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記憶丨舊衛生部組織的變遷

筆者側身舊衛生界工作長達22年，親身參與及耳聞目見之事較多，本文乃試圖系統地介紹國民黨衛生部組織結構變遷的史料，時間從1928年11月衛生部成立之時起，至1949年9月大陸解放為止，前后共22年。

由于衛生部機構多次變化，我們也隨之多次遷徙，所有資料幾乎散失殆盡。本文是我們按年次逐步回憶，再核對僅有的資料，逐漸充實來完成的。掛一漏萬之處以及記憶錯誤，均所難免，希望同道們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

南京時期

國民政府在廣州或武漢時期，其所屬機構中都沒有衛生部。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也沒有設立衛生部，只是在內政部里設置了衛生司，主管衛生行政事務。衛生部正式成立是在1928年11月。當時，國民政府于10月25日發布了一個設立衛生部的命令，原文如下：

“衛生行政之良否，不惟關系國民體質之強弱，抑且關系到民族之盛衰。吾國對于衛生向多忽視。際茲時代，健全身體，鍛煉精神，消除祲疫，洵屬重要，著即設立衛生部，即將關于衛生一切行政事宜，移交衛生部辦理，藉專責成，而重衛生。此令!”

國民政府于發布這一命令的同時，宣布特任薛篤弼為衛生部部長。從表面上看，似乎國民政府真是關心民瘼，為了保障人民健康，特地設立一個專管衛生行政的衛生部。其實并非如此。究其實際，衛生部的設立和薛氏被特任為衛生部長，完全是國民黨內部各實力派為了彌縫彼此之間的矛盾，互相斗爭、拉攏，以致重新安排人事的結果。

薛篤弼，原是西北軍將領馮玉祥的得力助手之一，在進入國民政府之前，曾擔任過京兆尹、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職務，1928年2月被任命為內政部部長；該年下半年，為了安排閻錫山的幕客趙戴文為內政部長，薛需要讓位給趙，同時也要給薛一個特任部長職務，于是決定把內政部一分為二，將衛生司分出來，建立一個衛生部，以安置薛氏。

這種情況，說它是因人設事，亦不為過。其后20余年中，衛生部由部改署，由署改部，以及衛生署由隸屬于內政部改隸屬于行政院，又由隸屬于行政院改隸屬于內政部，其建制的變遷多達8次，原因也幾乎全是人事變遷的關系。當然，衛生部成立后，多少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這決不說明了其最初建立的真實原因。

薛篤弼出任衛生部部長后，首先由內政部調來各層次的一些人員。如原任內政部秘書長許世璇調任為衛生部秘書長（原來各部設部長一人，次長一人，秘書長一人；后來各部次長增為二人，一為政務次長，一為常務次長，將秘書長改為首席簡任秘書）。

原內政部民政司司長胡毓威調升為衛生部政務次長，常務次長為劉瑞恒。此外，調任楊天受為總務司司長，隨同他調來衛生部任職的有科長、科員、辦事員及原內政部衛生司全體人員，約40多人。

衛生部成立后，草擬組織法草案并送呈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議通過，其組織框架與其他部相同，只是職能司處有所不同。其各司室負責人是：

秘書處 首席秘書 許世璇

總務司 司長 楊天受

醫政司 司長 嚴智鐘

防疫司 司長 蔡鴻

保健司 司長 金寶善

統計司 司長 金誦盤

技監室 技監 陳方之

參事室 首席參事 孟廣澎

在衛生部成立之前，醫藥衛生界就有英美派和德日派的存在與斗爭，國民政府針對這種情況，采取了“均勢”的辦法，把各派系與無派系的各方醫務衛生主干人員加以考慮。

例如：常務次長劉瑞恒，原任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多年，系英美派的首要人物，任命他為常務次長，處于衛生行政上的領導地位，故同時也任用了一批非英美派的人物。

如醫政司司長嚴智鐘，是留日的醫學博士，又是清朝宣統二年載洵海軍部的顧問后為袁世凱帝制黨成員嚴復的孫子；防疫司司長蔡鴻是留法的醫學博士（留法的醫務人員少，沒有形成派系）；保健司司長金寶善是日本千葉縣醫科畢業生，后又留學美國進修公共衛生；統計司司長金誦盤是留日的醫學博士，原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軍醫處處長；技監陳方之是留日的醫學博士；原任內政部衛生司司長，衛生部成立后，衛生司劃歸衛生部，他改任為技監。

