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先生對章黃學術的繼承與開拓

徐復先生對章黃學術的繼承與開拓

火盆陳邨人

引言

以章太炎、黃侃兩位先生為核心的章黃學派是近代傳統語言學的中堅力量，在對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的交匯中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即以小學為核心和基礎的傳統考據研究。其學術影響不但輝耀當時，而且影響著中國傳統語言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以及相關學科的學術研究路向和進程。章太炎、黃侃兩位先生是開宗立派的一代大師，在學術體系建構方面務為深宏博大，太炎先生的其他弟子則在章太炎學術體系的輝照下，在某一學科方面向精深方面發展，使得章黃之學進一步精密謹嚴。黃侃先生及門弟子眾多，也多能在黃侃先生學術體系之下，承續師門傳統，把某一方面學術向精深、精細處發展。章太炎先生早年弟子直接或間接參與了近代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如魯迅先生為“民族魂”，吳承仕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黃侃先生參與同盟會等。黃侃先生諸多弟子在建國之后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徐復（1912-2006），字士復，一字漢生，號鳴謙，江蘇武進人。1929-1932年就讀于金陵大學，師從國學大師黃侃（1886-1935）、胡小石（1888-1962）等先生攻讀傳統語言文字學；1935年9月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繼續從黃侃先生問學。1936年2月至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從章太炎（1869-1936）先生問學。徐復先生求學問業的時候，兩位大師的學術都已達到其學術人生的巔峰，故徐復先生所受影響既深且巨。

從徐復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路數和學術研究領域而言，徐復先生是在完全繼承了章黃學術的路數和研究領域的基礎上，又開拓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研究領域。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徐復先生在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方面為我們做出了典范。

一、徐復先生對章黃學術的傳承

在傳承章黃學術方面，徐復先生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繼承學術方法，繼續章黃固有的學術研究路數和領域；（二）輯存或注釋章黃兩位大師的學術研究成果；（三）刊發傳布章黃學術成果，對章黃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序贊。

（一）繼承學術方法，繼續章黃固有的學術研究路數和領域

章黃學術以小學為根柢，在此基礎上延伸至經學、子學、史學、集部、佛學等相關學問和學科。而就其小學的研究方法和路數而言，以求語源、求本字為核心。章太炎先生的《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嶺外三州語》是章黃小學學術方法和學術路數的創發之作，也是體系構建之作。以方言方面而言，太炎弟子中黃侃先生有《蘄春語》、汪東先生有《吳語》。黃侃先生弟子中，劉賾先生有楚語研究成果，徐復先生有常州方言、潯陽方言、蜀方言研究成果。章太炎先生從日本東京時期一直到章氏國學講習會時期，《說文解字》一直是其主要講授的課程之一，《說文》研究也是其小學研究的依托和重要內容之一，其日本東京時期《說文解字》講授內容被輯成《章太炎說文解字講授筆記》出版。黃侃先生手批《說文解字》分別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兩次出版，其部分內容由黃焯先生輯成《說文箋識四種》出版，以饗學林。錢玄同先生有《說文段注小箋》，沈兼士先生有《說文》論著若干。徐復先生早年即從章、黃大師問學，《說文》研究也是其重要研究對象之一，從甫上大學開始，即以《說文》為研究對象，研玩體例、考證文字、辨別部首、校核音義，成為其小學典籍研究重要內容之一。

黃侃先生執教南北，揭示門徑，為小學研究者指出小學十書，為研治學問根柢書。黃侃先生及門弟子，對小學十書中的某一部或某幾部，都有精深研究。如劉賾先生、陸宗達先生的《說文》研究，殷孟倫先生的《爾雅》研究等。徐復先生則于《說文》《爾雅》《釋名》《方言》《廣雅》《廣韻》等皆有精深研究。如《說文》方面有論文近30篇，著作一部，研究內容大致包括：1.保存師說；2.體例或專題研討；3.具體文字研討；4.《說文》部首研討；5.《說文》相關研究人物或著述的推介。《釋名》方面則有《釋名音證》《釋名補釋》等，《爾雅》《廣雅》《廣韻》《方言》等皆有補箋、補釋等著述嘉惠學界，還編纂有《廣雅詁林》，主編《傳世藏書·語言文字卷》。此外，徐復先生從上大學的時候就從事《釋名》研究和《說文》研究，一直到八九十歲的時候還在繼續深耕硯田，對這兩部小學要籍的研究，貫串其學術生涯始終。

