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陳嘉庚與毛主席敘舊：承諾完成兩件大事

1949年5月7日傍晚，北京站月臺的汽笛聲尚未散去，一位頭發花白卻步履堅定的老人走下車廂，迎面而來的，是葉劍英、董必武等百余人的笑容與握手。距離他上一次踏進北平城，已經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陳嘉庚輕輕捏了捏衣袋里那張褶皺的邀請電報——毛澤東親筆落款，他知道，這一次的北上注定不同尋常。

車站的寒意還未褪去，周恩來趕來相迎，言語不多，只一句：“主席在香山等您。”陳嘉庚回以微笑。八年前在延安窯洞里那頓白菜雞湯的味道仍縈繞舌尖，如今香山綠意正濃，他更在意的，是與毛澤東的那句約定是否兌現。

回憶隨車輪倒轉。1940年5月，蔣介石在重慶以八萬元筵席迎接陳嘉庚，燈火輝煌，貴賓云集；一個月后，延安南門外同樣是人山人海，卻是破舊軍帽、土布衣衫。對比之下，高下立判。陳嘉庚在窯洞里對毛澤東承諾：“回到重慶，我勸蔣委員長與共產黨合作；回到南洋，我把在這里看到的全部告訴僑胞。”話不重，卻擲地作金石。

時間推回到1942年。新加坡淪陷在即，日軍開出重金懸賞，追殺名單首位便是陳嘉庚。老人在華僑與廈大校友的掩護下，輾轉泗水、瑪瑯，身邊始終帶著一小包氰化鉀。黃丹季冒死同行，兩人藏身廠房、甚至錯住成排屋號才能躲過盤查。夜深人靜，陳嘉庚握著毒藥粉末曾輕聲說：“若被抓，絕不讓他們得逞。”黃丹季只回了一句：“先生先活，僑心才在。”短短十字，卻寫盡生死。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印尼，陳嘉庚抬頭望天，良久無言。三年后，國內局勢風云再起，解放區連連告捷。毛澤東在香山發出電邀：“先生南僑盛望，盼命駕北來，共商新政。”陳嘉庚沒有遲疑，他深知這不是私人敘舊，而是一次決定未來的聚會。

抵京第三天，香山雙清別墅。毛澤東身著灰布中山裝，迎至門口，手一握，兩人對視而笑。沒有寒暄，陳嘉庚先開口：“延安一別八年，我答應的兩件事，都做到了。”他平靜卻鄭重。毛澤東頷首：“我從報紙也從群眾口中得知，先生之言，千鈞重。”一句話，把遠隔南洋的信任與擔當寫得明明白白。

他們在松濤竹影間長談至深夜。陳嘉庚詳細匯報了南僑總會七年來的募款、運兵、走私藥械的細節：一萬余名僑胞先后來華參戰，三億余銀元分批送到解放區，單是滇緬公路就有三千多名華僑機工參加搶運軍火物資；他多次通過電臺、報紙向東南亞僑界介紹解放區實況，撕破國民黨對共產黨妖魔化的迷霧。毛澤東聽得頻頻點頭，提筆寫下八字：“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翌日，中南海外聯絡部門密約陳嘉庚，共同起草面向東南亞華僑的慰問信；幾小時后稿成，電波越過重洋，傳抵星馬蘇北各埠。廣播里，中國崛起的訊息激蕩著萬千僑胞的心。有人在橡膠園里放下割刀，有人登上老舊的蒸汽輪船，要回國參會、要回鄉建設。正是這股向心力，讓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在外部尚有烽火的時刻，也能擁有聲援與匯款的源頭活水。

9月30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閉幕。大會上，陳嘉庚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常委，身著長衫，在主席臺上略一鞠躬。那一刻，他想起更久遠的1921年：廈門大學草創之初，他四處奔走籌學費；又想起1937年，他在新加坡集會，第一次向僑胞呼吁“保家衛國”。歲月流逝，信念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贈送延安的兩輛汽車的去向——一輛被毛澤東轉給朱德，用來前線巡視；另一輛則供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往來所需。陳嘉庚聽后哈哈一笑：“果然物盡其用。”對方回以幽默：“老先生的車如其人，專走崎嶇路。”

此后數年，陳嘉庚幾乎將全部精力投注到歸國建設。1950年，他牽頭促成“南僑機工紀念工程”，把多家華僑企業盈余無償劃撥給新中國“抗美援朝后方支援基金”；1953年，年屆七旬的他還親赴東北，實地考察撫順礦區的復工情況。一次深夜，寒風凜冽，他站在煤井坡道口久久眺望，同行者勸他回去休息，他搖搖頭：“國家要開工，咱不看一眼，怎能放心？”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在北京病逝。北京站再次響起汽笛，這回送別的是一位把半生心血埋進祖國復興大業的老人。周恩來、朱德等人執紼護靈柩南下，沿途百姓自發列隊，口口相傳那句贊譽：“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硝煙散后，陳嘉庚的故事鮮少被街頭巷尾提起，但只要翻開那段歷史，總能看到他奔波在戰云和炮火之間的身影。他用一腔赤誠把南洋僑胞的血汗化作抗戰的槍炮，也把自己的人格化作連接海內外的橋梁。在1949年的北京，他向毛澤東交出的“作業”只有兩條，卻足以讓后人記住，這是一位真正把承諾寫進國家史冊的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