技監是部里衛生技術人員的最高職稱。技監的官階是簡任二級，其下設簡任技正（低于簡任二級）、薦任技正、薦任技士、委任技士和委任技佐，技佐是技術人員的最低職稱。所以技監的地位略高于其它業務司。技監室內設有視察數人，他們有的是簡任職，有的是薦任職，隨時代表衛生部到各省市視察和指導衛生工作。

另外，總務司司長楊天受，原是天津某銀行的巨頭，在薛篤弼任內政部部長時，被聘來任總務司司長，他是留美專攻經濟學的博士。從上述人員的配置中，可以看出當局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的，既要重視領導人員的學歷、資歷，還要照顧各派系代表人物的“均勢”，以減少未來工作中可能發生的矛盾。

薛篤弼在任內政部部長時，政治、治事都很嚴謹，把西北軍派的工作作風帶到了內政部。他任衛生部部長后，作風不減當年。在他領導下，機關有些軍事化，干部職位不分高低，包括工友一律短裝（當時，其他各機關以及社會上的長袍馬褂等服飾仍很流行）；制定有作息時間表，每天全體職工做早操，部長、次長、司長以及全體干部、工友，無一例外地均須參加；早操后在食堂早餐，餐后一起集中禮堂上黨義課半小時，由指定人員講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等孫中山的著作，然后才正式工作。對于工人（當時叫做“勤務”），組織訓練班，授以識字、小學課程和工作紀律等課。

衛生部定有部務會議處理部務，參加者為部長、次長、秘書長、各司司長、參事及技監，所議的都是衛生上的大事，如制定法規、工作計劃、機關預算及全國衛生經費的安排等等。決議的事，由秘書處根據記錄通知各職能司室辦理。

衛生部各職能司之下均設科。例如總務司設四個科，第一科是機要文書、人事任免和監印；第二科是編輯衛生公報等刊物出版發行；第三科是會計、財務、出納；第四科是庶務，掌管機關采購、汽車和勤務管理等。醫政、保健和防疫三個職能司各設三個科，統計司則設兩個科。

參事室主管撰擬及解釋衛生行政法令，除首席參事外，有參事曹壽麟、劉武及孫潤晨。孫是醫務人員，曾留學美國。在參事室配備高級醫務人員，意在擬訂衛生法規時避免出現技術上的差錯。技監室成立時僅有技監陳方之一人、薦任技正二人、薦任技士一人和辦事員一人，其他人員則有待于充實。

衛生部在一個多月內就組織就緒，正常工作了，當時高級技術人員及職能司的科長技正等均大致配備，但輔佐的事務人員甚為缺少，故各方推薦的人員紛至沓來，薛篤弼部長很難應付。

于是決定登報招考辦事員、書記（國民政府內最低的雇員之一，主要職務是繕寫和刻印蠟紙等工作）20人。在兩天報名期間，報名應考者達1600多人。經過考試，擇優錄取了方揚、曾英軒等12人。這可以說是國民黨實施《五權憲法》中的“考試權”的一種初步嘗試。此舉杜絕了私人推薦，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衛生部成立后，第一個直屬單位是設在北平的中央防疫處（1928年以前，金寶善是這個處處長，他調任中央衛生部保健司司長后，繼任的處長是細菌學家陳宗賢醫師）。

這個處成立較早，設在北平天壇內，國民政府成立、北洋軍閥政府瓦解后，仍設在原址，生產各種預防、治療及診斷各種傳染病的疫苗、菌苗和血清等生物學制品，供應各地衛生機關之用。該處出售制品收入的價款，作為職工薪金及經常費用開支以及再生產之用。每年只編制收入概算，大致能收支相抵，在不得已的年度，才由國庫撥給一部分補助經費。

第二個直屬單位是中央醫院。衛生部成立之初，軍方曾在南京黃埔路設有中央模范軍醫院，完全由從國外購進的活動房屋建成，指定衛生部常務次長劉瑞恒兼任院長。

由于衛生部主管衛生醫療事務需要有自己的醫療單位，一方面為群眾解除病痛，另一方面可以多多培訓醫療人才，為將來擴充衛生事業之用。基此兩點，特呈準行政院將中央模范軍醫院劃歸為衛生部領導，改名為中央醫院。

