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被特赦后偶遇廖運周，當場就要動手：你真把老子害苦了！

1979年春，北京東單一座老式會所里，政協系統的酒會正熱鬧進行。大廳西側燈光昏黃，人聲、杯盞聲交織。就在這一刻，74歲的黃維端著杯酒，目光突然釘在門口——那是廖運周，頭發已白，卻神采不減。空氣驟然緊繃。

黃維邁步上前，抬手幾乎觸到對方領口，低吼一句：“你真把老子害苦了！”同行的楊伯濤也紅了眼，“師座，咱今天說個明白！”場面眼看失控，文強趕緊擋住兩人，“都到這份上了，還計較什么？”短暫的拉扯后，眾人才把老將軍勸回座位。酒意散去，往事卻翻涌而來。

回溯三十年前，1948年11月中旬，徐州以北的雙堆集剛下過冷雨。黃維率第十二兵團，十萬余人列陣待命，自信能撕開中原野戰軍包圍。那時他40出頭，意氣風發，親自給部屬打氣：“三日破圍，回南京吃酒。”在他眼里，兵團里最可靠的尖刀是第八十五軍一一〇師，師長廖運周，黃埔同窗，槍法準、嘴巴緊。黃維把最新配發的M5A1輕型坦克、75山炮全壓在廖師長手里，讓其擔任突擊矛頭。

有意思的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廖運周卻帶著整師調轉方向，向著看似最嚴密的中野防線“猛撞”。炮火掩護里，他把步兵集合，低聲一句：“兄弟們，跟我走，聽共產黨的命令！”天微亮，一一〇師列隊進入解放軍陣地，隨即宣布起義。消息被嚴密封鎖三天，期間黃維還在指揮部等前鋒聯絡信號，卻只收進無線電里的雜音。第四天，全兵團士氣崩散，外圍部隊被分割，后勤補給線斷絕，突圍計劃化為泡影。

1949年一月中旬，黃維在青龍集被俘。進入撫順、改到北京功德林，他始終拒絕寫悔過書：“戰場勝負，何罪之有？”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單里原本有他，他硬是把機會推掉，多蹲十六年。旁人說他固執，他卻認定是“軍人骨氣”。不得不說，這份倔強讓管理他的干部頭疼，也讓昔日部下對他五味雜陳。

再說廖運周。江西吉安人，早年闖蕩上海灘，后進黃埔五期。淞滬會戰時他屢次負傷，卻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被安排深潛國軍系統。解放后授少將軍銜，一度主持南京軍區后勤，聲名不錯。有人問他雙堆集那晚心情，他淡淡一句：“換旗而已，求的是國家統一。”輕描淡寫，卻改變了十萬人的命運。

1975年，七批戰犯特赦，黃維終被放行。走出功德林，他先去八寶山給杜聿明上香，嘴里仍念叨“兵敗之痛”。隨后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常委。文件一到手，黃維苦笑：“圈子不大，又要抬頭見舊人。”果不其然，四年后酒會上就撞見廖運周。

那晚爭執雖被勸住，后座卻冷場。按規定，兩位委員須留影存檔。攝影師端著相機遲疑，文強壓低嗓子：“握手吧，別讓別人難做。”黃維斜眼一看廖，哼了一聲，還是伸出手。快門按下，只見兩只干瘦的手在閃光燈下短暫相合，指尖卻明顯用力。

傳聞幾年內黃維多次對研究者復盤淮海戰役，最常說的還是那句：“若無一一〇師倒戈，鹿死誰手未可知！”然而他也并非只怨廖運周。1978年軍事科學院研討會上，他忽然補上一句：“郭汝瑰那通電話，也不簡單。”話音落地，會議室頗為尷尬。這位前作戰廳廳長，當年暗通情報的事實早被公開，黃維仍舊氣難平。

進入八十年代，兩岸氣氛稍緩。黃維牽頭寫信給臺北舊部，提議“攜酒言和，不打弟兄仗”。對統一的向往，他表態鮮明：“國不國，家不家，算什么軍人？”反差頗大——一方面維護個人戰場榮譽，另一方面又主動擁護民族大義。旁人看不清，他自有邏輯：戰敗可爭，國家不可分。

1989年，黃維病重，北京醫院窗外白楊低垂，杜聿明遺孤前來探望。病榻上，黃維喃喃道：“徐蚌會戰，還得重寫。”再提廖運周，他搖頭：“個人恩怨小事，史筆自有公論。”語速很慢，卻沒有了當年的怒火。同年末，他辭世，八十五歲。

黃維去世的消息傳到臺灣，黃埔同學會專門送來挽聯。大陸這邊，廖運周悼詞只有十二字：“昔日同窗，今日同志，共憶崢嶸。”細看落款，還寫著“謹此致敬”。旁人議論，說廖將軍心大。其實他在追悼會后對友人低聲一句：“那一夜，愧對兄弟。”聲音極輕，沒人再追問。

多年過去，雙堆集遺址立起紀念碑，游客稀少。石碑旁，新刻兩行并列姓名：黃維、廖運周。一位老兵站在碑前自言自語：“打也罷，和也罷，到頭來都留在這里。”風吹陳葉，無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