此外，黃侃先生針對當時國學書目所列圖書動輒數百部，使初學者難以依從的弊病，提出古書二十五部，后又演減為二十四部，為學問基礎書。這二十幾部書包括傳統的“十三經”以及在“十三經”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十四經”“十五經”中的《國語》《大戴禮記》和其他十部著作。黃侃先生教授弟子，往往以小學十書和二十五部書提示。關于這一點，殷孟倫先生、徐復先生皆有追記。二十五部書中，除了小學十書中已經包括的《爾雅》《說文》《廣韻》外，還包括《十三經》中的另外十二部經典和《大戴》《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通典》《莊子》《荀子》《文選》《文心雕龍》。此外，民國時期還流行過黃侃先生的一句話，謂“八部書外皆狗屁”，即《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文選》，可看作黃侃先生所指示二十五部書的精華編。黃侃先生及門弟子中，對二十五部書中的某一部或幾部也多有精深研究，如黃焯先生《毛詩》傳箋研究、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研究、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研究、洪誠先生《周禮》研究、駱鴻凱先生《文選》研究、錢玄先生《三禮》研究，都是相應學術領域的巔峰或權威。徐復先生早年即立志踵武高郵王念孫《讀書雜志》，有撰寫“后《讀書雜志》”的學術計劃，此后幾十年間，對包括《尚書》《戰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晉書》《宋書》《陳書》《南史》《史通》《老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莊子》《荀子》《淮南子》《新語》《新書》《鹽鐵論》《論衡》《潛夫論》《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楚辭》《陶淵明集》《文選》《文心雕龍》《詩品》《杜工部詩》《韓昌黎詩集》《柳河東集》、岑參詩、孟郊詩、袁郊《紅線傳》、劉蛻《文泉子集》、李賀詩、《孫可之文集》等在內的三十幾部常見要籍進行了勘校考釋。其中，《尚書》《史記》《漢書》《莊子》《荀子》《文選》《文心雕龍》等都在黃侃先生規定二十五部書之內。

（二）輯存或注釋章黃兩位大師的學術研究成果

徐復先生以輯存、注釋、發揚師說為使命。在其早期學術研究成果中，就不斷輯列師說。如發表于1931年的《〈說文解字〉疑義舉例》就引述了黃侃先生《說文》觀點七條。又有《蘄春黃先生講授〈說文〉記錄》，該篇識語謂：“蘄春師精揅鄦書，求形聲義一貫之恉，于段氏《說文注》多所糾正。復側聞緒論，昭若發蒙。兩年前撰《小學折中記》以演贊師言，既已載之金陵大學《金聲》及《文學院季刊》矣。今歲又負笈從游，冀獲深造。而師遽爾萎喪，問字無從。每念遺訓，哀痛如何！今敬錄師所闡發者數百事，擇其尤要者登之《制言》刊。其他訓詁音韻之屬，所記尤詳，亦當從事理董，陸續刊布，以諗當代治小學者。乙亥十月士復識。”（《蘄春黃先生講授《說文》記錄》，《制言》1935年第7期）《菿漢大師〈說文〉講記》則是對章太炎先生《說文》觀點的輯列。至《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中，仍多存列章黃兩位大師的諸多《說文》具體研究成果。此外，徐復先生還輯有《黃季剛先生論史札記》等。

黃侃先生病逝不久，徐復先生即撰《黃季剛先生遺著篇目舉要初稿》刊印行世，分專著、學術、文錄、詩錄、詞錄幾大類別，應該是最早為黃侃先生著述進行分類的文獻。《黃季剛先生遺著篇目舉要初稿》序文先簡述黃侃先生一生行止，次論黃侃先生學問文章，次梳理其著述，可謂簡要精當，是黃侃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獻，對此后黃侃先生著述的漸次編輯行世不無裨益。1936年，章太炎先生辭世，徐復先生又與沈延國、朱季海、潘承弼等先生合撰《章太炎著述目錄后編初稿》，刊于《制言》半月刊以廣其傳，便于此后文獻的搜集與文集的整理。