從此籌措經費，興建四層大樓一座，并設置了電梯。模范軍醫院的木質活動房屋向后推移，騰出的地方面臨中山東路北側，當時大樓聳立，為南京一時之冠。

其門診部，由南洋華僑巨頭胡文虎先生捐資興建。醫院在設備方面力求完善，各科主任均為有名的或比較有名的醫學博士擔任。如外科主任為沈克非，內科主任為戚壽南；牙科的韓文信，耳鼻喉科的胡懋廉等，均為國內負有盛名的醫界名流。一次汪精衛被刺受傷，正值醫院大樓建成，汪即住院治療，不久便治愈出院。因此，這個醫院出了名，財政部撥款也比較順利了。

第三個直屬單位是上海海港檢疫所。本來這個檢疫所是屬于上海海關領導，其經費收支亦由上海海關統一辦理。當時海關管理權仍操持在外籍人員手中，劉瑞恒博士支持海港檢疫專家伍連德的意見，向上海海關力爭收回了這方面權力，由海關劃出來，單獨成立上海海港檢疫所，由伍連德任所長（所址仍設在上海海關內）。

由于伍連德在醫學界聲望很高，他和上海海關協作得很好，所有國內外船只，特別是進港外輪，都能依法檢疫，防止了傳染病的傳入，為國家收回了檢疫權。

以后又先后在天津、秦皇島、青島、廣州、海口和漢口等港口，陸續建立了檢疫所。以后經過修正衛生署組織條例，在署內增設了一個統一領導全國各海港檢疫所業務的海港檢疫處，由伍連德博士擔任處長。

第四個直屬單位是中央衛生試驗所。由于衛生部發布政令、法規有許多涉及檢驗、鑒定和制定衛生標準的規定，必須有一個專業機構承擔這些任務，專司關于藥物、食品、飲料以及病理材料等等的檢驗、化驗和鑒定等工作，中央衛生試驗所便是適應這個需要而建立的單位。第一任所長是由衛生部技監陳方之擔任。

陳在技監工作上建樹不多，有些郁郁不得志，又逢在“總理紀念周”上遭到常務次長劉瑞恒的當眾批評，更為消沉。經過部長薛篤弼的轉圜，決定調他為中央衛生試驗所所長。技監室則改稱技術室了。中央衛生試驗所設在上海虬江路，雖然離首都遠點，但可減少衛生界中的英美派與德日派各首領間的磨擦。

衛生部成立以后，對原來內政部制定的有關衛生方面的法規，進行了修改。例如：《醫師暫行條例》、《藥師暫行條例》、《護士暫行條例》、《助產士暫行條例》、《清涼飲料衛生規則》、《污物掃除條例》等等。

凡條文中有“內政部”字樣的，一律改為“衛生部”字樣，有的做了局部補充或修正，未做大的變動。法令的擬訂與修正是由參事室會同主管司共同商訂，而法規條文的用語與解釋則由參事室負責。法規修訂經部長、次長審閱批準后，交由總務司第一科負責擬稿、呈準、公布、施行，算是完成法定程序。

衛生部原租用位于羅絲轉灣一所教堂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樓作為辦公廳（當時稱作辦公廳，指的是辦公的處所，并非機構的名稱），部長室、次長室、秘書處、參事室、總務司及所屬四個科，均在此辦公。

假三層上面為油印室。在此樓西側還租用樓房一座，稱為第二辦公廳，作為醫政司、防疫司、保健司、統計司、技監室及檔案室的辦公處。1929年10月，負責油印工作的工友穆林英冬季升火取暖時不慎失火，致全樓燒毀。幸搶救及時，一切公物、文件未遭損失。后又在此樓西側锏銀巷租賃有禮堂及宿舍的樓房兩座，為以后發展衛生科學實驗創造了條件。

衛生部成立不久，即在1928年12月26日召開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當時地方衛生行政組織，除幾個設有衛生局的特別市的衛生局長參加外，其他各省多為民政廳廳長出席。

會議通過了衛生部提出的《地方衛生行政初期實施方案》。這次會議后，有條件的省，將民政廳的衛生科劃出，成立了省一級的衛生處。衛生處的地位略低于各廳，處長不是省政府的委員。

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倒蔣事發，薛篤弼因是馮系重要人物，因而忽然辭職他去，政務次長胡毓威、秘書長許世璇等亦隨之而去。衛生部長一職，國民政府特派劉瑞恒代理。當時，高層次人物無一留任，幕僚人物在政治上有見識者只有秘書張友棻，他還可以應付文書方面的工作；邵秀明女士原是英文秘書，繼續留任。

