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劇抄襲，走到頭了？

定焦One（dingjiaoone）原創

作者 | 陳丹

編輯 | 魏佳

在互聯網社交語境中，網友常將短劇及其衍生出的一整套內容生態稱為“短國”，與之相對的是更成熟、規則更清晰的“內娛”。

長期以來，“短國”被默認為是一個有著另一套運行方式的異世界：劇情可以離譜到失真、邏輯塌陷也無傷大雅——所有荒誕，均可消解于一句“短國真是太無法無天了”的調侃中。這句戲謔，既是吐槽，也代表了一種容忍。

但最近，這種默認的寬容正在失效。

日前，短劇抄襲事件密集發酵：楊紫尚未開播的新劇《家業》被短劇像素級復刻；泰劇《為你鐘情》也被短劇從BGM抄到分鏡頭；而在“短國”內部，頭部廠牌聽花島的多部作品同樣成為被復制的對象，被指控抄襲的是短劇出海的頭部平臺ReelShort 。

“在這個行業，大家都在抄來抄去。”不少短劇行業的從業者對「定焦One」無奈表示。對短劇而言，抄襲早已不是偶發行為，融梗、縫合、套模板甚至是被默許的行業常態。

過去幾年，短劇用驚人的擴張速度，跑出了一個幾乎比肩長視頻的市場規模，但在這種極速擴張中，問題也被同步放大：當內容生產依賴效率和回本速度時，原創的邊界被不斷擠壓，抄襲既源于“快生產、快變現”的商業邏輯，但也正在反過來侵蝕這個行業的內容基礎。

是繼續用“復制”換速度，還是為原創付出成本？

“短國”，是時候回答這個問題了。

一部短劇，是怎樣被復制的？

編劇李貝然刷到楊紫新劇《家業》被抄襲的新聞時，沒想到同樣的劇情也會在她身上上演。

她和朋友合伙經營著一家劇本工作室，長期為多家短劇公司供稿，有時候也會承擔“劇本醫生”的角色，幫忙修改一些短劇劇本。就在她刷到新聞的那天晚上，一位相熟的制片人發來一個劇本，請她幫忙“調整調整”。

但她越看越不對勁——“這不就是我們自己的稿子嗎？”

她將兩個文檔并排打開：只有男女主名字被替換了，配角名字都沒改，情節推進、對白設計，幾乎通篇一致。

這個劇本的版權，早已被一家制作公司買斷，項目也已經完成拍攝，只等上線。李貝然很快排除了幾個可能的泄露渠道：制作公司沒有動機，工作室內部也不存在外流。唯一的漏洞，出現在拍攝環節——劇組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曾拿到完整的電子劇本。

她多次追問那位制片人朋友劇本來源，對方始終含糊其辭，只說“被人騙了”。所幸，在她的強硬態度下，對方同意換稿。

這并不是她第一次遭遇類似情況。

更早之前，一位導演朋友了解到她近期完成了一個劇本，主動索要，聲稱“看看能不能給點建議”。一周多后，對方發來一個故事提綱，請她幫忙擴寫。她很快發現，這正是自己劇本的核心故事。她跑去質問，對方并不避諱：“反正最后寫完了也還是你們的，我只是先用一下。”

如此之多荒謬的故事頻繁發生，源自于行業薄弱的版權意識。“大家都在抄，甚至某些編劇工作室也在互相抄。”李貝然對「定焦One」說到。

一比一復刻還算容易被發現，真正難以界定的是大量介于“借鑒”和“抄襲”之間的內容——拆解、融梗、縫合。而后者已經成為了短劇行業極為常見的生產方式。比如說，A劇的男主人設、B劇的女主背景，加上C劇的核心情節，可以被拆解重組為一部新劇D。

