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設計驚艷，內容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書

我們最近做了一本極具設計感的書，即使在好書如云的書展現場，它依然令很多人眼前一亮。

它的外封巧妙地采用了從中間打開的形式，封面上那一道立體化的“裂痕”，仿佛一道被巨力撕開的地表……而且，裂痕別有深意。

北大法學院長聘副教授章永樂新作

它與書名《巨靈擘地》息息相關?！熬揿`擘地”一詞取自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原本指神話中分山開地，而在本書中則象征著近代殖民帝國對全球空間的瓜分與重塑。

那道裂痕，是帝國巨靈以權力與資本之手撕裂大地的隱喻，也象征著知識與話語體系被霸權力量重新劃界。這個“巨靈”在今天并未遠去，閱讀這本書時時能感受到來自歷史與現實深處的震顫。

一、“巨靈”如何擘地

一段并未遠去的歷史

“門羅主義”這個詞或許令你感到陌生，它并不像“冷戰”等詞那樣頻繁出現，但在近兩百年世界秩序的變遷中，門羅主義卻是一只隱形的巨靈，悄然塑造著大國關系和全球格局。

最初，這一理念只是美國總統門羅為防止歐洲列強染指美洲而劃定的“勢力范圍”，但其背后的邏輯遠非一紙聲明那么簡單。伴隨著美國國力的壯大，門羅主義逐步成為美國區域乃至全球霸權的思想武器。

19世紀末，美國迅速從“反殖民的共和國”轉向事實上的海外擴張型強權。圖為路易斯·達爾林普爾所作的諷刺漫畫。

它不僅驅動了美國對拉美的經濟與政治干涉，還為美國資本擴張打開了方便之門。從得克薩斯獨立、美墨戰爭，到羅斯福主張行使“國際警察”權利的推論，美國不斷用門羅主義正當化自身在西半球的干涉和擴張。

羅斯福本人在1901年，將在中國實施的“門戶開放”，類比為對南美各國的“門羅主義”。

后來，威爾遜總統更尋求將門羅主義的邏輯推向全球，美國自詡為世界民主和秩序的推廣者，以維護“自由”與“安全”為由積極介入歐亞事務，實則為全球化的美國利益鋪路。

在二十一世紀，門羅主義的邏輯不僅體現在傳統領土與軍事對抗，更滲透到金融、科技、互聯網和全球輿論等新型空間。美國主導下的金融制裁、科技“脫鉤”、數字霸權，以及用“安全”與“價值觀”話語塑造虛擬空間，都可看作“二十一世紀門羅主義”的新表現。

美元霸權使美國可以低成本發行美元換取全球真實商品和資源，其他國家則被迫儲備美元、購買美債，被動承擔通脹與金融風險。圖｜央視新聞。

盡管隨著帝國體系的壓力和多極化趨勢，門羅主義面臨危機，但其核心思維——以“國際社會”的名義劃定空間、排斥異己——依舊深刻影響著我們所處的世界。

二、巴黎和會的“威爾遜時刻”

看見區域霸權和全球霸權的張力

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高光登場，美國一躍成為世界舞臺中心。威爾遜帶來的是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世界秩序方案，強調國際法與國際組織、集體安全、公開外交、自由貿易等普遍性原則，并設想建立一個國際聯盟（國聯），以集體安全機制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畫面上的四位男性被稱為“巴黎和會四巨頭”，右一為美國總統威爾遜。

這一設想在當時極大提升了美國國際威望，也讓美國第一次嘗試將區域經驗推向全球霸權的高度。但“威爾遜時刻”也將美國長期奉行的“門羅主義”與新提出的全球主義推到了尖銳沖突的位置。威爾遜則試圖突破這種空間分割，把美國在美洲的主導經驗普及到全球，成為“全球仲裁者” 。

這種全球主義與傳統區域主義的張力，在美國國內外都引發了激烈爭論。美國國內的政敵認為，加入國聯將導致歐洲列強借國際組織干涉美洲事務，威脅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是對門羅主義傳統的背叛。最終，威爾遜的國際聯盟方案未獲國會批準，美國也未成為國聯成員國，繼續通過非正式方式影響全球事務。

一幅漫畫諷刺了美國未加入國際聯盟所造成的“缺口”。事實上，威爾遜的總體路線就是，既能使美國獲得更大的全球事務影響力，又不承擔過多國際義務。

與此同時，德國和日本等國則吸收了美國門羅主義的經驗，把它當作自身主張區域霸權的合法性來源。德國法學家施米特提出“大空間”理論，主張每個區域應由主導國維持秩序，反對美國威爾遜主義的全球普遍主義。日本則以“亞洲門羅主義”口號推動侵華戰爭，排斥歐美干涉。