劉瑞恒代理衛生部長后，部里除了秘書薛玉琪和邵秀明外無“班底”（時會計和庶務是隨長官進退而進退的，被叫作“班底”），一時難以找到繼任者，于是原總務司第三科（會計）和第四科（庶務）人員絕大部分留任了。以后找到天津同鄉陳筱田擔任總務司長。陳原系經營西餐業者，后來衛生部于1931年撤消，劉瑞恒改任內政部衛生署署長，組織規模縮小，陳未再留任。

1932年“一二八”之戰時，國民政府再一次改組，衛生部改為衛生署，隸屬于內政部，劉瑞恒為簡任署長。行政院為照顧劉代理部長時已是特任官，改簡任降低官階，在面子上不好看，所以特任劉為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內政部衛生署長作為兼職，照常出席行政院會議，對政府處理衛生事務在會議上有發言權。當時，內政部部長劉尚清亦未以下屬看待劉瑞恒。劉瑞恒曾經有一次請劉尚清到衛生署視察，并召集全體職員作了訓話。

衛生署改隸于內政部后，首先要解決的是《組織法》問題。按照常理，署比司大，司下設科，署下設處，既便于推動新興的衛生工作，也容易安排人。《組織法》草案，大體是按照衛生部組織形式，將司改為處，每處設科減少為兩個，總的人數，比衛生部大約減少1/3。

草案送到立法院，審議時三番五次通知劉瑞恒到會說明，一次又一次的審議，竟被拖延了三年之久。其中原因頗為復雜，主要即是衛生界中英美派與德日派的矛盾與斗爭。

直到1934年4月，國民政府才公布了《內政部衛生署組織法》，規定署內僅設總務、醫政、保健三個科；設薦任秘書2人，簡任技正2人，薦任技正4至6人，薦任技士及委任技士8至12人，委任技佐10余人。

規定每月經費2.4萬元，全年為28.8萬元。當時國民政府對于準予設置的機關，有《組織法》或《組織條例》可循的采取兩種辦法：一是財政包干，既在規定的經費內，支出不得超過；二是職工人數包干，即規定預算內所定的總人數，明白規定為若干人，倘有超過，由單位領導負責，財政上不予支持。

事實上預算往往有追加或追減（追減往往是在收入上的追減），能否批準，要看負責人的政治背景如何，有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凡收支相抵或略有盈余的單位，可編制“事業費收支概算”，只能追加收入，而不能追加支出。

衛生部改為衛生署，人員、經費均大為減少。劉瑞恒純是一位技術人員，對于官僚主義體制難予應付，他自己又無得力幕僚輔佐，困難甚多，不得已將薛篤弼的幕僚許世璇、胡毓威請了回來。

許被安置在衛生署，限于《組織法》的規定，以薦任一級秘書任用，月薪400元，雖比他在衛生部任簡任秘書時減少200元，但在當時政府人員中收入仍是上乘的。

胡毓威被安置在禁煙委員會任簡任總務處處長，禁煙委員會所有行政事宜均委托胡代拆代行，每周向劉匯報一次情況，并商定某事如何處理。這樣，劉瑞恒可以騰出精力來處理衛生署的工作以及與國外衛生機構的聯系與合作等事宜。

《衛生署組織法》雖然通過，但規定其組織僅有總務、醫政、保健三個科，業務、技術人員總共不過五六十人，加上雇員（辦事員、書記等）不過百人。當《組織法》未公布，衛生署處于籌備階段時，一切工作僅是日常工作，衛生工作幾乎等于零。

記得那個時期衛生署沒有印章，不能發布公文命令，有一兩次為了遏止傳染病在各地的發生和流行，只好用內政部大印發出公文，通令各省市的衛生局及民政廳遵照辦理。由于衛生署長期處于籌備狀態，使衛生工作的開展很受影響。

《衛生署組織法》公布后，依據《組織法》規定做了人事安排：以金泰為總務科科長，金系留美經濟學博士；以周文達為醫政科科長兼保健科科長，周系留日的醫學博士。

醫政方面的實際工作，主要是審發醫師、藥師、護士、助產士等醫事人員證書，以及審查頒發成藥許可證等事務，幾乎沒有辦理什么保健方面的工作。依據《組織法》設有簡任技正2人，其中1人是金寶善，相當于副署長的職務與責任。

衛生署在籌備階段為發展衛生事業，通過宋子文的協助，另在美國棉麥借款項下（據聞，當時棉麥借款總數近億美元）撥出一批款項，組織成立了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這個處歸全國經濟委員會領導。

