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墻,隔開了兩個時空。
公元4世紀(jì),一個叫李柏的官員寫完公文,隨手把草稿揉成一團(tuán)塞進(jìn)了墻縫。
1600年后,1909年的春天,一個18歲的日本和尚用一根枯樹枝,把這個紙團(tuán)從墻縫里掏了出來。
那一刻,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紙質(zhì)信件實物,換了國籍。
這個年輕人叫橘瑞超。
他不是來沙漠里參禪悟道的,他是來“尋寶”的。
他身上的袈裟,是他最好的通行證。
他那張稚氣未脫的臉,是他最厲害的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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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他孤身一人站在樓蘭古城的廢墟里,看上去就像個迷路的孩子,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要找什么。
故事得從他的老板說起,一個叫大谷光瑞的人。
這位大谷先生可不簡單,他是日本凈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頭兒,第22代法主,家里跟日本皇室的關(guān)系好得跟串門一樣。
20世紀(jì)初那會兒,全世界的洋人都在往中國跑,特別是往大西北鉆。
瑞典人斯文·赫定找到了樓蘭古城,英國人斯坦因從王道士手里連蒙帶騙弄走了整整幾車敦煌經(jīng)卷。
這些東西運回歐洲,博物館門口都擠破了頭,報紙上天天吹。
消息傳到日本,大谷光瑞坐不住了。
他覺得,這場在東方文明腹地展開的文化競賽,大日本帝國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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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能干,我們也能干。
他打出的旗號非常漂亮:“追尋佛教東傳之路”。
聽著特別神圣,特別有學(xué)術(shù)范兒。
可實際上,這支披著袈裟的隊伍,心里想的跟歐洲那些探險家沒什么兩樣。
從1902年開始,大谷光瑞就組織了第一支探險隊,像影子一樣潛入了中國的西部。
第一次收獲不大,大谷光瑞心里憋著一股勁。
等到斯坦因他們滿載而歸的消息傳來,他徹底急了。
1908年,他派出了第二次探險隊,這次下了血本,分成兩撥人,南北兩路同時行動,務(wù)必要搞出點大動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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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瑞超,這個年僅18歲、剛從倫敦留學(xué)回來的小和尚,竟然被任命為北路隊的隊長。
讓一個18歲的孩子當(dāng)隊長,去闖世界上最危險的沙漠之一,聽起來像是瘋了。
但大谷光瑞有他的算盤。
這個橘瑞超雖然年紀(jì)小,但骨子里有股狠勁,能吃苦,腦子也活。
更關(guān)鍵的是,他是個僧人。
在那個年代,一個穿著僧袍的日本人,在中國內(nèi)地行走,遠(yuǎn)比一個扛著槍、帶著測量儀的歐洲人要方便得多,不容易引起地方官府和老百姓的警惕。
橘瑞超就這么帶著幾個人出發(fā)了。
他們的目標(biāo)非常明確——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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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已經(jīng)把坐標(biāo)公之于眾,那里就像一個剛被打開蓋子的罐頭,雖然赫定和斯坦因都來過,但誰也不相信他們能把里面舔干凈。
橘瑞超的任務(wù),就是去撿漏,而且要撿個大的。
進(jìn)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那真不是鬧著玩的。
白天熱得能把人烤熟,晚上又凍得人直哆嗦,沒水喝是家常便飯,迷路更是隨時會發(fā)生。
橘瑞超的表現(xiàn)讓所有人大跌眼鏡,他完全不像個嬌生慣養(yǎng)的宗教子弟,反而像個在沙漠里長大的狼崽子。
他帶著隊伍,硬是靠著驚人的毅力,一步步挪到了那片傳說中的廢墟。
眼前的樓蘭,就是一片黃土堆,風(fēng)一吹,嗚嗚地響,好像有無數(shù)的鬼魂在哭。
橘瑞超和隊員們立馬開始干活,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地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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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連好多天,除了些破陶片爛木頭,什么像樣的東西都沒找到。
先行者們的手腳太快了,地面上能拿走的東西,基本都讓他們給卷走了。
