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他們是站在死亡之中又跳出死亡之外的人

盡管世人對死亡曾有過不少詩意的描述，但當它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生命中，表現出的卻只有雷厲風行的殘忍，如一場突如其來的颶風，席卷了我的天地。

那是我十一歲的一個夜晚。父親突發疾病，從被家人發現、送往醫院到最終宣告不治，只有四個多小時的時間。在那天清晨六點多的一聲電話鈴響起之后，“死亡”這個從前只在小說中見過的詞，便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事實。它落入我的生活，像一滴墨汁落入清水，慢慢洇開，漸漸變淡，卻無處不在。此后的生活有萬千細節，概括起來卻很簡單：我用盡全力去維持颶風過后受災現場的秩序，想讓它看起來不那么荒涼，想讓自己看起來不那么像一個受害者。這事并不容易，而我總是裝作能夠勝任。

若干年來，我曾不止一次地設想：假如命運給予我更多的慈悲，讓死亡更晚一點降臨在我的生命中，我的性格、人生道路會有何不同？但我又很清楚，人類的遺憾——同時也是幸運之處在于，我們永遠無法看到那個沒打開的盒子里裝著什么，所以，我們想象中的人生選擇，總比現實中的多一些。不過，當我結束這種沒有答案的遐想回到現實時，常常有一種篤定：現在的我，雖然未必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我，但她的生命不失韌性，頗有質感，并不規整，卻有自己的樣貌，而這，自然有死亡一事的鍛造之力。

十一歲之后，我對作為形而上問題的死亡有了深切的關注。世人皆有死，但大多數時候，人們認為死亡是概念、是故事、是未來，對它缺乏真切的當下感知；大多數時候，人們認為死亡是別人的事，不知道它已隨每個人降世時的第一聲啼哭，潛伏在我們的世界里；大多數時候，人們認為死亡像被設定好的程序，只會在前面所有的步驟一一完成后才會出現，卻不知道它其實是一位不速之客，常常不期而至。

死亡問題是人類面對的萬千問題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一個人如何看待死亡，決定了他如何看待生命、看待自我、看待世界。當一個人真正感受到死亡的冰冷、決絕、驟然時，他其實也獲得了重新感受呼吸、體會冷暖、衡量輕重、思考進退的能力，因為死亡教會我們：任何悲歡的期限都不是永遠，任何瞬間都無法永久停駐，任何人都不能依憑某種規則獲得確定的因果。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也是萬物的終結。保持對無常和有限的敬畏，或許就是死亡給人類上的第一課。

死亡是什么？它有萬千個樣子、萬千種名字。如果你因死亡而明白生命的短暫，那么它的名字叫作時間；如果你因死亡而發覺生命的意義，那么它的名字叫作存在；如果你因死亡而感嘆生命的虛無，那么它的名字叫作悲憫。于我而言，死亡是一面照見自我的鏡子，也是一扇觀照世界的窗戶；是一道已經震響的驚雷，也是一場最終將會落下的大雨。在窗尚未裂、天尚晴明的此時此刻，我不止一次地忘記它，沉浸在當下的悲歡之中，又不止一次地想起它，感受到一種濃稠濕潤的悵惘。

死亡的形態，其實也非止一種。死是死亡的終極形態，但在那個終局到來之前，它早已投影在我們的生活中。人類為何懼怕黑暗？為何抗拒孤獨？為何感嘆衰老？為何畏怯疾病？因為這些或者是死亡的前奏，或者與它同構異形。黑暗、孤獨、衰老、疾病，都指向那個永恒的幽谷。在那里，聲、光、色、味一概湮沒，一切都凝固、風化、消亡。死亡不在意人類對它暫時的忽視，它本無所不在人類的呼吸之中。

說到此處，氛圍似乎稍顯沉重。但我對死亡，除了敬畏，還有感念。正因死亡是生命的終章，正因死亡的到來不可預知，所以在這僅有一次、未知長短的生命中，人類的所有期待、追尋、掙扎、失落，甚至絕望，才有了重量，生命的樂章才從輕靈變為恢宏，人類才開始在自我和外物中追尋意義，抑或認為所謂意義并不實存。