在南京黃埔路中央醫院之后興建衛生實驗大樓一座，一切設施裝備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其組織相當龐大，處長由劉瑞恒兼，副處長由金寶善兼。處內設有八個系三個室，每月經費及事業費3．6萬元，全年43．2萬元。八系三室的組織及負責人如下：

化學藥物系 負責人 馮志東 孟目的 劉紹光

細菌檢驗系 主任 楊永年

寄生蟲學系 主任 姚永政

衛生工程系 負責人 戴雅 過祖源

婦嬰衛生系 主任 楊崇瑞

衛生教育系 主任 朱章賡

社會醫事系 主任 姚尋源

生命統計系 主任 許世瑾

秘書室 主任 許世璇（兼）

總務室 主任 金泰（兼）

會計室 主任 鞏克忠

上述八個系，每系設系主任1人，由相當薦任技正兼任；有的由相當簡任技正兼任，如婦嬰衛生系主任楊崇瑞即是。有的系在系之下，還有與系相等的組織，如化學藥物系設有化學室、藥物研究室和制藥室；衛生教育系下設有學校衛生室、編譯宣傳室、衛生模型室、攝影室及畫室等，其負責人有的與技正相當，但都是聘任在職人員或雇員。

這與當時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都規定為簡任、薦任、委任職名義不相同，從組織規定上可以視作純屬科學技術性質的單位。這個衛生實驗處與衛生署同在一樓內辦公，總務、會計、人事等都是一套人馬，因此，一般非醫務衛生界人士，只知道有衛生署，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后來改稱為衛生實驗處）。

“一·二八”抗戰后，原設在上海虬江路的中央衛生試驗所所址及一切設備完全毀于炮火之中，所內職員無事可做，所長陳方之將銅質大印繳呈衛生署后，自己也不干了。從此，中央衛生試驗所名存實亡。衛生署作了個掉包計，將中央衛生試驗所工作交由衛生設施實驗處辦理，改派楊永年為空頭所長。

1935年根據國際公約規定，我國需設置麻醉藥品經理機關，于是在中央衛生試驗所之下，增設了一個麻醉藥品經理處。這是一個配合國際聯盟管制世界麻醉藥品統一供應醫用的機構，負責麻醉藥品的提煉制造和專向全國各醫院銷售。制造和管制的品種有阿片、阿樸嗎啡、帕帕非林、嗎啡、可待因、狄歐寧、歐可達、可卡因、大麻、潘托邦、士的寧等。

麻醉藥品經理處的業務，因為與禁煙督察處的業務有關，故由兩個機關共同組織，經理處負責制造、提煉；督察處負責提供鴉片粗原料和監督銷售，所以麻醉藥品經理處主任一職由衛生署派楊永年兼任，副主任由禁煙督察處派胡杰充任。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該處遷至重慶，麻醉藥品經理處脫離中央衛生試驗所而獨立設置，主任由衛生署署長顏福慶改派史悠明充任，胡杰仍舊。以后又由重慶遷至合川。

當時各種麻醉藥品每年需要數量，由衛生署根據醫療工作正當需要擬訂計劃，經行政院批準，由禁煙督察處按規定數量將粗制鴉片撥給麻醉藥品經理處，該處再精制提煉成各種醫用麻醉藥品，售給各醫療單位使用，并定有嚴密監督辦法，以防濫用。

出售麻醉藥品收入按比例每月撥給禁煙督察處。麻醉藥品經理處副主任胡杰專對禁煙督察處擔負此項責任。出售麻醉藥品每年盈利甚多，為各個衛生醫療單位各項收入之冠。

該處遷至合川后，據悉在經濟上曾發生過問題，衛生署長顏福慶引咎去職，經理處主任史悠明亦同時去職。主任一職由新任衛生署長金寶善派留法化學家梁其奎充任。1948年冬，麻醉藥品經理處由禁煙督察處指派專輪由上海遷往臺灣基隆。禁煙督察處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直接指揮的一個特殊單位。

在這里需要插一段史實：1931年長江流域發生水災，武漢三鎮和江蘇江北地區災情更為嚴重。衛生署因剛剛組建，《組織法》尚未制定公布，基礎尚待建立，劉瑞恒便以其過去的威望，號召各級醫療衛生人員踴躍參加長江水災區的衛生防疫工作，在長江水災救治委員會之下組成衛生防疫組。