章太炎先生《訄書》是其生平重要著作，由于古奧難讀，使想藉此書了解太炎學術者望而生畏。徐復先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注釋《訄書》，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最終結撰，并于2000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刊發《〈訄書詳注〉筆談》編者按云：“它以54萬字的宏大規模，傾注了一位90高齡的大學者的畢生學識、近30年的辛勤以及對師門的深情，為章氏絕學架起了一座通向今天與明天的橋梁。”“《訄書詳注》的撰寫啟動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文革’后期，這不能不是一種挑戰的態勢；而那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哪一天不響起對學術春天的熱情呼喚，哪一天不閃耀著‘不信春陽喚不回’的執著的信念之光！”（《〈訄書詳注〉筆談》編者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訄書詳注》的出版，為了解太炎學術、研讀《訄書》提供了可讀之本，此后國內若干部《訄書》注解著述的出版，無不建立在以《訄書詳注》為重要學術參考的基礎之上。徐復先生晚年還有撰述《訄書易讀》語體文本的學術計劃（王華寶《記徐復先生新世紀學術活動》于2003年元月下記云：“與本校張芷教授合作傳寫《訄書易讀》。”又李靈年《言傳身教 永銘于心》于2003年2月1日下記云：“談到張芷先生，讓張與他合作搞《訄書簡譯》以便普及，35萬字，三年完成，兩人署名。張說，《詳注》一般人仍讀不懂。徐老說，可搞語體譯本（指注釋）。”），因種種原因，未能足成，僅有《〈訄書·清儒〉繹義》一篇收入《徐復語言文字學晚稿》。

此外，徐復先生還撰寫回憶錄或接受采訪，留有多種親炙章黃兩位大師的回憶資料，為了解和研究章黃學派、章黃學術傳承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學術史料。

（三）刊發傳布章黃學術成果，對章黃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序贊

1979年，南京大學受教育部委托開辦全國訓詁學講習班，由洪誠先生、殷孟倫先生、徐復先生擔任主講，對章黃學術多有發揚。訓詁學講習班后半期，講習班師生發起中國訓詁學會的倡議。1981年，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正式在武漢成立，會長、副會長多為黃侃先生及門弟子，會長為陸宗達先生，殷孟倫先生、楊潛齋先生、徐復先生、周大璞先生、趙振鐸先生等為副會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包括徐復先生在內的章黃傳人努力的結果，同時也是對章黃學術傳承的重要體現。徐復先生在擔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和會長期間，會集同道，發揚學術，不遺余力。多位親歷者都撰寫有深情的回憶文字，讀者可參。此外，徐復先生在南京師范大學創辦漢語史碩士點和古文獻學專業，實際上也可看作對章黃學術的傳承與發揚。門下傳學弟子十人，皆成專門之學，如朱聲琦教授的漢語史研究、吳金華教授的《三國志》研究、王繼如教授的敦煌學研究、梁曉虹教授的佛典音義研究、方向東教授的賈誼研究以及禮學研究等，皆已蜚聲學林，為眾宗仰。此外，非入室弟子而從徐復先生求學問教者無慮萬人。徐復先生還和自己的多名學生合作出版論著，真正實踐了黃侃先生提出的“刻苦為人、殷勤傳學”的理念。

