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他是一代法語翻譯巨匠，留下傳世家書，打動無數父母

譯作傳神，享譽內外苦心教子，家書傳世

錢鐘書先生曾說過，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兩個人很重要，一位是“不寬恕”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就是“大愛”的他——傅雷先生。

傅雷先生是翻譯大家，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

不僅如此，傅雷在教育領域也頗有建樹。

金庸先生曾這樣評價他寫給孩子的書信集《傅雷家書》：

“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

那么，隱藏在這本“教育圣經”背后的作者傅雷是一位怎樣的人？

他寫給孩子的、具有私密性質的家書，又為何被大眾奉為圭臬？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傅雷的一生。

出國留學，初入譯壇

在傅雷呱呱墜地的那一年，歷史的車輪正緩緩駛過一個時代的尾聲。

隨著末代皇帝溥儀的登基，一個古老王朝的光芒逐漸黯淡，而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變革的新時代正在緩緩拉開序幕。

1908年4月7日，傅雷在當時的江蘇省南匯縣發出了他第一聲洪亮的啼哭，這似乎預示著他未來的命運，將會如同春雷一般震撼人心。

因為他震天的哭聲，所以家中長輩為他取名為“雷”，同時依據《孟子》中的“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為他取字為“怒安”。

傅雷的童年并不平靜。

四歲時，他的父親便含冤郁郁而終。

母親為了洗清父親的冤屈，四處奔波，家中的弟弟妹妹因無人照料而相繼夭亡。

一個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間分崩離析，只剩下傅雷與母親兩人相依為命。

遭此大變，傅雷母親只能將重振家業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

為了讓傅雷有好的教育環境，她便帶著傅雷離開鄉下，搬家到十多里外有著“小上海”之稱的周浦鎮，這成為了傅雷命運轉折的起點。

母親不惜一切代價，聘請了最好的老師來教授傅雷，讓他學習四書五經，甚至還請專人教授他英語。

五四運動之后，新思想盛行，母親又果斷將傅雷送入了新式學堂。

母親對傅雷的管教近乎嚴苛，一旦傅雷在學習上有所懈怠，他便會被母親狠狠地教訓。

輕則被關在門外受凍，最嚴重的一次，因為傅雷逃學，他半夜睡醒發現自己被捆綁住，險些被氣憤的母親沉入水塘之中。

這“只有憂愁，沒有歡笑”的童年時光，讓傅雷倍感孤苦，但也塑造了他堅韌不拔、剛直敢言的性格。

傅雷考入大學后不久，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為了能在穩定自由的環境中求學，傅雷決心出國留學，以尋求更廣闊的學術天地和更多個人發展的機會。

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母親變賣了家中的田產，籌措資金支持他的決定。

1927年，傅雷告別家人朋友，乘坐郵輪前往法國留學。

剛登上郵輪的時候，傅雷的法語和英語水平不好，甚至無法和他人交流。

但是傅雷非常刻苦，不僅請人幫自己補習，到了法國之后，還堅持跟著房東學習，終于在1928年順利考入巴黎大學。

1929年春，當上海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攜夫人抵達巴黎時，傅雷已經從一年多前初到法國、幾乎無法開口的外鄉人，蛻變為能夠流利地使用法語的留學生。

不僅如此，傅雷還能教授劉海粟夫婦法語，甚至在一些正式的社交場合中擔任翻譯，這都得益于他突出的語言天賦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有一天，傅雷在房東家一本舊歷書上意外讀到了《圣揚喬爾夫的傳說》，被其中的內容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開始嘗試將其翻譯成中文。

他的這篇翻譯作品被收錄在《華胥社文藝論集》中，這是傅雷首次將自己的翻譯才華展現給公眾，也是他翻譯生涯的一個重要起點。

隨后，傅雷又試譯泰納的《藝術哲學》、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深切感受到了翻譯的魅力。

在完成了法國的學業之后，傅雷與劉海粟同船回到上海，并應其邀請，擔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辦公室主任的職務，同時還兼任美術史和法文課程的教職。

在此期間，他不僅在教育領域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也開始翻譯與推廣法國文學，致力于架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橋梁。

1933年，傅雷母親因風濕病逝世。

此后，傅雷便辭去了教職，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翻譯工作當中。

在抗日戰爭時期，傅雷將翻譯作為自己抵抗侵略者的武器，陸續翻譯了包括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幸福之路》、法國作家杜哈曼的《文明》以及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亞爾培·薩伐龍》和《高老頭》等作品，并對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進行了重譯。

