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尋求“全球倫理”的構想

主題演講：尋求“全球倫理”的構想

很高興來到孔子的故鄉曲阜參與湖南電視臺衛星頻道《新青年》組織的“千年論壇”活動。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去年我們剛剛舉辦了慶祝孔子誕生2550年的活動，在北京和曲阜開了討論會，讓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孔子思想。現在讓我在這里做演講，我感到十分榮幸。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尋求“全球倫理”的構想》，其實把講題改為《孔子與當今的倫理問題》也沒有什么不可以。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可以說處處都是在討論倫理道德問題。

我們知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的末期，當時是一個諸侯紛爭、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社會出現了很嚴重的道德問題，孔子說：不修養道德，不講求學問，聽到合乎道義的話而不能跟著做，做了壞事而不能改正，這是我最大的憂慮。在這種道德破壞的情況下，孔子說，那我不如乘著小船到海外去呢。這說明，孔子那個時代是一個存在著嚴重“道德危機”的時代。而今天，我們面對的人類社會，可以說是問題更多、更復雜，爭奪更激烈、道德淪沉的時代。

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回頭看看20世紀的歷史，可以發現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是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的世紀，取得輝煌成就的世紀，但同時又是充滿矛盾悲慘的世紀。在這百年中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幾千萬人，大量破壞了人類多少世紀辛勤建造的文化遺產。而我們的國家，在這百年中經歷了種種苦難，同時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今日的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這是歷史發展的要求，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許不可避免地發生種種問題，例如我國社會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機”、“道德真空”、“貪污腐化”、“環境污染”等等，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時候了。從全世界看，現今雖然走出了冷戰時代，可是人類面臨的問題更多、更復雜，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科學技術高度發展，雖然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進步，但是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在我們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不僅掌握了大量破壞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毀滅人類自身的武器。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學家發表的一份《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在開頭就提到，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我認為，這個觀點是非常深刻的。對自然界的過分開發，資源的浪費，臭氧層的變薄，海洋的毒化，人口的暴漲，生態平衡的破壞，不僅造成了“自然和諧”的破壞，而且嚴重地破壞了“人和自然的和諧”，這些已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生存的條件。由于片面的物質利益的追求，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占有和權力欲望的膨脹，造成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對立和戰爭。過分注重金錢和物質享受，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社會的冷漠、心靈的孤寂，使人們失落感日甚。在人類社會中，現在兒童有兒童的問題，青年有青年的問題，老年有老年的問題，人與人之間心靈上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了解甚至仇視，使人們失去了對“人與人的和諧”的追求，這樣發展下去終將導致人類社會的瓦解。現代社會，由于人們無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調、人格分裂，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殺人、自殺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為一種社會病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寧，其原因正在于忽視了“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所有這些問題無疑都和20世紀以來無限制地追求物質利益，而精神文明卻日漸陷入危機有關。因此，1993年世界宗教會議通過《走向全球倫理宣言》，提出“全球倫理”問題，很快為世界各國學者所重視，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召開了這個問題的討論會。1997年中國學者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傳統倫理與世界倫理討論會》，并發表了《紀要》作為對《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的回應。1998年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又在北京召開了有關“全球倫理”的國際討論會，把“全球倫理”問題推向縱深發展，希望以此為解救人類社會走出精神危機的途徑。下面我打算分四點來討論“全球倫理”問題。