1981年6月21-24日，江蘇省語言學會成立大會暨語言科學第一次報告會在南京舉行。1981年12月輯印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1981年年會論文選（語言學分冊）》，作為江蘇省語言學會會刊內部印行。《江蘇省語言學會會刊》1981年第2期為《黃侃先生研究資料》，首篇收入《陳云同志關于整理出版古籍的意見》，“黃侃研究資料”部分收入殷孟倫先生《黃侃先生在古漢語研究方面的貢獻》、許嘉璐先生《黃侃先生的治學精神》、陸敬先生《黃季剛先生革命事跡紀略》、黃焯先生《黃季剛先生遺著目錄》，章太炎先生《量守廬記》、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序》、孫世揚先生《黃先生薊游遺稿序》作為本部分的“歷史文獻”單元，張汝舟先生《懷念季剛先生》、錢玄先生《記黃侃先生講三禮》、徐復先生《師門憶語》作為本部分的“回憶錄”單元，此外還收錄了黃侃詩詞選。對于弘揚黃侃先生學術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徐復先生還參與了《章太炎全集》的整理，以《文教資料》輯刊的名義出版了湯國梨先生的《影觀集》，校讀《黃侃日記》《章太炎醫論集》等。對學者的章黃學術研究成果，徐復先生多有獎掖推許。如為葉賢恩《黃侃傳》提供資料線索并撰序，為《黃侃著作集》題贊等。

二、徐復先生對章黃學術的發揚與開拓

徐復先生在繼承和傳承章黃學術的同時，因應時代的發展和學術發展的需要，在章黃固有學術方法和研究范式基礎上，又開出新的格局。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學術方法和方式的開拓；（二）學術領域的拓展以及新學術材料的使用；（三）對黃侃先生“小學十書”的繼承與發展。

（一）學術方法和方式的開拓

作為傳統語言學的殿軍和近代語言學的開拓者，章黃小學的主要內容仍然是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其研究方法仍以音義系聯為主。徐復先生在從章黃兩位大師求取學問的同時，在學習因緣的促成下，又引入了新的學術方法。

實際上，在章氏國學講習會任教時期，徐復先生就開始講《馬氏文通》。他說：“一個人的讀書，搞文學的也好，搞歷史的也好，搞哲學的也好，最要緊一點，要識字。字都不識，怎么講歷史、哲學啊？所以要研究文字的音、形、義。還要搞語法，句子怎樣構成的？不知道它怎么構成，就永遠看不懂書了。我還是贊成先讀《馬氏文通》。”（《徐復先生口述史》，《南大語言學》第4輯，第356-375頁）對漢語語法學的作用給予肯定。

抗戰爆發之后，徐復先生轉徙西南地區，在四川巴縣界石場邊疆學校擔任教師，“就地調查方言資料、風土人情，學習蒙藏語文。”（《徐復先生學術紀年初稿》，《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1995年第6期）由于接觸到民族語言和民俗材料，故徐復先生在傳統考據方法之外，又以民族語言和民俗材料對漢語史和傳統文獻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考證。

在巴縣界石場邊疆學校期間，徐復先生先后發表或撰寫有關藏蒙語文的文章，有《蒙藏閑話》（《新評論》1943年第3-4期）、《“歹”字源出藏文說》（《東方雜志》1944年第40卷第22期）、《閼氏讀音考》（《東方雜志》1945年第41卷第5期）、《守溫字母與藏文字母之淵源》（1946年2月撰稿）、《“歹”字形義及其制作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9卷）等五篇論文，這五篇論作都藉助了其新學的蒙、藏文。《蒙藏閑話》一共8則，前四則和第七則是蒙古問題討論，其他三則是藏族藏語問題討論。這八則采取傳統札記體的方式，或記所聞，或記心得，涉及史學、語言學、文學、傳統小學等多個領域，但都是在邊疆學校修習藏蒙語言、閱覽相關研究成果之后所發。《“歹”字源出藏文說》是徐復先生習藏文之后，解決漢文疑難的經典案例。漢字“歹”為好之反義，但出現較晚。徐復先生考其較早見于鄭所南《心史》，后《元典章》用之。蒙文襲取藏文，后學者襲其字作記音符號，以示不好之反之義。《“歹”字形義及其制作年代》一文是對《“歹”字源出藏文說》的續補。《閼氏讀音考》是在信從日本學者白鳥庫吉（1865-1942）認定匈奴為蒙古種的基礎上，以蒙語考訂《史記》《漢書》中的“閼氏”。《守溫字母與藏文字母之淵源》是徐復先生當年音韻學講義中之一章。該稿最大的學術貢獻，在于破除了以往三十六字母起源于梵文的觀點，認為三十字母和藏文字母最有淵源。根據吳金華教授《徐復先生學術紀年初稿》，自1938-1947年十年間，徐復先生撰寫或發表論文25篇，改訂《秦會要訂補》一部。而這極少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確是“作者注重跨民族、跨時代、跨地區的語言比較研究”（《徐復先生學術紀年初稿》，《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1995年第6期）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徐復先生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階段，同時也構成了徐復先生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即漢藏、漢蒙語言比較研究。

