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 | 儒家思想如何化解關懷倫理的規范性危機

儒家“體用合一”思想為關懷倫理的規范性難題提供了一種具有創造性與說服力的解決方案。我們關懷他人，并不僅僅因為它符合社會期望或抽象原則，而是因為關懷本身體現了生命的關系性本體結構，構成了人類共同生活不可或缺的倫理基礎。

原文 ：《儒家“體用合一”思維對關懷倫理的啟示》

作者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趙寧

圖片 |網絡

關懷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最持續的實踐形態，然而，正因它如此日常、如此理所當然，它在長期以來的哲學論述中被遮蔽，甚至被刻意邊緣化。自啟蒙時代以來，主流道德理論傾向于構建“理論-法典”式的道德體系，將理性、抽象與普遍性奉為道德思考的最高標準，而將關懷、體恤、照料等具體且富有情感色彩的實踐排除于道德的中心之外，視其為非理性的私人事務或次要問題。

關懷倫理的規范性危機

正是在這一理論失衡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關懷倫理應運而生，力圖將“關懷”重新確立為道德生活的核心議題?？_爾·吉利根、內爾·諾丁斯、瓊·特龍托等學者明確指出，道德生活的本質并非對抽象原則的冷峻推演，而是體現為日常關系中對他人的體察與回應。她們強調，即便社會在缺乏抽象正義的情況下尚能勉力維持，但一旦關懷缺席，人類的共同生活便將迅速走向崩潰與荒蕪。瓊·特龍托與貝瑞尼斯·費舍爾進一步將關懷定義為“我們為維持、繼續和修復我們的‘世界’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以便我們能盡可能好地生活在其中”。在她們看來，關懷是維系我們生命持續與關系網絡的根本生存實踐。然而，關懷倫理試圖將關懷實踐上升為道德核心的努力，始終未能根本化解理論層面的根本挑戰。理性主義哲學家奧尼爾等人嚴肅追問：如果關懷倫理僅僅訴諸具體的情感體驗和私人領域的生活經驗，又如何能夠生成“每個人普遍應當”承擔的規范性義務？換言之，關懷倫理如不能解釋如何從事實（is）正當地推導出規范（ought），將無法擺脫“自然主義謬誤”這一哲學困境。

因此，關懷倫理亟待探索一條規范性確證的新路向，它既要能規避“自然主義謬誤”的陷阱，又要避免退化為抽象而冷漠的普遍原則。換言之，關懷倫理若要成為具備哲學說服力和現實權威性的道德理論，必須為自身的規范性地位找到一種既不依賴傳統理性主義演繹，又能保存關懷實踐及情感特質的論證方式。由于其本身對理性主義道德哲學路徑的拒斥，關懷倫理不可能再借用康德主義或功利主義那套演繹推理的模式，而必須開辟出新的哲學資源和理論方法。正是在這種理論張力和現實訴求的交匯處，儒家“仁愛”倫理以其對關系、情感與實踐的持續關注，為關懷倫理的規范性問題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解決思路。學者李晨陽開啟了關懷倫理與儒家倫理的對話，認為儒家仁愛倫理與關懷倫理在核心結構上高度契合：二者同樣以“仁愛”或“關懷”作為最高道德價值；同樣拒絕脫離經驗情境的普遍化規則；同樣主張依照親疏遠近分層次地承擔道德義務。此外，不少比較倫理學者如莫琳·桑德-斯陶特、苑莉君等也主張，儒家仁愛倫理與關懷倫理之間應加強對話與互鑒，共同抵抗康德主義、功利主義等以原則為核心的西方規范理論的理論單一性與情感貧乏。

儒家“體用合一”的哲學思維

儒家“仁愛”倫理中獨特的“體用合一”思想，為關懷倫理面臨的規范性危機提供了深刻而系統的哲學啟示。在中國哲學傳統中，正如方克立先生所指出，“體用”是最基本的一對哲學范疇，其內涵涵蓋了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內容與形式、必然與偶然、未發與已發等多重維度。在儒家道德哲學中，“體”通常被視為道德的本源、根基與開端，“用”則指向道德的展開、實現與實踐。從先秦儒學至宋明理學，程顥、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思想家，對“仁愛”之“體用”關系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理論闡發。其中，對“仁愛”之“體”的闡發并非指向西方倫理那種抽象、先驗的普遍原則，而是指向可被真實體驗、切身踐履的道德本根。這種道德的本根體現在從家庭到社會，乃至宇宙萬物之間一體貫通、相互依存的關系網絡之中；“仁愛”之“用”，則是這種關系之“體”在日常倫理實踐中的自然流露與不斷展開。從孟子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到王陽明的“萬物一體”，儒家都將倫理的展開視為關系之“體用”動態生成的歷程。朱熹曾明確指出：“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王陽明則以“知行合一”深刻揭示，道德本體唯有在具體行動中才能被切實體認，表現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儒家“體用合一”的哲學思維，與西方主流道德哲學中事實與規范、理性與情感的二元分離形成鮮明對比。儒家堅持認為，事實與規范、理性與經驗在道德生命中本質上是不可分割、彼此生成的統一體。道德義務不是外在權威的強加，而是生命結構本身自覺而內在的展開。這一理論立場，不僅有益于突破關懷倫理在規范性論證上的困境，而且為全球倫理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種更具人文溫度的道德論證資源。

