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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沫沙
1961年春,《北京晚報》編輯部請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寫些知識性雜文。鄧拓考慮到“北京”二字和“晚報”二字的特點,把發表文章的欄目定名為《燕山夜話》。
那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也請鄧拓開辟雜文專欄。鄧拓感到力不勝任,就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時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一起合作。三人將欄目定名為《三家村札記》,輪流撰稿,署名統一為吳南星(吳晗的吳字,鄧拓筆名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筆名繁星的星字)。
1965年底,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被批判,后牽連到《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1966年5月,鄧拓、吳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后來,鄧拓、吳晗先后自殺,只有廖沫沙在文革后去世,時間是1991年12月27日。
廖沫沙原名廖家權,湖南長沙人,1907年1月16日出生于江蘇。1922年,他進入長沙師范學校,1927年到上海、在田漢主辦的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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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廖沫沙和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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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沫沙在審判江青時作為證人出庭
早年時,他曾撰文《人間何世》,批評林語堂創辦的宣揚“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的《人間世》,并和林語堂間、掀起過一場筆戰。晚年時,他在給人介紹自己遭遇“三家村劫難“后的養生之道時說,“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點就是凡事不著急,遇事想得開,有點阿Q精神”。
他介紹說,1967年夏秋間,他和吳晗被揪到京西礦區的木城澗煤礦挨批斗。批斗前,二人被關在一間屋里。廖見吳愁眉苦臉,就向他說:“咱們現在成了名角了,像梅蘭芳、程硯秋似的。如果一臺戲沒有我們出場,那就唱不成了。”
吳聽了這些話,立刻輕松起來,面帶微笑地問:“我們唱的是什么戲呢?”廖說:“我們唱的戲叫《五斗米折腰》。”這里用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吳接著又問:“我的工資能買多少個五斗米呀?”但兩個人都不知道米價,算不出來。
于是廖又說:“那就去掉‘五斗米’三個字,簡稱《折腰》,行不行?”吳笑著直點頭。廖沫沙稱,這段對話使吳晗心情大為輕松。
除了“三家村”的事情,給廖沫沙惹來麻煩的還有他的文章《有鬼無害論》。該文說的是,古今文學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沒有害處。現在看,他的這個觀點沒什么問題,但在當時,卻非常不合時宜。
因為從1959年春季開始,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各國反動派和修正主義組織聯合反華。在這種形勢下,毛主席用“鬼”來比擬“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與鬼斗”,并讓社科院文學所專門編纂了本《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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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鬼無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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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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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遠文章截圖
在這種情況下,廖沫沙在1961年8月31日的《北京晚報》上公開發表文章《有鬼無害論》可以說是非常不合時宜的,由此給自己招來麻煩,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廖本人對此的理解卻是“江青也正想整我”。
他之所以這么理解,他自己的分析是因為在上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他住在田漢家時,和江青有過接觸、了解江青的一些“私密”。廖沫沙曾給鄧可因這么說:“1954年,我在北京醫院動手術,江青也在這里養病,一次到我病房來,談到在上海的事,說明她還記得那次見面。臨走時說:明天還要來,有許多話談。但第二天我就出院了。”
他認為自己由此更加惹惱了江青。鄧可因,曾先后任職于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日報》文藝部、北京市委研究室。事實上,曾幾何時、很多文章都持這樣的觀點:上海時期、凡與藍蘋有關的人,文革后全遭殃了。但是,一個真相是:廖沫沙所了解的所謂江青“私密”中的男主角章泯,在文革中一直安然無事。
這個情況是在【人民網>文化>歷史風云>中國近現代史】中的文章“于光遠:我所知道的江青”披露的。作者于光遠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的任上,與江青共事過。
這說明什么呢?總有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總有人只會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只可聽見自己希望聽到的聲音,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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