隊員們有點泄氣,但橘瑞超不這么想。
他有種近乎偏執(zhí)的直覺,他覺得這座古城里一定還藏著什么。
那些歐洲人眼光高,專挑大件、完整的東西拿,可真正的秘密,說不定就藏在他們看不上的犄角旮旯里。
他的目光最終鎖定在一處叫“三間房”的遺址上。
這里看起來像是個古代的衙門,已經(jīng)被翻得亂七八糟。
就在所有人都覺得這里已經(jīng)沒戲了的時候,橘瑞超注意到一堵快要塌了的土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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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上有一道裂縫,很窄,不仔細(xì)看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
別人看來,這就是風(fēng)吹日曬留下的痕跡,但在橘瑞超眼里,這可能是個儲藏點。
古代人怕東西丟失或者被人偷,有時候會把重要的玩意兒塞進(jìn)墻縫里。
他找來一根干樹枝,蹲下來,開始在那道縫隙里小心翼翼地往里捅、往外勾。
這個動作他重復(fù)了很久,很有耐心,就像一個釣魚佬在等魚上鉤。
終于,樹枝的尖端似乎勾到了什么軟軟的東西。
他心里一緊,慢慢地把那個東西往外拉。
一個干巴巴、皺成一團(tuán)的紙疙瘩被帶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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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屏住呼吸,用指尖極其輕柔地把這個紙團(tuán)一點點展開。
就在那一瞬間,時間仿佛凝固了。
昏暗的日光下,紙張雖然又黃又脆,但上面用毛筆寫的漢字,一筆一劃都清清楚楚,字里行間的力道,隔著1600年都能感覺到。
橘瑞超可能當(dāng)時還不能完全理解這東西的全部價值,但他知道,他賭對了。
這個被前人隨手扔掉的“垃圾”,分量比他之前找到的所有東西加起來都重。
這就是后來震驚整個東方學(xué)界的《李柏文書》。
這玩意兒一被帶回日本,整個學(xué)術(shù)圈都炸了鍋。
它為什么這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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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活的”。
以前咱們看史書,知道魏晉南北朝那會兒的人已經(jīng)用紙寫信了,但那都是書上寫的,誰也沒見過實物。
這封信一出來,直接把中國有據(jù)可考的紙質(zhì)信件實物,一下子往前推到了公元4世紀(jì)。
這就好比以前只在傳說里聽過龍,現(xiàn)在突然有人從地里挖出一條完整的龍骨架,歷史一下就從文字變成了可以觸摸的現(xiàn)實。
其次,它講的是“國家大事”。
這封信是當(dāng)時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公函草稿。
信里說的都是軍國要事,比如軍隊要換防了,糧草怎么調(diào)撥,還有怎么敲打一下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勢力。
就這么幾行字,把當(dāng)時中央政府是怎么管理西域邊疆的,活生生地給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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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比史書上那些干巴巴的記載要生動、直接得多,是第一手的絕密檔案。
最后,它本身就是一件“藝術(shù)品”。
這封信上的字,正好是漢字從隸書往楷書轉(zhuǎn)變時期的風(fēng)格,寫得非常瀟灑,既有隸書的古樸,又有楷書的規(guī)整,還有行書的流暢。
對于研究中國書法史和漢字演變的人來說,這東西簡直就是個活化石,能親眼看到字體演變的瞬間。
這件集歷史、政治、藝術(shù)三重價值于一身的文書,被大谷光瑞當(dāng)成了心肝寶貝。
后來,這件文物被日本政府定為“重要文化財”,也就是國寶級的玩意兒,現(xiàn)在就藏在京都的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里,成了他們的鎮(zhèn)館之寶。
橘瑞超后來又多次進(jìn)入中國探險,帶走了大量的文物。
這個18歲就一戰(zhàn)成名的年輕人,一生都和中亞探險捆綁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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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份《李柏文書》,那張被李柏隨手塞進(jìn)墻縫的廢紙,從此就留在了異國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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