被動員參加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有2000余人，分散災區進行防疫醫療工作。在這次救災工作中，各類醫務人員都能不分派別，互相合作。這項工作近3年才完成，疫情得到控制，各參加單位陸續撤回了人員及設備。

衛生署為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經磋商得到美國羅氏基金會撥給贈款，以辦理公共衛生人員訓練。1935年成立衛生人員訓練班，一年后改為訓練所，并在衛生署大院內建筑教學樓及禮堂各一座，設有公共衛生醫師、公共衛生護士、衛生稽查等班。

公共衛生醫師和公共衛生護士班分別招收正規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的畢業生，衛生稽查班招收高中畢業生。訓練時間至少半年，多至一年，結業后由衛生署分配工作。工薪均比原來本職工作略高一級。

訓練班開始由公共衛生專家張維、姚克方分任正、副主任，改為訓練所后，張維因調任上海衛生局長，改由姚克方任所長。訓練所工作人員，除主任、各班主任和教務、事務人員為專職外，教師都由衛生署、衛生實驗處的技術人員擔任。

為供學員實習，訓練所與南京市衛生事務所（南京市衛生局因派系斗爭而撤消后，迄未設置衛生局）合作，在四牌樓辦了一個衛生所；與江寧縣合作辦理江寧縣衛生院（在東山鎮），分別作為學員在城市衛生與農村衛生的實習基地。訓練所用于訓練，設施之所有經費，統由美國羅氏基金會資助。

重慶時期

疏散和遷移 1937年11月因日本飛機轟炸南京，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西遷，并于西遷前實行了對公務員的疏散辦法。規定各機關工作人員疏散一部分，被疏散人員各返原籍，停發工資，俟戰爭結束后再返回原機關工作，類似“停薪留職”。

疏散人員可以由機關長官指定，也可以自行申請。衛生署疏散走了的人員約占全部工作人員的1/2。這一措施并不明智，完全是驚惶失措搞出來的一個錯誤辦法。

因為戰爭開始后，政府機關的工作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在正是需要人的時候，卻把一部分人員疏散走了。另外，被疏散人員多數返回原籍，其中大多數陷于淪陷區，很可能遭到迫害、屠殺。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但在1937年被疏散的人員沒有一個再回到衛生署。

曇花一現的衛生勤務部 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成立了大本營，其下設置了許多部，衛生勤務部為其中之一。衛生勤務部成立于8月中旬，把行政院的衛生署、軍政部的軍醫署，都劃歸為該部領導，其用意是為了加強戰時的救護工作。

任命衛生署署長劉瑞恒為部長。在兩署之外，成立了一個秘書處，由梅貽琳、張振夏兩位醫師分任正、副處長。原軍醫署長張建辭職他去（張是德日派醫師、可能當時軍事當局怕派系斗爭影響工作，故同意他辭職），改任原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林可勝為軍醫署長。

衛生勤務部成立不久，上海戰事失利，于11月遷往漢口。12月南京失守，翌年初，大本營改組，衛生勤務部撤消，軍醫署恢復原來建制，衛生署改隸于內政部，恢復原來衛生工作軍、民分治的局面。劉瑞恒宣布辭職。

衛生署人員、物資相繼抵達重慶，在黃桷街租到一棟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房為辦公處。不久，國民政府任命原上海醫學院院長顏福慶為衛生署署長，金寶善為副署長。此時內政部部長也已換人，新任部長為原湖南省主席何鍵。何就職后，曾到衛生署給來渝人員訓話一次。

建立公路衛生站 抗戰第二年，戰區逐漸擴大，難民紛紛逃往后方，主要是逃往西南各省。當時西南各省鐵路甚少，四川、貴州、西康各省沒有鐵路，民運、軍運主要是靠公路。

公路所經地區醫療衛生設施非常缺乏，為了解決沿公路后撤的難民及公路交通員工的醫療防疫問題，衛生署經呈行政院，在后方各省公路沿線設置公路衛生站20多處，分設于川康、滇黔、黔桂、成渝、川陜等公路沿線。

其規模約與當時縣各級衛生組織結構相仿，其同時兼顧附近機關員工以及居民的醫療防疫工作。這些衛生站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在后方各省廣大缺醫少藥地區，20幾個衛生站又何濟于事?抗戰勝利后，這些公路衛生站有的撤銷了，有的移交給地方政府。

設置推行公醫制度 1940年前后，衛生署當局提出了公醫制度的設想，不少衛生界人士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一情況的出現，很可能是受了蘇聯所實行的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影響。

