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去警局撈回無證賣酒的四哥，在非洲經商，不是不想合規，是太難

駐外之家 | 溫暖駐外人

數十萬駐外人都在關注

駐外之家人才網

www.zhuwaizhijia.com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誰愿意背井離鄉來非洲？

“非非，晚上吃了沒？”

我剛剛回到房間，就聽到三哥在窗臺前喊我。

我大聲回應：“沒吃！”

我心里嘀咕，三哥也太有意思了。自從我放出口風說不吃晚飯減肥，他就隔三差五問問我吃晚飯沒。我知道他沒有惡意，他就是想看我立的這個flag什么時候倒下。

“你現在有空沒？@X￥*……&*”

“三哥，你說啥？”

我在房間里聽的不清楚，便走出自己的房間，來到廊亭。

“三哥，你說啥？”

我又重復了一遍。廊亭的燈沒有打開，我看不清三哥望向我的表情，只看到他正在穿那雙小麥色的耐克空軍一號鞋。

“你四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他說道。

“啊？”

“警察局的人說他在店里（飯店）無證賣酒水。警察已經去過一次了，他們沒處理，這次把人抓起來了！”三哥解釋道。

“哦！”

“你有空沒？”三哥問我。“跟我去警局撈人！你給我當翻譯。”

“好！”

我幾乎沒多想就答應了，但話剛出口，心里便涌上一絲擔憂。借著房間里透出的昏黃燈光，我看見三哥的臉上沒有酒意，這讓我稍微松了口氣。

我匆匆回房，先穿上那雙黑色的耐克空軍一號，又套上沖鋒衣。倒不是因為哈拉雷的夜晚有多涼快（事實上，這個時節的夜風有些悶）而是沖鋒衣的口袋能裝下我的護照和駕照。畢竟我是去“撈人”的，真要是把人沒撈出來，反把自己搭進去，那可就尷尬了。

我把護照塞進口袋時，看著旁邊那點可憐的美元現金，猶豫了一秒，還是決定帶上。關鍵時刻，說不定能派上用場。讓我猶豫的原因也簡單：哈拉雷正臨近“圣誕劫”，最近常聽說華人晚上被搶。我倒是不怕錢被搶，真遇上了我也能禮貌地全部奉上。我其實最擔心的是手機。這部手機陪了我一年多，已經有點感情了。

在這份急促與輕微的焦慮里，我深吸一口氣，拉開門，匆匆走入夜色。

“三哥，走！”

我跳上了三哥的吉普車，去往我也不知道在哪的警察局，撈四哥。

三哥的營救策略

車駛出院子沒一會，三哥就點起了一根煙。為了照顧我的感受，他降下了車窗。由于最近感冒了，他抽幾口，便會嗑幾聲。

在我眼中，三哥是個江湖經驗豐富的人，平時津巴布韋華人社區的很多小道消息也都是從他那里聽到的。所以跟他去警局撈人，我還有個私心就是希望看看一個成熟的人面對危機情況會怎么處理。

沒過多久，三哥又和我聊起四哥被抓的事。他先把事情的起因重復了一遍，接著壓低聲音說：“警察局就是要錢！”

我沒接話，只是靜靜聽著。過了片刻，他又補了一句：“明天我們老大正好要見這個警察局的老大，不行……”

他說到這兒沒繼續往下講，但我心里已經明白了大半：不愧是三哥。一方面，只要摸清對方想要什么，我們也就知道該怎么處理；另一方面，萬一判斷失誤、對方來真的，我們也還有一些非常規的辦法可以用。

“津巴布韋現在是想錢想瘋了！”轉過一個路口，三哥忍不住抱怨起來，“他們早就不再賣酒水了，上次去過就知道。”

在津巴布韋，經商環境本就不算友好，再加上不少華人在政策的灰色地帶謀生——比如四哥做的是餐飲，證件多、辦理慢和難，自然就成了某些部門和官員權力尋租的重點對象。對很多中國人來說，被罰錢可以理解、也能接受；但一罰再罰，就會讓人壓不住火了。

“是啊。”我順勢應了一句。

抱怨完哈拉雷的大環境，三哥又開始叨念四哥：“我跟他們說了多少次，讓他們去辦證偏不辦。一個賣酒水的證能花多少錢？”