王寧、黃易青兩位先生撰有《師古而非復古堅守而不保守——論章炳麟、黃侃國學研究和教育中的使命意識、獨立思想和嚴謹學風》，對章太炎先生、黃侃先生學行作出了客觀的評價。事實上，作為章黃學派的重要傳人和“一面旗幟”，徐復先生早在邊疆學校時期，就真正實踐了“師古而非復古、堅守而不保守”的理念和精神，不僅不保守，而且還積極學習新理論、積極收集新材料，利用新理論、新材料解決舊問題。

在史學領域，王國維較早提出“二重證據法”，即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證發。此后，陸續有學者提出“三重證據法”。如饒宗頤把王國維“二重證據”中的“地下之新材料”分成有文字的材料和沒有文字的實物兩類，其中有文字的材料就是第三重證據。饒先生的三重證據法實際上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細化。此外，黃現璠、徐中舒、楊向奎等學者也都提出過三重證據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葉舒憲、陳東輝等提出人類學三重證據法、古漢語研究三重證據法，潘樹廣認為這些觀點實際上都是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之外提出第三種證據，即“地上的活材料”。毛佩琦于2006年提出“紙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和社會調查”的三重證據法，其中社會調查實際上還是關注“地上的活材料”。徐復先生在邊疆學校時期，以蒙藏語文、蒙藏習俗作為研究參照所進行的系列研究，實際上利用的就是“地上的活材料”，已經在學術研究中切實實踐了“三重證據法”。

此外，徐復先生還對校勘體例進行總結，撰有《校勘學中之二重及多重誤例》（《新中華》1945年第11期），對校勘體例多有總結。錢玄先生《校勘學》一書對徐復先生《校勘學中之二重及多重誤例》條例多有引述稱贊。1959年，徐復先生在《南師學報》1959年第2期發表《楊樹達先生遺著獻疑》，臚列七條綱目，總結語言文字研究方法方式，具有重要的學術方法論意義，同時具有很高的學術示范意義。

徐復先生晚年的時候，還從宏觀治學的角度，提出“通”“精”“專”等，雖然是對戴震等清代學術大師的評價，也可看作夫子自道。總之，就像王華寶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在學術方法上，既注意繼承學術傳統，而又強調會通、求實，以創新為學術研究的第一要義。”（《記徐復先生新世紀學術活動》，見《徐復語言文字學晚稿》，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5-666頁）王繼如教授也指出徐復先生在學術上強調“通”“精”（《心存三樂，學求通精——追思徐老》，《古文獻研究集刊》第7輯，第35-37頁）。

（二）學術領域的拓展以及新學術材料的使用

徐復先生早年從事《釋名》《說文》以及方言研究，至巴縣界石場時期，學術領域拓展到漢藏對音、邊疆民俗等領域。因利就便，整理《秦會要》，撰成《秦會要訂補》。此后數年間多次增補，又撰寫制度史論文數篇附于書末。20世紀60年代，開始接觸敦煌詞語，撰寫了兩篇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段熙仲教授在《在〈敦煌變文詞語研究〉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指出：“作為一位半生在古籍中探討古漢語的語言學者，今天積極地將俗語言提到科學研究的日程上來，盡管變文詞語還是古代俗語言，這畢竟是值得我們歡迎的事。”“我歡迎從古漢語、《秦會要》轉向俗語言的這種思想變遷。”（《在〈敦煌變文詞語研究〉討論會上的發言》，見《徐復語言文字學叢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242頁）對徐復先生轉向新的學術領域給予了高度評價與贊揚。

