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古代做官的詩人經常被貶？

古代很多做官詩人都有被貶的經歷，無論是韓愈、柳宗元，還是歐陽修、蘇軾。文豪級別的人物都被貶了，就更別提其他的詩人了。只要做官，就有可能被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詩人大多思想比較浪漫，而且智力比較好，但并不一定適合做官。他們在科舉考試之前讀的是圣賢書，要向圣賢靠攏，或者說化身為圣賢，要為老百姓謀福利。一旦進入官場，他們就要依附大官，因為他們不得不服從官場的潛規則，不然就很難立足，甚至立刻遭到排擠，那么寒窗苦讀的辛苦就白費了，沒有任何一個書生愿意冒這樣的風險。可是他們站隊之后，往往會站錯了隊，或者說并不會甘于現狀，而是要積極進取，要修齊治平。可是天下并非是他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尚且不能完成修齊治平的理念，就更別提他們了。按理說，他們做了官之后，就應該謹言慎行，不能經常寫詩，不能經常發牢騷。可是他們偏偏管不住自己的筆，管不住自己的嘴，以為自己見多識廣，名氣很大，甚至可以統領文壇。說話做事就有一些鋒芒畢露的性質，很容易被拾遺或御史逮住話頭，甚至他們寫的詩都被人過度揣摩。最終他們發牢騷的語言被皇帝知道，當然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他們往往會參與社會改革，不管是唐代的王叔文改革，還是宋代的王安石變法，都有很多詩人參與。最終變法失敗，參與的詩人們都被貶謫。或者說，只要參與變革的官員都被貶，被貶的官員是詩人，而民間的詩人根本沒有參與的份兒。

古代詩人要學圣賢，要修齊治平，進入官場之后，卻發現官場并非理想之地，卻并不能逃離，因為他們背負了家族的希望，要改變自己乃至家族的命運，當然就要硬著頭皮做官，甚至忙于應酬，拉幫結派，做得悠游自在。如果這樣一直下去，他們還算有好的結果，或者說在官位上做一輩子，即便可以調離崗位，做其他的官，也仍然在體制內混日子，可以獲得優厚的待遇。但他們偏偏要舞文弄墨，要寫詩作詞，還要寫文章，要為民請命，要用諷喻的方法給皇帝提意見，卻最終嗆了皇帝的肺管子，或者說被很多人扒著字縫找罪名，當然，罪名就會暴露無遺。雖然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但也可以怨。而他們在寫詩的過程中，并不僅僅歌功頌德和寫個人小情緒，還要涉及當下的政治。倘若寫詩歌，就一定會馳騁想象，甚至用了夸張的手法，而用這樣的手法寫當下的政治，就很容易出現問題，會被那些拾遺逮住毛病，被那些御史抓住把柄。可是詩人天生就要作詩，或者說經過后天訓練以后，他們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做詩技巧，即便做官以后，也仍然要不停地寫詩。只是寫個人小情緒，互相酬唱，表達友情，當然是沒有什么政治意義的，但有的同僚被貶了，而做高官的同伴卻寫詩給他，表達同情和勸勉，就一定會被人告訴皇帝————說他和被貶的官員有牽連，于是皇帝下令，把他給免了，他還真受到了牽連。

官場往往是這樣，官員會站隊，會拉幫結派，會互相傾軋。當一個官員受到貶謫的時候，其他的官員可能會為他求情，也可能會寫詩來勸勉他，卻遭受了同樣的打擊。柳宗元和劉禹錫互相寫詩，寬慰對方，卻被皇帝忌憚，甚至他們兩個想要調換被貶謫的地方，皇帝也不允許。韓愈自己撞到了槍管子上，本身唐憲宗要迎佛骨，韓愈卻寫了《諫迎佛骨表》，說迎佛骨的行為是勞民傷財的行為，不應該舉辦，接著就被唐玄宗貶到了潮州。蘇軾經歷“烏臺詩案”以后，屢次遭到貶謫，卻并沒有失去重回朝廷的信心，經常給朝廷中的朝臣寫信，讓他們遞交給皇帝。受到蘇軾牽連的很多官員也有重回朝廷的信心，但并不一定能回去。元佑黨人碑樹立起來，就說明皇帝是忌憚他們的，而且把他們稱為黨人，說明他們已經形成了氣候，皇帝不愿意讓他們左右朝政，就不再錄用他們。而皇帝想要錄用蘇軾的時候，蘇軾已經老了，高高興興回朝廷，還沒上任呢，第二年就死了。詩人大多都是官迷，都喜歡做官，而他們接受的封建式教育就是這樣設置的，想要做更大的事，就要參加科舉考試，做官之后就可以為民辦事，而他們進入官場，卻發現官場一片漆黑。他們必須把自己染黑，才能和其他官員同流合污，共同生存下去，不然就會遭到排擠，遭到貶謫。

詩人往往比較理想化，想要替皇帝分憂解難，卻偏偏容易被皇帝誤會，被其他官員排擠，因為詩人的性格大多比較浪漫，有些時候說話像作詩一樣，有些夸張的成分，而一旦涉及到民生問題，涉及到當朝政治問題，涉及到皇帝的缺點和毛病的問題，詩人就有可能夸大其詞，甚至有可能和其他的官員商量討論，要改革弊政，卻最終折戟沉沙，被貶謫。官場不是理想之地，可是做了官的詩人卻把官場視為理想之地，想要通過自身的能力，改變民生，改變官場的風氣。哪里能夠做得到呢？皇帝都做不到，就更別提做了普通官員的詩人了，哪怕他們成為朝廷重臣，也仍然不可能改革弊政，不可能把腐敗官員全都清除出去。他們總喜歡變法，要改變整個朝廷的風氣。卻往往被保守勢力打擊，而且容易產生浪漫化的想象，忽略了現實的殘酷，也忽略了頑固勢力的強大。就像王安石變法一樣，本身的出發點是好的，新法也不錯，甚至有一些資產階級改革的屬性，卻往往被各級官員執行壞了。最終各級官員層層加碼，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實惠，反而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支持變法的詩人們都被貶謫了，而不支持變法的人似乎得以保全。

官場就是這么回事，容不得官員有太多浪漫的想象，而詩人偏偏有浪漫化的想象，而且還要寫詩作詞，寫文章，給皇帝提意見，要修齊治平，卻往往因為那浪漫的想象和夸張的文字，被人抓住把柄。關鍵還是他們的思想出了問題，或者說總是覺得自身有使命感，要為老百姓謀福利，當然就會被整個官僚階級排斥了。因為謀福利只能為官僚階級，而不能為老百姓，之所以說為老百姓謀福利，只是騙人罷了，是宣傳，不是實事。詩人偏偏把宣傳當成了實事，還要身體力行，當然會被排擠，被貶謫，活成了官場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