“也不能這么說，三哥。”我替四哥解釋，“在津巴布韋，你不是缺這個證，就是缺那個證。賣酒證只是個理由，那幫警察總能挑出毛病來，最后還是要錢。”

“是的！”三哥應了一聲，沒再繼續抱怨。他掏出手機，開始給二麻子哥發微信語音。四哥和二麻子哥是合伙開餐廳的，這次四哥被抓了，二麻子哥倒是沒事。

他們用的是湖南老家的方言，我只聽得半懂不懂，但大意還是明白：我們暫時不去警察局，而是先趕去事發的餐廳。大概之前只是簡單說過情況，三哥也得親自去問清楚細節。否則貿然去警察局，力度一旦用錯，別說撈人了，反而容易起反作用。

說到這時，我們的車已經駛入“小倫敦”——哈拉雷有名的富人商圈。一路上三哥不斷超車，又點上一支煙。夜里的哈拉雷，許多路燈都不亮，高速行駛時視線本就有限，再加上不少當地人喜歡靠著馬路邊走，黑燈瞎火的，有時真來不及反應。更別提津巴布韋酒駕現象嚴重，我不僅擔心我們撞上別人，也擔心別人撞上我們。

我努力裝得鎮定，好像自己很有經驗似的，但每到關鍵時刻，還是忍不住提醒三哥減速、留神。

一路上我們都沒再說話。三哥又點了第三根煙，呼吸里還是帶點急促，但咳嗽倒沒剛才那么頻繁了。

沒多久，我們便抵達了四哥和二麻子哥合伙開的那家餐廳。餐廳燈火通明，生意依舊火爆，客人坐得滿滿當當。三哥快步沖進去，把正在廚房忙得滿頭大汗的二麻子哥叫了出來。

二麻子哥見到我，沖我笑了笑，又隨手給三哥遞了一根煙。他們用那種更為抽象的湖南方言聊了起來，我完全聽不懂，只能靠觀察他們的表情和語氣猜測內容。后來想想，三哥大概率是在確認自己之前的判斷，并順便問清楚四哥到底被扣在哪個警察局。

二麻子哥還得回去炒菜，沒有多耽誤。我們隨即又跳上吉普車，朝市中心那家警察局駛去。

哈拉雷市中心，晚上8點多，車流量依然很大

餐廳離警察局其實不算遠。三哥帶著我左一拐、右一繞，很快就到了定位附近，可偏偏就是看不到那家警察局的影子。

于是，大晚上的，我們就在哈拉雷市中心開始“尋寶”。白天熱鬧得水泄不通的商業區，夜里卻像被抽空了生命力，街道空曠而寂靜，偶爾只有一兩個加班的當地人匆匆路過。

我忍不住跟三哥開玩笑：“我倆是真勇啊，要是這個地方換到南非，我肯定不敢下車。”

走到一個較為繁華的路口，我看到了哈拉雷市中心地標——Joina City

三哥在街道的另一頭叫我，說是找到了那個警察局。我們到了警察局門口，三哥沒等我，直接就進了警察局的小門。

我正猶豫著到底要不要直接走進去，突然身后“唰”地竄出來一個黑人警察。原來他一直在警察局對面觀察我們，確認我們不像來鬧事的，才上前來搭話。

我當時嚇了一跳，心里“咯噔”了一聲。但轉念又想：我都到警察局門口了，要真在這里被搶，那津巴就太荒唐了。為了緩和尷尬，我趕緊用紹納語跟他打招呼。他一聽我會說本地語言，立刻露出一口大白牙，笑容真誠得很，空氣里的緊繃感瞬間消散了。

他走在最前面，帶著我們穿過狹窄的走廊，將我們領到四哥被扣留的辦公室門里。

要多少，我們談嘛！

見到四哥，我先開口打了招呼。四哥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非非，來啦！”

辦公室里除了我們幾個中國人，還有三名當地警察。帶我們進來的那位站在一旁，另外兩位：一位坐在辦公桌前，另一位盯著電腦敲敲打打。從位置和氣場來看，坐在桌前的顯然是他們的頭。