導演趙鳴遠告訴「定焦One」，他拿到手的很多劇本都是這樣的“縫合怪”。

他透露，在一些公司，抄襲、融梗已經被拆解為一套可執行的流程：同時召集五到十名編劇，每人負責五到十集，用極短時間拼出完整文本。單個編劇的月薪，可能只有三千元左右。

現在，這條路徑還在被進一步壓縮，“因為用AI扒稿更方便了”。

在拍攝現場，一些AI痕跡明顯的劇本經常讓趙鳴遠頭疼。有的劇本上一句還是“哥，你來了”，下一句就變成了“姐，你來了”。

他還拍過一個懸疑劇，一個重要道具是一幅畫，劇本中反復提到，“我畫完這幅畫，我的冤屈就能明了”。但看完整個劇本，他都沒明白這幅畫到底畫了什么，怎么指向的線索，去問編劇，對方說“隨便畫吧”。

短劇“速生速死”，抄襲被當作“效率工具”

如果只從“版權意識薄弱”或“從業者投機”去理解短劇抄襲，很容易陷入道德評判，卻無法解釋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為什么在大量從業者清楚這是灰色地帶的前提下，它依然被反復選擇？

答案藏在短劇的商業模式里。

短劇行業信奉一套極致高效的運行法則，一部短劇從拍攝、上線到回收成本，最快只需數周。李貝然將其形容為“快時尚模式”，用盡可能低的成本快速試錯，由數據決定去留，速生速死。

她和趙鳴遠的種種荒誕經歷，只是短劇體系高速運轉下的日常切面。因為，在“快時尚”的生產模式下，原創反而成為了一種低性價比的行為。

通常來說，一部原創短劇從籌備到拍攝完成，需要2個月左右，僅劇本往往就需要數月打磨，這意味著更高的人力成本、更長的開發周期，以及更大的不確定性；而高度模仿、融梗的項目，一周內就能完成劇本，三到五天拍完，最快一周上線。對許多公司而言，二者并不在同一條競爭曲線上。

根據第一財經報道，一部中等體量的原創短劇，綜合成本約在50萬至80萬元之間；而抄襲或高度模仿的項目，成本最低可以被壓縮到15萬至24萬元。

這也是為什么，許多公司并不愿意在前期開發階段投入過多資源。李貝然對「定焦One」直言，原創意味著時間成本，也意味著風險敞口——一旦項目失敗，前期投入幾乎無法回收。

一位頭部短劇公司的員工告訴「定焦One」，不少團隊本就沒有內容制作經驗，只是想進來賺快錢，才選擇抄襲路徑。結果往往是，錢沒賺到，甚至純賠本。

趙鳴遠補充，很多公司一年能生產兩三百部短劇，只要極少數命中，就能覆蓋整體風險。在這種模型下，單個項目的質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數量與命中率。原創產能跟不上，抄襲就成了“最省事”的補位方案。

而平臺與算法，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效率導向。

在杭州某微短劇大會上，一位制片人曾拋出一組驚人數據：“過去一年有5000多名總裁被輪流下藥，3000多女主精準走錯酒店房間，2000多千金上演團圓戲碼”。

這些情節反復出現，并不是創作者缺乏想象力，而是因為這些元素在轉化率層面被反復證明“有效”。短劇高度依賴信息流投放，通過算法快速篩選并觸達目標用戶，而算法天然偏好已經被市場驗證過的題材、爽點和敘事結構。

李貝然將短劇類比為網文行業的演化路徑：

早期的晉江文學城，依賴讀者主動選擇；而后來的番茄、七貓，則通過買量與精準推送，讓內容圍繞轉化率進行設計。題材并非全新，只是被不斷拆解、重組，以更高效地觸達目標人群。

更關鍵的是，短劇并非典型的To C內容市場。制作公司真正面對的不是觀眾，而是平臺。平臺是否收劇、給多少流量、容忍怎樣的制作方式，直接決定了生產端的選擇。

趙鳴遠指出，如果有平臺愿意用極低價格批量收購短劇，自然會有人選擇壓低成本、走粗制濫造的路線；而當平臺明確只收精品內容，生產端的行為也會隨之改變。

在這種環境中，抄襲并不只是創作者的選擇，而是被效率、算法和平臺規則共同放大的結果。

這套體系之下，維權也并不容易。

舉證難、周期長、賠償低，使得一部短劇的維權成本，往往高于其制作成本。爆款的熱度周期只有數周，而一場官司動輒半年起步。對抄襲方而言，收益早已兌現；對原創者來說，維權反而成為高成本、低回報的行為。