“威爾遜時刻”所帶來的討論，深刻揭示了全球霸權與區域霸權之間的結構性張力。全球霸權者傾向于用普世原則、全球同質性來正當化自身的領導地位；而區域霸權者則強調多元空間性，將普遍主義視為特殊利益的話語包裝。

巴黎和會以來的一百年中，這種張力在國際秩序的演變中反復上演，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世界格局和大國關系 。

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成為中國現代民族覺醒和思想解放的重要轉折點。

三、與“巨靈”展開搏斗

我們仍處在 20 世紀的延長線上

面對“巨靈”的壓力，歷史上被“擘地”的文明，有的順應帝國、模仿列強，有的則選擇了反抗，力圖沖破霸權話語和外來秩序的束縛。

中國的現代化探索，正是在這場思想與實踐的搏斗中艱難前行。最初，中國也曾熱衷于模仿日本、歐美強國，試圖通過自我革新實現“富國強兵”，但隨著世界大戰、國際格局的巨變，中國走出了不同于“原生壓迫者”與“順應者”的巨變。

今天的中國仍然處于20世紀的延長線上，如何從支配體系中尋找"薄弱環節"并加以突破，有力捍衛自身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仍然是今天中國深刻的現實需要。

上編第一篇論文《“威爾遜主義”的退潮與“門羅主義”的再解釋——區域霸權與全球霸權的空間觀念之爭》以“威爾遜主義”的興衰為切入點，探討霸權的不同形態如何塑造了不同的“門羅主義”話語：美國自身從區域霸權向全球霸權的轉變，帶來了對“門羅主義”解釋的巨大變化，“西半球”這一地理空間限制被逐漸放棄；而德、日兩國則選取區域霸權階段的“門羅主義”話語作為模范，以對抗邁向全球霸權的美國壓力。不明確這一背景，我們就無法精確把握梁啟超、伍廷芳、楊度等近代中國知識精英所致力于認識的“門羅主義”對象，進而通過對比，凸顯出他們自身認知的特點所在。同時，通過對歷史先例的探討，掌握區域霸權與全球霸權的空間觀念，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世界的許多地緣政治沖突。

第二篇論文《“門羅主義”：從19世紀到21世紀》概括了“門羅主義”從最初的形態發展到21世紀的最新形態的歷程。本文區分“國內”（domestic）、“國家間”（inter-state）與“跨國”（transnational）三個霸權支配機制得以發生的層面。19世紀的“門羅主義”曾經服務于美國將“國家間”關系轉變為“國內”關系的舊殖民主義擴張，但進入20世紀以來，“門羅主義”克服了“西半球”這一地理空間范圍的限制，并越來越服務于“新殖民主義”的需要，在“國家間”與“跨國”兩個層面建立美國的霸權。從冷戰結束延續到21世紀的美國全球霸權，在“跨國”層面有著更為顯著的體現。然而，隨著全球多極化進程的推進，美國的“全球門羅主義”也面臨著諸多國家和文明尋求自主性的挑戰。

第三篇論文《“亞健康”的帝國與負重的“本部”》則將目光轉向提出“門羅主義”的美國本身，探討美國內部圍繞著“我是誰”所發生的分裂，而核心的爭議是：美國究竟是一個世界帝國，還是一個有著明確邊界和領土的民族國家？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希望美國能夠學習英帝國建設領土型帝國的經驗，但事實上，美國從實施“門羅主義”、經略西半球開始的“非正式帝國”建構，是更為“儉省”的帝國建構道路。但帝國的成本和收益在帝國“本部”分配不均，也帶來了帝國“本部”不同政治勢力對于是否應當堅持當下帝國形態的爭議。理解這種爭議，有助于我們思考美國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的未來。

第四篇論文《“重逢”拉丁美洲：霸權、依附與反抗》聚焦處于“門羅主義”壓迫之下的拉丁美洲在探索中建立的主體性。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在獨立后，經濟上先依附于英國，后依附于美國；拉丁美洲沒有成為“世界工廠”，更談不上從“世界工廠”進一步升級為“世界實驗室”。然而，拉丁美洲已經具備這樣一種主體性：其內部包含著西方文明的許多因素，卻受到現實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霸權的壓迫；它不斷地進行著反抗，探尋新秩序的可能性；盡管它尚未走出一條很成功的發展道路，但它的探索與反抗本身就是對這個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性的揭示，是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運用的重要資源。

