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秘密協議,讓四萬余冊古籍登上東渡的輪船,杭州的東海藏書樓從此樓空,只余下書目六冊,在拍賣市場上默默訴說著一段文化劫難。
1930年,民國陸軍中將、前浙江水警廳長徐則恂病逝于杭州,歸葬富春江畔。
此前一年,他做出一個備受爭議的決定——將傾注畢生心血收藏的四萬零七百余冊“東海藏書樓”珍本,以三萬四千兩銀子的價格售予日本駐杭州總領事米內山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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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人生
徐則恂,字允中,187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縣城。這位南京陸師學堂畢業的軍人,人生軌跡頗為獨特。
1907年,他曾為秋瑾傳遞起義信件,成為辛亥革命在浙江地區的重要參與者。杭州光復時,徐則恂率部占領藩署等衙門及各銀行,立下戰功。
此后他步入軍界,1913年獲授陸軍少將,擔任浙江內河水上警察廳廳長,1917年獲陸軍少將加中將銜。在任期間,他創辦浙江水警教練所,并制定政策減輕船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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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藏書樓
這位軍人在處理公務之余,卻有另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藏書家。在徐則恂的幕僚中,章巨摩、端木梅鄰、杜思預三人酷好書史,力促他聚書。
短短十數年間,徐則恂收集的書籍竟多達四萬余冊。他專門創建“東海藏書樓”貯存這些珍本,樓名取自他的號“東海”。
據記載,東海藏書樓的收藏極為豐富,共計2176種,5萬余冊,其中包含元刊本3種,明刊本300種。
為整理這些藏書,徐則恂還主持編纂了《東海藏書樓書目》六冊,成書于1924年前后。如今,這套書目本身已成為收藏市場的珍品,2024年曾以3000元價格拍賣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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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內幕
1929年4月,一場秘密交易在杭州進行。徐則恂與日本駐杭州總領事米內山庸夫達成協議,將東海藏書樓中的40700余冊古籍賣給日本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
這筆交易的價款定為34000兩銀子,但實際上,日方利用《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從中國“庚子賠款”中撥出款項支付,未實際出資就獲得了這批珍貴典籍。
據復旦大學學者巴兆祥在《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中的考證,這起收購與日本對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的收購類似,都是日本外務省有計劃的文化掠奪。
東渡與歸宿
這批藏書被運往日本后,最初收藏于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下屬的東方文化學院。1948年東洋文化研究所改組時,東方文化學院并入其中。
直到1967年3月,日本文部省才將這批漢籍中的13500余冊正式移交給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為該所戰后最大的一次漢籍收藏增補。
如今,在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館藏中,這批來自東海藏書樓的典籍仍然占據重要地位。截至1992年,該所收藏的日、中、朝文圖書已達369781冊,其中相當部分便源于徐則恂的舊藏。
家族余音
徐則恂的個人生活也頗有故事。他晚年在家鄉富春江畔購置產業,在程墳到青江口之間設立“徐公義渡”,免費為鄉民擺渡,這一善舉至今仍在當地傳頌。
據資料記載,徐則恂有三子一女。據網友考證,其子徐祖林的后代中,有一位名為徐鶯,據稱為杭州師范大學的副教授。這一信息將徐家與當代中國教育界聯系起來。但這一信息的真實性有待進一步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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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則恂的書法造詣也頗受認可,他的作品如今已成為收藏市場的關注對象。這位曾經的浙江水警廳長,在戎馬生涯和文化追求之間找到了獨特的平衡點,盡管其藏書結局令人唏噓。
2019年,一位中國學者在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庫房中,輕輕翻開一本明刊本的扉頁,上面“東海藏書樓”的印章依然清晰。
這批漂泊海外的典籍如今靜靜地躺在異國的書架上。而在杭州,徐則恂的名字和他那座已不存在的藏書樓,成為了中國近代藏書史上一個復雜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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