尋求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

在尋求“全球倫理”的討論中，學者們提出應該注意尋求某些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并把它叫做“底線倫理”。我認為，找尋不同民族文化在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是很有意義的，而且我們必須承認同為人類，他們在倫理問題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例如，在多次有關“倫理”問題的討論會中，不同國家的學者都承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可以為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和國家所共同接受的倫理準則，并且認為這是“道德金律”。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孔子提出來的做人的基本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能作為“道德金律”，因為在這個觀念中包含著“自己”與“別人”的對等關系，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強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加之于別人。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無疑是可以為全人類接受的倫理觀念。今年6月下旬，我到馬來西亞參加《傳統文化和社會變遷》國際學術討論會，大家都認為，社會的變遷固然會影響人們倫理觀念上的變化，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卻并不因社會的發展而失去其倫理價值，可是有位加拿大學者認為僅僅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夠積極，還應該加上“己所欲，要施于人”。我認為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你的要求并不一定也是我的要求，如果這樣就可能強加于人。那么是不是說除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倫理觀念上的“共識”了呢？我認為也不是的。例如我們可不可以把“尊重他人”也作為倫理觀念中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呢？當然對于如何“尊重他人”也會發生不同民族文化傳統對此理解上的（或者是具體形式上的）差異，這就需要我們在對話和商談中相互理解而達到某種“共識”。這就是說，取得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就需要我們把問題展開來討論了。對一些看起來可以或者已經取得某種“共識”的倫理觀念也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出現分歧，那么我們是不是就無法在倫理觀念上取得“共識”呢？如果這樣，那么我們尋求“全球倫理”就沒有意義了。因此，我想要求在倫理觀念上取得某種“共識”需要克服思想上的兩種不好的傾向。一是文化上的霸權主義。“全球倫理”應該是以承認和接受多元文化為前提，必須充分理解和尊重人類各種文明、各民族、各群體甚至每個人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因此要反對文化上的霸權主義。一是文化上的相對主義。我們必須看到，在各種文明和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中本來就存在著某種倫理觀念上的一致性，同樣存在著對這些觀念解釋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大家必須承認在某些倫理觀念上有某種客觀標準，為此我們要反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文化上的相對主義。

從不同文化傳統中吸收資源

尋求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在建設“全球倫理”中是非常重要的，這對當今人類社會來說就有了一個共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民族和國家就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對話。我們知道，不同文化傳統，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非常堅固的基本倫理觀念。這些基本倫理觀念正是這個民族精神所在，也是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基本保證。因此，對不同民族文化來說，人們找到的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都是和各個民族的整體倫理思想相聯系的。而且就不同民族的倫理思想來說，我們都會發現其中存在著有益于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問題的資源。如果我們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當前社會可以共同接受的最低限度倫理觀念上的“共識”，那么這個倫理觀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來說正是和它的“仁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相聯系的；對西方基督教來說則是和它的“博愛”相聯系的；對印度佛教來說則是和它的“慈悲”觀念相聯系的。在這三種不同文化傳統的倫理體系的理念中，顯然有著深刻的差異，例如儒家的“愛人”包含著“親親”觀念；基督教的“博愛”包含著“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佛教的“慈悲”中包含著“涅槃”的觀念。因此，它們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對待這種不同。照我看，這三種不同文化傳統的倫理觀念雖然不同，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甚至在“愛人”（仁）、“博愛”和“慈悲”中又存在著某種深刻的互相“認同”的方面，這就是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人的“愛心”。所以尋求“全球倫理”不是要排斥或否認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倫理價值，而是應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傳統的倫理價值的基礎上發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倫理思想的內在資源。因此，越是深入發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倫理思想的深層資源，對建立“全球倫理”越有意義。

這里我們以孔子的“仁學”為例來說明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可以為當今尋求的“全球倫理”提供有意義的資源。孔子把“仁”解釋為“愛人”，這是基于“親親”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話：“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論語·學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愛人”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從愛自己的親人出發的，但是為“仁”不能停止于此，而必須“推己及人”，因而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容易，得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為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推廣到整個社會，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往往把“克己”與“復禮”解釋為平行的兩個相對的方面，我認為這是不合孔子思想的。所謂“克己復禮為仁”是說，在“克己”基礎上的“復禮”才叫做“仁”。“仁”是人自身的內在本質，“克己”是要靠人的自覺；“禮”是規范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制度等，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禮之用，和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制度必須是自覺的才有意義，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對“仁”和“禮”的關系，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認為“克己”（求仁）要靠自己的內在自覺性。有了“求仁”的內在自覺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把它實現于日常社會生活之中，這樣社會就和諧安定了。我認為，孔子的“仁學”作為一種有意義的倫理思想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對建設“全球倫理”做出貢獻：（1）人們的道德問題必須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這就是孔子要求的“克己”。在道德自覺基礎上形成的倫理規范才有實際意義。（2）道德的建立有一個基本出發點（儒家認為應該由“親親”出發），由此基本的道德要求生發出來的倫理思想體系必定要包含某些普遍性原則（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了普遍性的倫理原則，其倫理體系才會對社會生活發生重大作用。（3）建立一套倫理思想體系是為了社會的安寧和個人的幸福，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向往的“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了。