他的作品，激勵了無數在戰火中追求國家獨立與自由的中國人。

解放后，傅雷謝絕了清華大學的邀請，埋首書房，重譯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新譯了巴爾扎克的《貝姨》《邦斯舅舅》《于絮爾·彌羅埃》《夏倍上校》《奧諾麗納》，梅里美的《嘉爾曼》和《高龍巴》，服爾德的《老實人》與《天真漢》等作品，迎來了翻譯生涯的第二個高峰，奠定了他在當代中國翻譯界的權威地位。

之后，傅雷更是因為他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

在當時的全國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沒有領取國家工資，而是靠稿酬維持自己的生活，可見傅雷翻譯作品的受歡迎程度。

傅雷的翻譯風格獨具特色，他提倡在翻譯時“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他不拘泥于文字的簡單對應，而是追求在忠實于原文的精神和情感的基礎上，確保中文譯文的流暢度和藝術美，為讀者帶來愉悅的閱讀體驗。

例如，在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中，原文的一句話“他自己感覺是個被誤認的天才”被他巧妙地轉化為“他自己感覺懷才不遇”。

有人覺得這樣翻譯其實對原文的意思有細微的改變，但傅雷認為，翻譯應當是充滿活力的創作，適當地運用中文成語能夠使譯文更加生動，更能傳達原文的神韻。

傅雷在翻譯工作中還特別注意用詞的多樣性和準確性。

有一次，面對原著中多次出現的“難過”一詞，他并沒有簡單地重復使用相同的詞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情境，分別采用了“悲哀”和“蒼涼”等不同的詞語來表達。

這種細膩的區分在法語原文中并不明顯，但傅雷通過深入的閱讀和精心的揣摩，精準地捕捉并傳達了不同情境下情感的細微差別。

這種對文字的精心打磨，展現了傅雷在翻譯藝術上的深厚功力和對作品的尊重。

傅雷不僅在翻譯領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在家庭教育方面，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影響了自己的小家庭，更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他與夫人朱梅馥及其子傅聰之間的往來書信集結成的《傅雷家書》，是他留給后世的寶貴精神財富。

傅雷的兒子傅聰自幼便顯露出對音樂的非凡敏感和濃厚的興趣。

到了傅聰7歲半，傅雷察覺到兒子對音樂的執著和熱情，于是下定決心，動用家中的大部分積蓄購置了一架鋼琴，讓傅聰正式踏上了音樂學習之路。

傅雷對于傅聰學習鋼琴的態度是開放的.

他并沒有強求兒子一定要成為鋼琴家或藝術家，而是始終保持著一種靈活的態度，準備根據傅聰的發展情況隨時調整他的學習方向。

1954年，傅聰遠赴波蘭深造。

在兒子即將啟程之際，傅雷的叮囑依然是：

“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

由此可見傅雷對兒子的教育理念：人生的首要之事是學會做人，其次才是追求專業上的卓越。

傅雷與兒子傅聰的關系不僅是父與子，更是彼此信任的朋友。

當傅聰榮獲國際音樂大獎，成為全國的驕傲時，傅雷在賀信中提醒兒子要保持謙遜，不忘初心，以更加謹慎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挑戰。

因為此時的傅聰不僅代表著個人，更代表著祖國的榮譽。

傅聰的婚姻面臨波折時，傅雷如同一位智慧的朋友給予傅聰指導，鼓勵傅聰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被瑣事所困，幫助他渡過情感的難關。

傅雷對傅聰說：

“永遠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即使年老，你也不會被淘汰。

永遠與世界上所有的純真心靈相聯結、相契合、相擁抱！”

這種深切的愛和關懷，怎能不讓人感動呢？

《傅雷家書》這部作品收錄了十余年的時間里，傅雷夫婦致其子傅聰的186封書信，其中最長的一封書信字數超過七千字。

這些書信，不僅記錄了傅雷對孩子的期望和教誨，也反映了他對時代的思考和對人生的感悟。

家書中的語言真摯而深刻，充滿了父愛和智慧，成為了中國家庭教育的典范。

這些家書后來被整理出版，成為了影響深遠的《傅雷家書》，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翻譯家樓適夷曾評價《傅雷家書》：

“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這也是一部充滿著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

傅雷先生的一生，是對文化傳承的不懈追求，也是對家庭教育的深刻實踐。

他不僅以其卓越的翻譯才華，架起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橋梁，更以其深邃的教育理念，影響了無數中國家庭。

愿傅雷先生的精神和作品，能夠繼續鼓勵我們每一個人，無論在學習上還是在家庭生活中，都能夠追求卓越，傳遞愛與智慧，為這個世界增添更多的光明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