有媒體報道，某出海短劇平臺高層曾表示，“隨便抄，撲了的沒人管，爆了也不怕，把錢都賺完了下架”。

當內容生產追求速度，平臺采購強調轉化，而風險成本又被持續壓低，抄襲自然會被不斷復用。

但問題是，這套機制真的還能長期運轉下去嗎？

當快錢邏輯松動，短劇向何處去？

變化，確實已經出現。

首先變化的是觀眾。

不少從業者都在今年的公開場合表示，用戶口味和審美變了，開始反感傳統短劇套路。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的速度，遠快于行業的反應。

當觀眾對套路失去耐心，平臺也開始重新計算“快錢邏輯”的性價比。

過去幾年，短劇平臺更關心的是產量和轉化效率，只要情緒爽點成立，粗糙并不是問題。但現在，越來越多平臺開始提高準入門檻。

趙鳴遠告訴「定焦One」，現在抄襲的稿件、質量不高的稿件很容易被平臺退回，抄襲劇一旦被發現，也會馬上被下架。

今年8月，紅果在飛書后臺的編劇群中發布通知，明確表示將嚴厲打擊劇本抄襲行為。通知中提到，平臺近期發現部分劇本存在直接復制粘貼、洗稿、創意抄襲、融梗等問題，一經查實，將全面清空成績、永久終止合作，并依據合同追究賠償責任。

更為重要的是，愿意用低價格收短劇的平臺已經所剩無幾。

過去，有不少平臺愿意用幾萬元的低價收劇。制作方通過極度壓縮制作成本，依靠規模化生產仍能獲利。這類作品往往不追求制作美感，只服務于最直接的情緒刺激。據趙鳴遠了解，目前行業內仍愿意低價收購此類短劇的平臺，幾乎只剩下一家電商平臺。

這些信號意味著，復制不再是安全選項。但這并不等同于，短劇行業會自然走向“全面精品化”。

首先，平臺的激勵是否具備持續性，仍是未知數。

精品化意味著更高成本、更長周期和更大的不確定性。如果平臺補貼力度下降，或將資源轉向其他內容形態，制作公司是否還能承受這種轉型壓力，仍需觀察。

其次，行業本身仍高度依賴“快生產”的結構。

即便平臺提高門檻，短劇依然是一門追求效率的生意。制作周期短、回本快的優勢并未消失，這意味著復制與模仿始終存在誘惑。只要生產節奏不發生根本變化，抄襲就難以被徹底清除。

李貝然認為，隨著平臺對抄襲行為的打擊加嚴，短期內，短劇行業的抄襲現象可能會有所收斂；但從長期來看，抄襲、洗稿并不會徹底消失。

更現實的是，人才和能力的斷層。

過去幾年，大量從業者在低門檻、快回報的環境中進入行業；而精品化需要的是系統性的創作能力、制作經驗和審美判斷。趙鳴遠發現，隨著低價短劇空間收縮，已經有不少此前活躍的從業者接不到活兒，被迫離場。

洗牌正在發生，但結果需要更長的時間檢驗。

有頭部公司已經選擇押注精品與創新。聽花島負責人曾對媒體表示，希望每個月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超級精品”。“創新，讓我有安全感。”她這樣總結。

但對目前絕大多數制作公司而言，安全感仍然來自效率。

“短國”是否真的愿意為原創付出成本，答案并不取決于口號，而取決于平臺、資本與創作者之間，是否會形成一套新的、足以對抗快錢誘惑的穩定機制。

在那之前，復制的時代或許會放慢，但不會立刻結束。

*題圖及文中配圖來源于pexels，文中李貝然和趙鳴遠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