不過，當時衛生署當局所設想的公醫制度的具體內容如何，始終沒有見到系統的闡述，從其零星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其所謂公醫制度，大體是主張實行全體國民都享受免費醫療保健服務。從當時國內政治、經濟等情況來看，可以說這完全是空想。其出發點并不壞，可惜完全無視國內的具體情況，未免過于天真了。

衛生署當局為了推行這一設想，還采取了兩個步驟：一是設置推行公醫制度醫師，大體是仿效當時教育部實行的“部聘教授”辦法，選擇一些學識和醫療經驗比較豐富的醫師，由衛生部任為推行公醫制度的醫師，派往各省、市，協助當地衛生機關工作，其薪金由衛生署從行政院所撥專款中支給。

第一批20名。另一個步驟是出版一個鼓吹公醫制度的刊物，名為《公醫》，是雙月刊，由衛生署保健處處長陳萬里負責編輯，刊物只發給各級衛生機關，不公開發行。抗戰勝利后停刊，推行公醫制度的醫師不久也停止選派了。

建立防疫聯合辦事處 掌握傳染病發病、流行情況，是防疫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在抗戰之前，衛生署已經制定公布過一個《傳染病管理條例》，《條例》規定霍亂、鼠疫、天花等9種急性傳染病為法定報告傳染病；對于報告的義務人也有明確規定，并定有報告的時限。

但在抗戰之前，國民政府真正能夠統治的省市并不多，東北四省九一八事變后相繼淪陷，西南、西北許多省份幾乎長期為地方軍人割據，加以各級衛生組織極不健全，所以向衛生署按期報告疫情的很少，少數直轄市報告也很不完整。

抗戰以后，隨著戰區擴大，沿海地區相繼淪陷，衛生署所得到的傳染病報告更為稀少。直到容啟榮任衛生署防疫處長后，才著手整理、編制《法定報告傳染病流行情況周報》，但內容很不完整，其表中不包括部隊中傳染病流行情況。

經與軍政部軍醫署協商同意，成立了防疫聯合辦事處。名為防疫聯合辦事處，實為疫情報告的聯合，由軍醫署調陸世烺醫師主持其事，在衛生署防疫處領導之下進行工作，每周編制包括軍民雙方的傳染病發病及死亡人數的《疫情周報》，向全國各地方及部隊衛生機關發布。后來并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衛生署長易人及擴大編制 1939年，顏福慶署長因故辭職，國民政府任命金寶善為署長，沈克非為副署長，并將衛生署改屬于行政院。署長、副署長都是簡任，署長可以列席行政院會議。

這一點與衛生署第一次直屬行政院時不同，那時署長劉瑞恒是特任，是出席行政院會議的。根據立法院通過的《衛生署組織法》，衛生署原有職能科都改為處（室），增加了中醫委員會。各處（室）及其負責人如下：

中醫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郁

秘書室 秘書 許世璇

總務處 處長 許世璇（兼）

醫政處 處長 湯蠡舟

防疫處 處長 容啟榮

保健處 處長 嚴鏡清

技術室 主任 許世瑾

人事處 處長 戴芳淵

會計處 處長 龔樹森

統計室 主任 王士奇

成立中央衛生實驗院 由原有之衛生實驗處、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及中央衛生試驗所三個機關合并組成，其內部組織一如衛生實驗處，不過把“系”改成“組”了。它既培訓各級衛生技術人員，也做各種衛生科學的實驗，是一個科學研究性質的機構。

開發大西北衛生事業 抗戰軍興后，西北重鎮西安成為西北的大后方，各方人員云集。衛生署為開發西北衛生事業，特成立西北衛生專員辦事處，負責統籌西北五省衛生事業的開發，派龍毓瑩為專員。

在此之前，衛生署曾成立西北防疫處，派楊守紳代理處長；后又成立蒙綏防疫處，派齊長慶代理處長。西北衛生專員辦事處成立后，除建立幾個防疫隊外，在蘭州建立了西北醫院，派張查理為院長；復又建立甘肅省婦幼保健院，派陳桂云為院長。

西北防疫處及蒙綏防疫處的兩處負責人均系獸醫人才，故其任務是防治獸疫，不屬于衛生署的職掌，衛生署為此改派楊永年為西北防疫處處長；改為防治人疫，專司制造各種人用疫苗、菌苗及血清等生物學制品，并在成都設立制造所。蒙綏防疫處改為蒙古衛生院，派桑沛恩為院長。所有西北、蒙綏兩防疫處的獸疫防治工作，則移歸當時農林部所屬的西北獸疫防治處繼續辦理。