大家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四哥也沒多說什么。我知道，接下來就是我這個“臨時翻譯”上場的時刻了。我用紹納語和警官寒暄了幾句，那位原本面無表情的警察頓時露出了標準的大白牙微笑，氣氛立刻緩和不少。

我簡單介紹了我們幾人的身份和關系，隨后警察開始向我說明情況。

他先介紹了自己所在的部門和負責的范圍，然后又解釋抓捕四哥的前因后果。原來，他們在本月月初就去過四哥的店里，發現有賣酒水的情況，于是讓四哥到警局“交代情況、接受處理”。但大半個月過去了，四哥他們遲遲沒有去，警局領導怒了，干脆直接派人把四哥給抓來了。

他還想繼續說，但我搶過了話口。

我說，在我給四哥翻譯之前，我必須先代表四哥向你們道歉。我需要向警局道兩個歉：第一，我們的疏忽讓你們今晚加班，這是我們的不對；第二，我們的確存在證件不齊全的問題，這一點我們也應該道歉。

那位警官明顯愣了一下。他大概沒想到中國人不是先爭論、也不是先找借口，而是直接開口認錯。他的語氣也從剛才的嚴厲，明顯緩和了幾分。

我轉頭把剛才的話翻給四哥聽，翻完又重新面對那位警察，繼續和他溝通。

他拿出一份手寫報告，上面記錄著一些四哥飯店存在的問題。原來四哥的飯店除了缺賣酒水證，還有一些其他問題。他說，現在另一位警察要在電腦系統中出一份報告，希望我翻譯給四哥，讓他提供下證件信息。另外，按照規定，這里無法拘留四哥，他們需要在今晚將四哥轉移到附近可以拘押四哥的地方，等待兩天后開庭審理。

我給四哥翻譯，四哥說自己不要上法庭。

我再次轉向那位警察，臉上掛著一副“職業假笑”，對他說，我們已經為自己的錯誤道了歉，想請他給點建議。四哥不想被繼續扣押，也不想走到上法庭那一步。

可能是第一次見面，這位警官反問了我一句：“你說我能有什么建議？倒是你，有什么建議？”

我一時間被問住了，也只能把剛才的話再重復一遍。

他倒也沒繼續為難我，只是轉向坐在電腦前的同事，用當地語言說了幾句。那位同事隨即站起來，示意我跟他出去。在辦公室外的走廊里，他停下腳步，示意這里可以“談一談”。

那一刻我其實有點不明白：明明辦公室里都是自己人，大家心照不宣都清楚彼此想要什么，為什么還要特意把我帶出來聊？我掃了一眼辦公室四周，連監控都沒有。事后想想，或許這位警察也知道接下來要談的內容不太“體面”，在外面處理，心里會更好受一點。

面對他，我照例用了自己和當地人打交道的“三件套”：握手、職業假笑，外加一句紹納語問候。他被我逗笑了，但很快把表情收回來，認真地問我：“你們打算給多少錢？”

凡是砍過價的人都懂，這種時候誰先開口，誰就吃虧。于是我也笑著回了一句：“我不知道您那邊的想法，不然您先給個價格？”

對方沒有直接說數字，而是先告訴我，如果他們不放我們一馬，會發生什么。

他說，首先會把四哥送上法庭，必須請律師，最起碼要花 500 美元；其次，四哥身上還有好幾項指控，每一項都要花幾百美元處理；如果一次開庭處理不完，后續每開一次庭又是新一筆費用。

他最后給出一個“推算數字”：5000 美元。

三哥就在我旁邊，聽到這話立刻搖頭：“太高了，最多給 1000 美元。” 他說完這句，就讓我繼續跟那位警察談價，自己則轉身進辦公室，把情況告訴四哥。

我心里很清楚，這個警察并不想跟我們鬧到魚死網破，但問題是我手上也沒有什么真正的談判籌碼。只能繼續道歉、繼續拉他共情。

我對他說：“兄弟，你也知道，在津巴謀生有多難。他們是犯了錯，但也只是普通老百姓，哪有能力掏 5000 美元？他們最多只能付 1000。”