除了悲傷的體驗，死亡還給古往今來的人們帶來一個重要課題：人們如何在此生此世，在營造于死亡之上的生命城堡中，獲得存在的意義？有人認為自我智慧的創造物能超越物理生命，在時間長河中帶著自己的名字活下去；有人認為修德、養氣、持節，能讓個體生命獲得超越死亡的崇高性；有人認為當下的圓滿即永恒，在自我與天地交融的那一刻，萬象便存乎一心了。

在我個人的生活中，對死亡的體驗和思考滋生出一種東西，業已伴隨我多年，那便是時間焦慮。在一日的光陰消逝之時，我常有一種隱約而真實的傷感；在白日放歌、青春縱酒的快意中，我總不免有“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的憂思；在以有涯之生追尋無涯之知的過程中，我時而感到一種人力有限的無奈。生命的魅力會因它的有限性而增加，但憂愁也就隨之而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迭，賢圣莫能度”，幼時暢想人生，覺得三十歲已是太老，不知何時方能到得斯歲，而如今回望，卻覺數十年也是易過。光陰迅羽，蘇軾《前赤壁賦》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感慨，王國維《出門》中“百年頓盡追懷里，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的喟嘆，都已代我道出心聲。

對死亡、存在、時間的一貫興趣和關注，一直影響著我的文學趣味。相比以成敗論人、以善惡評人，我更愿意以是否真誠面對自我、如何處理生存困境，作為觀照人物的標準。功業超群、威名赫赫的歷史人物不一定能震懾我，而那些曾經直面悲劇、試圖以螢燭之光照亮生命暗夜的人，卻往往能贏得我的敬重。

本書選取了嵇康、李煜、陸游、文天祥、錢謙益、夏完淳、納蘭性德、王國維、顧城、海子等十位具有悲劇性的人物，有古人，有今人，主要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是詩人，他們的死亡都有故事，他們的生命欲望與最終的死亡場景都有內在聯系。他們或具俊才，或有大志，或秉懿德，或得令名，但他們有的身處歷史的夾縫，有的墜入政治的旋渦，有的難脫身份的羈絆，有的飽受時代的摧折。光輝的最終暗淡，奮飛的最終折翼——毫不意外，卻令人唏噓。

陸游

對悲劇人物、悲劇故事中那種勃發的生命力和強項不低頭的個人意志的欣賞，是我一貫的審美興趣。嵇康明知“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是面對強權的大忌，但他最終還是不能已于言；文天祥明知“大廈元非一木支”，但他的選擇依然是“欲將獨力拄傾危”；王國維明知“可憐身是眼中人”，但他仍要“偶開天眼覷紅塵”。世人所謂的真人、偉人、哲人，其實從不覺得自己的選擇多么了不起，也從不覺得那條少有人走的路多么艱難。孟子回答學生問他為何好辯的問題時，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覺得“好辯”不是一個選擇、一種傾向，而只是面對時代的亂流時的不得不爾、義不容辭。同樣的一個“不得已”，出現在況周頤的《蕙風詞話》中：“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這“不得已”，是已經內化成生命意志的道德感和價值觀，也是時時投射在他人和外物之上的共振和悲憫；是壯士之意，也是詩人之心；是至剛之志，也是至柔之情。

世人眼中的“超人”“完人”，一定有他們日常的生活樂趣、某時某刻的脆弱和溫存，那是他們接近“常人”的時刻，也是他們真實的溫度。與此同時，本書也寫那些有疵、有癖、有弱點、有爭議的人，對這些人物，除了試圖厘清他們身上那些具有爭議性、被迷霧籠罩的問題和事件，我還關注他們的歧路彷徨、他們的困境掙扎、他們的愧悔無地。換句話說，我對他們的“情結”尤其感興趣，覺得那是他們生命的核心所在。榮格認為，情結是“由于創傷性影響或者某些不合時宜的傾向而被分裂出來的精神碎片……它們會對記憶產生干擾并阻礙聯想的流動；它們根據自己的法則出現和消失；它們可以暫時糾纏住意識，或者以潛意識的方式影響言語和行動”。情結是一個人的未圓之夢、未竟之志、未至之路。它是人內在世界中從不停息的罡風，也是人在艱難困苦中難以熄滅的心火；它消損人的靈魂，擾亂人的志意，但同時又是一面照見心靈的鏡子、一座遙相照耀的燈塔，讓人知道我何以為我。