在這里，我們只是舉例說明每種文化傳統都可以對“全球倫理”的建立做出貢獻，不是說僅僅儒家的倫理思想有這樣的功能，其他民族文化傳統就沒有。在我們看到儒家思想的價值同時，也還要看到其中也存在著某些負面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所謂“三綱五倫”（“三綱五常”）的思想。所謂“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倫”是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1991年我們在杭州召開過一次討論會，杜維明教授說，他對“三綱五常”的看法有所改變，“三綱”應否定；“五常”可以保留。這當然是現代新儒家的一大進步，因為此前杜維明教授對“三綱五常”都是肯定的。因此，我們在繼承和發揚傳統的倫理觀念時要加以分析。

關注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

孔子一生都希望能以他的學說來實現“天下有道”，他的這一思想就成為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這就是說儒家始終是有對人類社會的強烈使命感的。在今天我們尋求“全球倫理”的時候，同樣也應十分關注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我們知道，自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就成為各個國家與民族追求的目標。要實現“和平共處”就要求我們處理好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實現“共同發展”就不僅要求我們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因此，在我們創建“全球倫理”中應十分注意從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中找尋可以對實現“和平與發展”有意義的倫理資源。在討論到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關系問題時，其倫理問題就不僅僅是個人倫理問題了，而是政治倫理、社會倫理、經濟倫理和環境倫理等等問題。我認為，在這方面各個民族都應可以從其倫理觀念中找到有益于解決當今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資源。例如，我們可以從孔孟提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引發出某種政治倫理來；由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引發出某種經濟倫理來；由道家的“崇尚自然”（“道法自然”）引發出某種環境倫理來，如此等等。因此，討論“全球倫理”必須關注當前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根本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去展開來討論了。

“和而不同”是尋求“全球倫理”的原則

在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中，我們固然可以找到某些共同的倫理準則，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在不同民族的倫理觀念之間，不僅會存在著差異，甚至會存在著矛盾的方面，如何處理不同民族在倫理觀念上的差異和矛盾可能引起的沖突，這也是尋求“全球倫理”必須研究的問題。在近年來討論的文化問題中，為了確保不同民族文化的健康合理發展以及不致因文化問題引起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抗與戰爭，一些學者曾提出若干處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的原則，例如哈貝馬斯提出的“正義”和“團結”的原則，把它們作為處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原則。據我了解，哈貝馬斯的“正義”原則可以理解為，要保障每一種民族文化的獨立自主，按照其民族意愿發展的權利；“團結”原則可以理解為，要求對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義務。只要不斷通過商談和交往等途徑總可以形成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互動中的良性循環。而我認為，中國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的觀點更可以作為處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重要原則。“和而不同”思想見于《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與晏嬰的對話。齊侯對晏嬰說：“唯據與我和夫！”（“據”指梁丘據，齊侯侍臣。）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又據《國語·鄭語》，有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話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都說明，“和”與“同”的意義全不相同。孔子說得更為明確，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從以上的幾段話看，“和而不同”的意思是說，要承認“不同”，在“不同”基礎上形成的“和”（“和諧”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

這就是說，“和而不同”既可以保持和發揮自身文化的特性，又可以在互相交流與對話中得到發展，而促使不同文化的相互“認同”。因此，在不同傳統文化之間應該通過對話與交往，在討論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種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的互相“認同”的過程。這種“認同”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傳統文化中尋找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倫理問題作為人類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日我們尋求“全球倫理”之時，“和而不同”應作為一條處理不同民族的倫理觀念的原則被肯定下來，這無疑會對我們尋求“全球倫理”極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