下編第一篇論文《移樽施教：伍廷芳與20世紀初美國“門羅主義”的再定位》集中探討伍廷芳對于1898年美西戰爭之后“門羅主義”再定位的回應。1900年2月，時任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在其賓夕法尼亞大學演講《論美國與東方交際事宜》中提出，應將美國的“門羅主義”適用范圍擴展至菲律賓乃至亞洲。伍廷芳的提議是其“均勢外交”思維方式的運用，同時試圖通過獲取美國的好感，推進美國《排華法》的修改。這可以說是在順應“巨靈擘地”邏輯的前提下的策略性論述。而美國國內也有學者嚴肅回應伍廷芳的提議，探討了將“門羅主義”運用到西半球之外的必要性和實施路徑。于是，伍廷芳在無意之中深度介入了美國在贏得美西戰爭之后關于如何重新定位“門羅主義”的辯論，并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第二篇論文《作為“門羅主義”研究先驅的梁啟超》集中探討梁啟超對于“門羅主義”的研究。如果說伍廷芳是從美國直接獲得“門羅主義”的信息來源，并對“門羅主義”有非常正面的評價，梁啟超則更多通過日本這一中介來了解“門羅主義”，并將其與“民族帝國主義”關聯在一起。梁啟超在旅日與訪美期間深入了解并積極譯介美國“門羅主義”與日本“亞洲門羅主義”話語，勾勒出“門羅主義”從“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到“美洲者美國人之美洲”再到“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演變軌跡，并很早就揭示了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中隱藏的侵略意圖，將其與美國的“門戶開放”主張一起，納入“滅國新法”覆蓋范圍。1916年以后，梁啟超在段祺瑞政府中短暫的“親日時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黨派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對于日本“亞洲門羅主義”的認同。一戰之后，梁啟超在對巴黎和會的評論中進一步揭示了新國際體系與美日兩國的“門羅主義”的關系。梁啟超有關“門羅主義”相關的著述中體現的“非正式帝國”的視野，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

第三篇論文《“無形之瓜分”與邊疆的保全：楊度論“門羅主義”》考察楊度對于“門羅主義”的思考。楊度接受了梁啟超的諸多論述，對伍廷芳的批評言辭激烈，并進一步以“門羅主義”作為參照系，對中國的邊疆危機進行了深入思考。1907年，為回應革命派的建國方案，楊度在其名作《金鐵主義說》中想象了一個中國版本的“門羅宣言”，認為革命派的主張將引起邊疆民族地區脫離中國并落入列強控制，進而導致內地難以自存，從“內部瓜分”變成“外部瓜分”。楊度斷定，革命派沒有能力發布“門羅宣言”并加以實行。楊度對于“中國式門羅宣言”的想象，立基于其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與滅國策略的反復思考；這一想象所包含的中國與美洲的政治空間的比較，體現了近代“巨靈擘地”的“空間革命”所帶來的理解中國內部民族與地理空間關系的認識框架的深刻轉變。

第四篇論文《作為歷史韻腳的“戰國策派”》從比較的視角來探討抗日戰爭期間在后方出現的“戰國策派”。“戰國策派”也是思考“門羅主義”的重要知識群體，其將美國在美洲的霸權視為“大力國”（great powers）推進全球統一進程的區域性基礎?！皯饑吲伞迸c一戰之前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楊度等代表的第一波“國競”思潮一樣，重視春秋戰國的歷史經驗，反對將“大一統”作為適合當下的秩序想象，批評家族制度與家族文化，尋求強化民眾的國民身份和國民自覺。然而第一波“國競”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戰后對戰前的思想傾向進行了相當程度的反思，從而為“覺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貢獻；而“戰國策派”卻在更為逼仄的國際環境壓力之下，將“巨靈擘地”視為不可脫逃之命運，將一戰之前的“國競”思潮中的“順應者”傾向進一步推向極端，未能看到一戰以來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脫離殖民宗主國獨立的歷史趨勢與政治正當性，因此遭到了與第一波“國競”思潮不同的輿論反應。

第五篇論文《以“鄉土中國”為鏡鑒：費孝通論“門羅主義”》則探討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對于“門羅主義”的考察與反思，同時也涉及燕京學派的“社區研究”傳統對于區域國別研究的意義。費孝通的這部分論述屬于其“三圈”論述的“外圈”部分：“內圈”的核心內容是對中國“鄉土社會”的思考，“中間圈”是對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的考察，“外圈”則是他的海外民族志論述，“三圈”研究均運用了“社區研究”的方法。費孝通認識到了美國的“巨靈擘地”行為，但將美國越出西半球的擴張視為對“門羅主義”的背離而非發展，他所認識的“門羅主義”始終與“孤立主義”相關聯。但更重要的是，費孝通從“社區研究”的方法出發，關注對象人群的文化特質。他以“鄉土社會”為鏡鑒，從中國鄉土社會的經驗出發，通過對中美兩國移民的不同特征的比較，推斷“門羅主義”源于一種“負氣出了門”的心理機制。這一解釋在預測美國未來外交政策走向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蹈空。但后人以“鄉土社會”為鏡鑒，同樣可以對費孝通的美國論述“接著講”，從而深入認識適用范圍不斷擴張的“門羅主義”中所隱含的美國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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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參考：《巨靈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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