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北京東單一座老式會所里,政協系統的酒會正熱鬧進行。大廳西側燈光昏黃,人聲、杯盞聲交織。就在這一刻,74歲的黃維端著杯酒,目光突然釘在門口——那是廖運周,頭發已白,卻神采不減。空氣驟然緊繃。
黃維邁步上前,抬手幾乎觸到對方領口,低吼一句:“你真把老子害苦了!”同行的楊伯濤也紅了眼,“師座,咱今天說個明白!”場面眼看失控,文強趕緊擋住兩人,“都到這份上了,還計較什么?”短暫的拉扯后,眾人才把老將軍勸回座位。酒意散去,往事卻翻涌而來。
回溯三十年前,1948年11月中旬,徐州以北的雙堆集剛下過冷雨。黃維率第十二兵團,十萬余人列陣待命,自信能撕開中原野戰軍包圍。那時他40出頭,意氣風發,親自給部屬打氣:“三日破圍,回南京吃酒。”在他眼里,兵團里最可靠的尖刀是第八十五軍一一〇師,師長廖運周,黃埔同窗,槍法準、嘴巴緊。黃維把最新配發的M5A1輕型坦克、75山炮全壓在廖師長手里,讓其擔任突擊矛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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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廖運周卻帶著整師調轉方向,向著看似最嚴密的中野防線“猛撞”。炮火掩護里,他把步兵集合,低聲一句:“兄弟們,跟我走,聽共產黨的命令!”天微亮,一一〇師列隊進入解放軍陣地,隨即宣布起義。消息被嚴密封鎖三天,期間黃維還在指揮部等前鋒聯絡信號,卻只收進無線電里的雜音。第四天,全兵團士氣崩散,外圍部隊被分割,后勤補給線斷絕,突圍計劃化為泡影。
1949年一月中旬,黃維在青龍集被俘。進入撫順、改到北京功德林,他始終拒絕寫悔過書:“戰場勝負,何罪之有?”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單里原本有他,他硬是把機會推掉,多蹲十六年。旁人說他固執,他卻認定是“軍人骨氣”。不得不說,這份倔強讓管理他的干部頭疼,也讓昔日部下對他五味雜陳。
再說廖運周。江西吉安人,早年闖蕩上海灘,后進黃埔五期。淞滬會戰時他屢次負傷,卻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被安排深潛國軍系統。解放后授少將軍銜,一度主持南京軍區后勤,聲名不錯。有人問他雙堆集那晚心情,他淡淡一句:“換旗而已,求的是國家統一。”輕描淡寫,卻改變了十萬人的命運。
1975年,七批戰犯特赦,黃維終被放行。走出功德林,他先去八寶山給杜聿明上香,嘴里仍念叨“兵敗之痛”。隨后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常委。文件一到手,黃維苦笑:“圈子不大,又要抬頭見舊人。”果不其然,四年后酒會上就撞見廖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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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爭執雖被勸住,后座卻冷場。按規定,兩位委員須留影存檔。攝影師端著相機遲疑,文強壓低嗓子:“握手吧,別讓別人難做。”黃維斜眼一看廖,哼了一聲,還是伸出手。快門按下,只見兩只干瘦的手在閃光燈下短暫相合,指尖卻明顯用力。
傳聞幾年內黃維多次對研究者復盤淮海戰役,最常說的還是那句:“若無一一〇師倒戈,鹿死誰手未可知!”然而他也并非只怨廖運周。1978年軍事科學院研討會上,他忽然補上一句:“郭汝瑰那通電話,也不簡單。”話音落地,會議室頗為尷尬。這位前作戰廳廳長,當年暗通情報的事實早被公開,黃維仍舊氣難平。
進入八十年代,兩岸氣氛稍緩。黃維牽頭寫信給臺北舊部,提議“攜酒言和,不打弟兄仗”。對統一的向往,他表態鮮明:“國不國,家不家,算什么軍人?”反差頗大——一方面維護個人戰場榮譽,另一方面又主動擁護民族大義。旁人看不清,他自有邏輯:戰敗可爭,國家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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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黃維病重,北京醫院窗外白楊低垂,杜聿明遺孤前來探望。病榻上,黃維喃喃道:“徐蚌會戰,還得重寫。”再提廖運周,他搖頭:“個人恩怨小事,史筆自有公論。”語速很慢,卻沒有了當年的怒火。同年末,他辭世,八十五歲。
黃維去世的消息傳到臺灣,黃埔同學會專門送來挽聯。大陸這邊,廖運周悼詞只有十二字:“昔日同窗,今日同志,共憶崢嶸。”細看落款,還寫著“謹此致敬”。旁人議論,說廖將軍心大。其實他在追悼會后對友人低聲一句:“那一夜,愧對兄弟。”聲音極輕,沒人再追問。
多年過去,雙堆集遺址立起紀念碑,游客稀少。石碑旁,新刻兩行并列姓名:黃維、廖運周。一位老兵站在碑前自言自語:“打也罷,和也罷,到頭來都留在這里。”風吹陳葉,無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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