體用合一”助力解決關懷倫理規范性困境

針對關懷倫理規范性確證的核心困境，儒家“體用合一”思維至少能夠為該問題提供兩種關鍵性的解決思路。

首先，“體用合一”為規范性的動態生成機制提供了具身化、經驗性的解讀，并以“第一人稱”的倫理視角，突破了西方主流倫理學以“第三人稱”理性推演為核心的理論局限性。西方道德哲學普遍認為，道德規范性必須建立在超越經驗的普遍原則或抽象理性法則之上，通過客觀中立的外部視角演繹證成。無論是關懷倫理還是儒家思想，都強調情感、體驗與實際關系在道德生活中的根本地位，拒絕割裂經驗與規范。

與關懷倫理著重強調關懷之“用”的實踐層面不同，儒家同樣關注道德之“體”的闡發，其“體用合一”的論證思路彌補了關懷倫理在元倫理論證層面的短板?！绑w用合一”解釋了“仁愛”與“關懷”的道德規范性不是先驗原則的外在賦予，而是在具身、互動的道德實踐中的自然流露。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題，都強調道德主體是在具體情境下通過身體和心靈的切實體驗，體認到關懷他人的正當性。這一切身的“體知”，既非抽象推理所得，又非純粹主觀臆斷，而是人與人，乃至人與萬物“關系本體”的自明顯現。正是在這一具身經驗中，關懷倫理的規范性無需再借助外部抽象原則，其道德權威和合理性已蘊含于生命共同體的具體實踐之中。因此，當我們面對他人苦難，主動流露出關懷和責任感時，這一“應當性”并非源自社會規范的強制或理性推導的命令，而是發自主體生命內部的自覺倫理體驗。

“體用合一”的哲學機制，不僅有效消解了主觀與客觀、經驗與規范之間的二元張力，更為關懷倫理提供了穩固且可經驗確證的規范性根基。這種“第一人稱”的道德自覺，使倫理義務轉化為具體生命中的真實實踐，而不再是抽象和冷漠的外在規范。

其次，儒家“體用合一”思維深刻闡釋了關懷如何能夠超越原初的親密圈層，擴展為具有公共性乃至宇宙性普遍性的倫理規范。關懷倫理長期面臨的一個核心質疑在于：如果關懷僅僅根植于親緣、母性或情感紐帶，如何能為陌生人、社會整體，甚至超越人類本身的生態共同體提供具有說服力的道德基礎？在這一點上，儒家“體用合一”思維對關系之“體用”的動態生成機制，提供了原創性的解答。儒家道德生活的展開結構，始于家庭的“孝悌”與“親親”，進而推及社會的“仁民”，最終涵攝宇宙的“愛物”?！睹献印访鞔_強調，這種倫理擴展不是外在原則的強制推廣，而是關系本體內在生長和自然外溢的結果。王陽明以“樹木之生長”為喻，指出“仁愛”之“體”如根，關懷之“用”如枝葉，其擴展的過程是“萬物一體”生命結構的自然生發。在這一意義上，倫理的普遍性并非建立在理性個體一致同意的原則之上，而是在關系個體層層向外推擴關懷實踐的過程中得以證成。這種擴展機制超越了西方規范倫理“特殊主義-普遍主義”之間的二元對立：如果關懷倫理僅停留于家庭或親密圈層，便難以具有公共規范性；反之，若直接訴諸抽象原則，則容易犧牲情感與關系的特殊性和厚度。儒家關系之“體”和“用”的互動生成機制，證實了關懷之“體”可以自然流溢為“用”，原初家庭中的關懷之“本”可經過“用”的層層向外推擴而被切身地理解和證實。這一“體用合一”的規范性證成模式使關懷倫理既保留了真實的情感源頭，又能獲得持續的道德普遍化動力，從根本上消解了西方倫理理論關于特殊與普遍的張力和困境。

由此，儒家為關懷倫理的普遍性和規范性拓展提供了堅實的哲學資源：關懷不只是私人領域的情感反應，更是關系本體的生成性展開，是生命網絡自我繁衍和擴充的必然過程。關懷之“用”的無限擴展，正是仁愛之“體”的動態自我實現。因此，儒家不僅闡明了關懷為何能夠擴展，更揭示了關懷之規范性和普遍性在本體論層面的深厚根基。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課題“關懷機器人對中國傳統家庭倫理的挑戰與對策研究”（2023EZX005）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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