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恂與東海藏書樓，四萬冊國寶圖書緣何東渡日本？

一紙秘密協議，讓四萬余冊古籍登上東渡的輪船，杭州的東海藏書樓從此樓空，只余下書目六冊，在拍賣市場上默默訴說著一段文化劫難。

1930年，民國陸軍中將、前浙江水警廳長徐則恂病逝于杭州，歸葬富春江畔。

此前一年，他做出一個備受爭議的決定——將傾注畢生心血收藏的四萬零七百余冊“東海藏書樓”珍本，以三萬四千兩銀子的價格售予日本駐杭州總領事米內山庸夫。

雙面人生

徐則恂，字允中，187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縣城。這位南京陸師學堂畢業的軍人，人生軌跡頗為獨特。

1907年，他曾為秋瑾傳遞起義信件，成為辛亥革命在浙江地區的重要參與者。杭州光復時，徐則恂率部占領藩署等衙門及各銀行，立下戰功。

此后他步入軍界，1913年獲授陸軍少將，擔任浙江內河水上警察廳廳長，1917年獲陸軍少將加中將銜。在任期間，他創辦浙江水警教練所，并制定政策減輕船民負擔。

東海藏書樓

這位軍人在處理公務之余，卻有另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藏書家。在徐則恂的幕僚中，章巨摩、端木梅鄰、杜思預三人酷好書史，力促他聚書。

短短十數年間，徐則恂收集的書籍竟多達四萬余冊。他專門創建“東海藏書樓”貯存這些珍本，樓名取自他的號“東海”。

據記載，東海藏書樓的收藏極為豐富，共計2176種，5萬余冊，其中包含元刊本3種，明刊本300種。

為整理這些藏書，徐則恂還主持編纂了《東海藏書樓書目》六冊，成書于1924年前后。如今，這套書目本身已成為收藏市場的珍品，2024年曾以3000元價格拍賣成交。

交易內幕

1929年4月，一場秘密交易在杭州進行。徐則恂與日本駐杭州總領事米內山庸夫達成協議，將東海藏書樓中的40700余冊古籍賣給日本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

這筆交易的價款定為34000兩銀子，但實際上，日方利用《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從中國“庚子賠款”中撥出款項支付，未實際出資就獲得了這批珍貴典籍。

據復旦大學學者巴兆祥在《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中的考證，這起收購與日本對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的收購類似，都是日本外務省有計劃的文化掠奪。

東渡與歸宿

這批藏書被運往日本后，最初收藏于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下屬的東方文化學院。1948年東洋文化研究所改組時，東方文化學院并入其中。

直到1967年3月，日本文部省才將這批漢籍中的13500余冊正式移交給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為該所戰后最大的一次漢籍收藏增補。

如今，在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館藏中，這批來自東海藏書樓的典籍仍然占據重要地位。截至1992年，該所收藏的日、中、朝文圖書已達369781冊，其中相當部分便源于徐則恂的舊藏。

家族余音

徐則恂的個人生活也頗有故事。他晚年在家鄉富春江畔購置產業，在程墳到青江口之間設立“徐公義渡”，免費為鄉民擺渡，這一善舉至今仍在當地傳頌。

據資料記載，徐則恂有三子一女。據網友考證，其子徐祖林的后代中，有一位名為徐鶯，據稱為杭州師范大學的副教授。這一信息將徐家與當代中國教育界聯系起來。但這一信息的真實性有待進一步考證。

徐則恂的書法造詣也頗受認可，他的作品如今已成為收藏市場的關注對象。這位曾經的浙江水警廳長，在戎馬生涯和文化追求之間找到了獨特的平衡點，盡管其藏書結局令人唏噓。

2019年，一位中國學者在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庫房中，輕輕翻開一本明刊本的扉頁，上面“東海藏書樓”的印章依然清晰。

這批漂泊海外的典籍如今靜靜地躺在異國的書架上。而在杭州，徐則恂的名字和他那座已不存在的藏書樓，成為了中國近代藏書史上一個復雜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