弟倆合葬在一起。

之前擔心有人不同意，因為伯父是革命烈士，但我想伯父、叔叔畢竟是親兄弟，人都死了，應該把什么都放下了吧。（選自劉霞 編著《我家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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