章太炎先生、黃侃先生的主要學術領域在傳統小學和先秦要籍，并延及至《文心雕龍》《文選》等集部要籍。徐復先生則進一步延及至中古諸多文獻，進一步延伸了學術領域。此外，徐復先生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參與編纂《辭海》，此后更參與編纂了《漢語大詞典》等系列辭書編纂工作，主編《廣雅詁林》《古漢語大詞典》，把傳統語言學研究和辭書編纂進行了有機結合。

學術界一直流傳章太炎、黃侃兩位先生對新發現材料不夠重視的說法，恐怕既有章黃兩位大師對新發現材料的審慎態度，也有其固有學術主張和學術理路的問題。實際上，黃侃先生手批《說文》中已經運用了相當程度的古文字資料，而在考校漢語詞匯時，也借鑒到民族語。只是由于當時的社會條件、學術旨趣和個人精力所及，未能廣泛運用而已。

至徐復先生，不僅研習蒙語、藏語，還運用到了漢語詞匯、漢語音韻問題的解決上。此外，徐復先生在《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中大量運用了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考古材料，對《說文》部首進行證發。《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于2003年1月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說明”謂：“《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是徐老代表性的重要的科研成果。”楊牧之主編《中國圖書年鑒》（2003）收錄有陳勤奮《語言、文字類圖書綜述》，謂《正解》“實際上是一部專題研究著作，對《說文解字》所錄每一部首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釋，廣征博引，形成自己的觀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2頁）。該書首先引述《說文》原文，次臚列前人之說，所列前人材料，僅參考書目列有簡稱者就有41種。除了用簡稱的41種之外，還有林義光《文源》、胡小石《說文部首》、張文虎《舒藝室隨筆》、顧實《釋王皇囗》、俞樾《兒笘錄》、章太炎《文始》、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胡小石《說文古文考》、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吳錦章《讀篆臆存》、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章太炎《新方言》、王國維《釋史》、容庚《金文編》、惠棟《讀說文記》、章太炎《小學答問》、吳夌云《小學說》、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金錫齡《釋倉?》、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唐蘭《殷虛文字記》、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高涵和《釋來》、宋保《諧聲補逸》、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孫詒讓《名原》、許棫《讀說文雜識》、孫海波《甲骨文錄考釋》、羅振玉《釋卣》、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章太炎《訄書》、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董作賓《殷歷譜》、高鴻縉《中國字例》、孫詒讓《古籀余論》、郭沫若《金文叢考》、于省吾《駢續》、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丁山《數名古誼》、江藩《六甲五龍說》、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周谷城《古史零證》。從其文末所署參考書目以及文中所臚列諸家之說可知，徐復先生《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一書確實征引宏富，大體包括三方面材料：1.《說文》暨《說文》部首研究成果；2.古文字研究成果；3.古史文獻、出土文獻以及相關考古研究成果。臚列眾家之后，加“按”進行考辨。考辨中，凡故訓有說者，先征引之。甲骨金文有字形可以佐證者，亦引述之，次則雜引各家，以說義、注音、釋源、明通。且對前賢諸說進行評騭。

可見，以徐復先生為代表的章黃傳人一直緊跟時代步伐，把握時代脈搏，關注學術最新動態和最新動向，在繼承舊有學術路數、學術方法、學術范式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新的領域，解決學術問題。

（三）對黃侃先生“小學十書”的繼承與發展

徐復先生對章黃學術的發揚與發展還體現在其他相關方面。比如在黃侃先生小學十書基礎上提出的“古漢語十書”。黃侃先生謂治小學須讀十部書，這十部書按照時代依次為《爾雅》《小爾雅》《方言》《說文》《釋名》《廣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

