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電影《集結號》中,有個比較有爭議的橋段:劉澤水團長(胡軍)為了大局,用欺騙的方式讓九連死守,導致九連被打光。
電影在當年還有個流行段子:看了《投名狀》,我發現兄弟靠不住。看了《集結號》,我發現組織靠不住。
許多人對《集結號》的第一印象,感覺是講了個“組織靠不住”的故事:上級先騙九連犧牲,既不給名分又不給補償,讓谷子地悲憤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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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電影能過審,并且被主流媒體推薦,顯然不是為了黑組織,如果仔細看電影,會發現一個關鍵且常被忽略的細節:
團長從來沒有保證可以吹“集結號”,欺騙這件事是觀眾的模糊印象,而不是影視表達。
團長的命令在字面上是清晰的:以集結號為令撤退,沒聽到號聲,打到最后一人也不能撤。
在開戰前,團長對谷子地格外禮遇,予取予求,還將從來舍不得抽的香煙送給谷子地。
谷子地顯然明白這里面的潛臺詞:我可能無法吹號(因為大部隊未脫險、我被殲滅、通訊中斷),如果那樣,你們的結果就是犧牲。
這也不是什么欺騙,而是戰爭中為完成任務而必須保留的戰術彈性,是一種 “開放式結局”的戰術指令。
團長需要九連在希望(可能有號)與絕望(可能無號)的張力中,爆發出最堅韌的戰斗力。
他無法、也不能給出“一定會吹號”的保證,因為戰場瞬息萬變。
所以《集結號》的核心問題,應該從“是否被騙”,轉向“在被告知可能犧牲的前提下,軍人為何在事后感到被放棄?”
谷子地在戰場上勇于犧牲,戰后卻抱怨被放棄,讓很多人感到“不合情理”,甚至認為這是抹黑我軍。
但我倒覺得,這恰恰是影片的高明,這種“矛盾”正是人性在極端情境下的自然反應,并不一定是性格缺陷。
在戰爭時,谷子地是“連長”。
他的思維被任務、紀律、兄弟生死所填滿,處于一種高度專注、壓抑個人情感的“職業狀態”。
這個時候,犧牲是選項之一,他接受了也認同了。
在戰后,他變回了“谷子地”這個人。
當硝煙散盡,他有了大把時間去復盤、反思、感受。
這時,他作為“人”的情感——對兄弟們無意義犧牲的痛苦、對被用作消耗品的憤怒、對承諾(哪怕是模糊承諾)落空的失落——才如潮水般涌來。
從“軍人”回歸“人”,必然伴隨著對自身遭遇的再審視和情感宣泄。
谷子地之所以抱怨,關鍵在于“犧牲”與“被放棄”,是兩種不同的痛苦。
犧牲:是為一個明確、有價值的目標主動或被迫付出的代價,這雖然很痛苦,但有意義感支撐。
被放棄:意味犧牲可能未被上級系統充分珍視、銘記,甚至被視為一種可隨意處置的消耗品!這帶來的是一種深刻的價值虛無感和尊嚴被踐踏感。
谷子地的憤怒,更多源于后者。
他可以接受了“兄弟們都犧牲了”的事實,但無法接受 “兄弟們犧牲得如此輕易,仿佛被遺忘” 的系統性冷漠。
谷子地后半生的執著,不是簡單的“討說法”,而是一場為死者尋找意義、為自己尋找解脫的艱難跋涉。
他想知道:兄弟們的死,到底換來了什么?如果換來了勝利,為何無人記得?
他抱怨,是因為他無法在內心,為兄弟們的死亡,找到一個能讓自己安寧的、有分量的理由。
這是對“犧牲價值”的終極追問,而不僅僅是個人委屈。
貓按:很多人認為電影“滿口兄弟,不提同志”有很大問題,這里僅引述電影,不做其他評價
《集結號》的深刻之處,也許不在于揭露一個具體的謊言,而在于展現了即使在最“誠實”的模糊命令下,戰爭對個體造成的終極創傷依然無法避免。
對團長和系統而言,命令是必要的、專業的。
對谷子地和個體而言,執行命令是英勇的、無悔的。
但當個體在事后,以“人”而非“兵”的身份回顧這一切時,那種被宏大敘事所利用、所吞噬的虛無感和孤獨感,會不可避免地浮現。
谷子地的“抱怨”,不是一個英雄的墮落。
而是一個傷痕累累的靈魂,在試圖與一場吞噬他所有兄弟、也部分吞噬他自己的殘酷戰爭,達成和解時發出的、充滿痛苦的呻吟。
他的不合情理,恰恰是最合情理的人性反應。
他讓我們看到,英雄褪去盔甲后,內里也是一個需要為傷痛尋找答案的普通人。
這種復雜性,使得這個角色超越了簡單的英雄主義謳歌,成為戰爭電影中一個令人難忘的悲劇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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