已失落的理想、已訣別的愛人、已亡的國，均可催生詩人的情結。夸父逐日，精衛填海，正是因為天地有恨，人生有憾，然而日不可逐，海不可填——悲劇的壯美，正是從這種“不可能”中生出。情結驅動著詩人，讓他們追悔、怨懟、哀憫，也讓他們以詩、以生命，求得內心的最終安寧。

基于此，我給書稿取了“中國文人的綺夢、愛欲與國憂”這個副書名，意圖描繪人物的內在世界和他們所處的外部世界，透過他們的生命脈絡和死亡場景，再現他們某時某刻的生命悸動。我從不敢說我能寫出完全真實、十分完整的人物——畢竟，消逝的人物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謎題；畢竟，“他人”也常常是“我”外觀世界、言說自我的一個載體。但把他們視為與我一樣有著躍動的心、瑰麗的夢、深刻的快樂和痛苦的人，是我在寫作中一直保持的基本態度。我不是他們，因我不曾走過他們的路，不曾遭遇過他們的命運；但我又何嘗不是他們——當我在生命騷動和死亡陰影中深思長嘆時，當我在時間長河中如孤燈明滅時，當我在自我的路上長久跋涉時。

我亦寫過一些零星的詩詞，但絕不敢自稱詩人，只是自認為與詩人有更近一點的心靈距離。在我的眼中，他們重生而不畏死，有所為有所不為，眷愛生命，卻常會為堅守自我而不惜赴死。

詩人的死亡為何值得關注？因為詩人是謳歌和痛斥死亡的人，是凝視和睥睨死亡的人，是站在死亡之中又跳出死亡之外的人。但是最終，他們會和所有其他人一樣，被死亡攫入寂靜的荒野，陷入永恒的安眠。詩人之死平平無奇，寂靜無聲，又聳動風雷，震撼寰宇。

已經死去的詩人，或許還可以活著；仍然活著的詩人，或許已經設想過自己的死亡。元豐元年（1078），蘇軾夜宿徐州燕子樓，在夢見與此樓有關的古人關盼盼之后，寫成了一首《永遇樂》詞，其中有“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的句子。蘇軾說，當我在此地感嘆古人的際遇時，焉知千百年后，不會有人在此地感嘆我的際遇呢？他的遐思，與屈原的“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何其相似。但是換一個角度，在這聲憂傷的嘆息中，未必沒有一種慰藉：我思古人，來者思我，被死亡隔開的我們不會相遇，但追尋生命意義的我們，將永遠相望。

十一歲時，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場印象深刻的死亡事件，它影響了我、改變了我、塑造了我。如今，我已四十歲，卻依然未曾真正懂得死亡。在將屆四十歲時，我寫過一首詩：

未知生死事，百感到中年。

故夢摶明月，來愁委逝川。

此身猶有惑，何日得逃禪。

第一惜芳草，難繁劫外天。

（《癸卯十一月十一夜重讀白石〈江梅引〉，憮然有中年之感》）

四十歲，古稱“不惑”。但我認為，在人生的旅途中，疑惑將永遠存在，答案將不斷浮現，而新的謎題也會隨之而來。

我們已經談了很久死亡，最后，讓我們談談生命。赫爾曼·黑塞的《悉達多》中說：“我唯一的事，是愛這個世界。不藐視世界，不憎惡世界和自己，懷抱愛，驚嘆和敬畏地注視一切存在之物和我自己。”生命是空中的樓閣、沙上的宮殿，但它也是宇宙的奇跡、萬物的贊歌。在渺小與偉大、虛無與存在、絕望與希望、瞬間與永恒之間，站著萬千個“我”。

2024年8月11日初稿

2025年12月6日改定

本文摘自《詩人之死：中國文人的綺夢、愛欲與國憂》，為該書的前言，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詩人之死：中國文人的綺夢、愛欲與國憂》，彭潔明/著，岳麓書社，2026年2月版

來源：彭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