按照黃侃先生對小學十書價值的揭示，小學十種中的前六種是主要的，后四種是次主要的。前六種主要的小學書中，《爾雅》《說文》《方言》《釋名》是主要的，而《小爾雅》《廣雅》是次要的。而在《爾雅》《說文》《方言》《釋名》四種書中，《說文》是最重要的，其次為《爾雅》，其次則為《方言》《釋名》。后四種中，《玉篇》《廣韻》重要程度要高于《集韻》《類篇》。1977年，徐復先生在輔導江蘇省《漢語大詞典》編寫講座上做了題為《古漢語知識的綜合運用》的學術報告，此后在無錫又進行了宣講。在這篇文章最后，徐復先生提出“古漢語十書”，依照時代次序，分別為《爾雅》《方言》《說文》《釋名》《廣雅》《切韻》《中原音韻》《經傳釋詞》《馬氏文通》《文始》，并于各書之后臚列其主要研究成果。和小學十書相比，替換上的《經傳釋詞》《馬氏文通》屬于語法著作。《中原音韻》納入古漢語十書，不僅突破了以往古音學家主要側重研究上古音的傾向，并且從宏觀的學術史觀角度，通過古漢語重要典籍的提取，對漢語語音史的歷時性特征進行了勾勒。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是在黃侃先生的啟發下撰成的。《文始》和《釋名》一樣，是一部語源學著作。“古漢語十書”既注重中國語言學原有傳統，又順應時代學術發展，體現了發展的學術眼光，務實求真的學術品格和博大宏通的學術襟懷。

此外，黃侃先生曾提出國學二十五部書，后來削去《國語》成為二十四部書。徐復先生在在所提仍是二十五部書。這同樣體現了徐復先生在對黃侃先生學術思想繼承上的傾向，恐非偏于黃侃先生早年之說而忽視二十四部書提法的存在。

結語

以上所揭，百不及一，但大致可以反映徐復先生一生對章黃學術理路、學術精神和學術品格的繼承與發揚。

宇宙空間浩渺無垠，地球在浩渺宇宙中只是小小的一顆。這一顆小小的星球，在宇宙中不知道運行了多少萬年。人類的文明在這個星球上也有一萬來年的歷史，從對宇宙的浩渺難窮到對人本身的奧秘難通，一代代學人勤勉砥礪、刮垢磨光，貢獻自己的智慧。今天，人類已經能登上茫茫太空出一趟“長差”，太空奧秘的揭示，最終回答和應對的還是人類個體和人類整體的問題。徐復先生曾講，和航天事業相比，古文獻研究、古漢語研究小得不得了。即便如此，解決歷史文獻語言難題、解決漢語文字詞匯疑竇，也仍然需要相關學科、相關專業一代一代學者的努力。從漢代經學到清代樸學，從乾嘉學派到章黃學派，一代一代的學者研玩經義，抉奧索微，因應時代學術需求和學術固有理路，不斷探索，勇于探索，使古老的文化在每個時代都綻放光芒，燭照后人。綜觀徐復先生的一生，是在繼承章黃固有學術理路、方法的基礎上，根據時代需求和個人學術旨趣不斷探索、不斷攀登學術巔峰的一生，既持守家法，又不守門戶之見，既傳承舊緒，由開拓創新，成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大陸章黃學派的旗幟”、繼往開來的一代國學大師。許嘉璐教授謂：“夫子三四十歲時，讀書已博，學養既深，精力亦佳，卻適逢國難，顛沛流離，但潛心書海，寫作不輟；五六十年代，雖具有定所，但運動頻仍，心何以安，所為亦尟；待撥亂反正，已逾花甲，卻精神煥發，不疾不徐，一生積累汩汩而出。學者與時代關系之緊密于此可見，學者須靜而勿躁、持之以恒，亦于夫子身上得到驗證。”（《〈徐復語言文字學晚稿〉序》，見《徐復語言文字學晚稿》卷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頁）許嘉璐教授的這段話，既是對徐復先生一生學術生命之總結，同時也以徐復先生的個人學術經歷給后學以啟示。今天，我們紀念徐復先生，當在懷念其發奮蹈厲、孜孜不倦為學術事業的一生的同時，也要看到老輩學者真正不計較個人得失、只在乎祖國學術成敗的高貴品格，老輩學者在為傳統學術幽而復光所做的努力、所付出的辛勞，以及他們雖然持守家法，但從不囿于門戶之見，從不搞個人小團體或小團伙，在學術生態良性發展方面所留給今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和資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