我不知道是我的說法打動了他，還是因為我的禮貌讓他心軟，又或者只是因為 1000 美元本來就落在他們的心理價位里，他居然直接點頭接受了，只是說還得去跟領導確認一下。

說實話，我當時還有點后悔：我這還沒開始真正“砍價”呢，他怎么就接受了。

不過四哥已經默認了這個數字，事情能快點解決也好，我也就沒再說什么。我們身上的現金不夠，三哥便給二麻子哥打電話，讓他趕緊把錢送過來。

等待的這段時間，我便和這位態度友善的警察聊了起來。

我首先問他：四哥這次能解決，可那些證件還沒辦下來，下次他們再去查，不又得重來一遍嗎？

他先是告訴我應該去哪些部門、走哪些流程把證補齊。隨后，他跟我說了幾句掏心窩子的話——關于他們怎么看中國人、怎么看“合規”。他說：“我們都知道，在津巴布韋做生意確實很難，沒有哪家企業能做到百分之百合規。但中國人至少要努力做到70%的合規。我們每次去查，你們不是缺這個證，就是缺那個證。有些證真的很好辦，只是你們懶得去辦。”

我倒不覺得他在廢話，反而覺得這是個挺實在的建議。對于那些在津巴經商、又難免游走在灰色地帶的中國人來說——不能完全合規，不代表可以完全不管合規。

他繼續和我聊合規的事。我點點頭，但心里也在盤算另外一個更現實的層面。這個不是他明說的，而是我在津巴這些年慢慢體會到的。

在這片土地上，中國人其實得學會跟自己“討厭的人”做朋友。警察上門來查，你板著臉、怒目而視，對方怎么可能輕輕放過你？金額是可以談的，人情也是可以談的。有時候不是一定要給錢，換成別的方式也行。比如關系處好一點，偶爾請他們來飯店吃一頓飯；又比如提前打個招呼，態度誠懇一些。在津巴布韋，不少事都不在“制度”里，而在“關系”里。你把所有問題都堆在對方身上，指出他們的缺點，并不能讓你自己脫身。很多時候，是互相給對方面子，事情才能順順利利地過。

誰都不容易！

過了一會兒，二麻子哥和另一個朋友開車把錢送了過來，我們又返回了辦公室。對方果然真的給領導打了電話請示。我一度有些困惑：難道他們的演技真的這么專業？難道從頭到尾都保持在“戲”里，就我一個人跳戲了？這三名警員也不可能吞下這筆錢不匯報，那他們為什么還要特意多此一舉？這件事我至今想不明白。

我們把錢交上去，對方辦理完一些手續后，我們便準備離開警察局。臨走前，我先是向他們表達感謝——畢竟今晚他們愿意放我們一馬；然后我繼續試著共情，說這 1000 美元是他們兩周的收入，這筆錢對他們來說已經很重了，若不是萬不得已，他們根本負擔不起。

警官點點頭，表示理解，還留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說以后若有任何部門去餐廳找麻煩，可以直接給他打電話。我當然不信，但還是笑著客客氣氣地點頭道別，和三哥一起離開了警局。

二麻子哥本來邀請我們回去吃點宵夜，但那時已經快晚上十點，我們便婉拒了，重新跳上了吉普車。三哥遞給我一瓶冰可樂，顯然是二麻子哥特地帶來的。他自己痛快地灌了一口，隨后一腳油門，朝家的方向駛去。

在回程的路上，三哥一邊開車，一邊感慨：落后就要挨打，沒錢就要受欺負；另一方面，他也心疼中國人在這片陌生土地上的不易。

是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誰愿意背井離鄉來非洲？大家來津巴布韋發展，都有自己的原因。四哥和二麻子哥還是三哥介紹來的，他知道他們背后的艱難，也知道他們的無奈。來了津巴，生意雖然慢慢起色了，卻每天都像踩在鋼絲上，提心吊膽，也是夠苦的。

他們是華人社區的一部分，像他們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在某些人的眼里，他們是“麻煩制造者”。可是，我又實在不忍心責怪他們。我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評判他們，因為他們有他們的不容易。

下車的時候，三哥見我還沒打開那瓶可樂，有些驚訝地問：“你真不喝啊？”

“不喝了。”我隨口回應，隨后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間。

文章來源：小志在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