西北衛生專員龍毓瑩不久調任湖南省衛生處處長，遺職由楊永年繼任。楊辦事潑辣大膽，西北醫院及婦幼保健院為其一手協助成立。此外，還設立了西北衛生人員訓練所，訓練了各項衛生人員，由李文銘任所長。

對西北五省的衛生工作，也給予相當支持。到1944年，西北衛生工作有了一定基礎，在組織上作了一番調整，撤消了專員辦事處及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經呈準建立西北衛生實驗院，為以防治斑疹傷寒及黑熱病為主的科研單位；同時培訓公共衛生人員，由楊永年任院長。

1945年抗戰勝利后，各單位紛紛復員，西北衛生工作又作了一番調整，將西北防疫處劃歸設在上海的中央生物化學制藥實驗處的西北實驗廠，將西北衛生實驗院劃歸中央衛生實驗院蘭州分院，由甘肅省衛生處處長許世瑾代理院長，半年后改由姚尋源為院長，工作任務聽命于中央衛生實驗院的指示辦理。

調整中央醫院 中央醫院于抗戰后先遷到貴陽，后遷到重慶歌樂山，設病床300張，醫務仍是比較緊張。此時上海醫學院亦遷到歌樂山，其實習醫院即以中央醫院代替，兩者經費常常混淆不清，難以管理。

同時中國紅十字會早在遷建區高灘巖修建了一所永久性醫院，而且距離重慶市區較近，經呈準行政院和教育部同意，將歌樂山的中央醫院劃歸上海醫學院作為實習醫院，由衛生署領導。

實施衛生技術人員技術津貼制度抗戰時期，后方物資缺乏，物價因而上漲，直接影響了醫務人員的生活。1940年，經衛生署署長金寶善呈準當時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批準，對衛生技術人員按月發給技術津貼，其數額約相當于工資的1/3。

開始實行的幾個月，尚有實際補助意義，但幾個月之后，就趕不上物價的上漲了。另外，在醫療衛生工作單位中尚有一部分行政人員，包括會計人員等，按規定不能發給津貼，為了使這部分人員安心工作，決定從技術人員應得的技術津貼中提取25％，作為公益金，發給行政、會計人員，技術人員實際所得只有定額的七成到八成，而且規定每個季度造冊由衛生署長批定一次，及至發到技術人員手中，受物價影響，對實際生活已受益不大了。

建立醫療防疫總隊建隊之初，總隊部設在重慶，下設三個大隊，分駐于華南、華中和西北。大隊之下，各設九個分隊。大隊部還設有幾個專業隊，如細菌檢驗隊、衛生工程隊等。防疫總隊各隊與公路衛生站之固定在一地區有所不同，它具有流動性，可以根據需要隨時調動。

其駐地主要在難民云集的地方，一是為難民解決醫療問題，二是遏止疫病的傳染。總隊長開始由王祖祥擔任，后由姚克方接替；姚調任貴州省衛生處長后，由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兼任。副總隊長由左吉擔任。

建立設計考核委員會1943年，衛生署內增加了一個新機構——設計考核委員會，分設計和考核兩個組，由簡任技正許世瑾和保健處處長陳萬里分任兩個組組長。這是配合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和黨政考核委員會的工作而設置的機構。

國民政府各部會都設置了這個組織。據說這是國民黨鑒于蘇聯有專門主管計劃的部門，因而在我國實行設計、執行、考核的所謂“行政三聯制”。各單位設計考核委員會設立之初，國民黨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曾召集各機關有關人員開過幾次會，由一位研究蘇聯的專家西門宗華在會上作講演，介紹蘇聯政府設計考核工作的情況。

參加中央設計局的工作 中央設計局是國民黨建立的一個負責擬訂各項建設計劃的機構，局址在棗子嵐埡。成立之初，由王世杰任秘書長，局里分設5個組。1943年進行了一次改組，擴大了編制，改由熊式輝任秘書長。

設置的專業組近20個，各組組長多由行政院各部會主要負責人兼任，組里工作人員一部分是專任，另一部分也是由對口的部會派人兼任。衛生署署長金寶善，兼任設計局的設計委員并兼衛生組組長。

另一位設計委員張維、專門委員賴斗巖、專員侯子明等都是專任的。專員鄧宗禹則是兼任的。衛生組擬有從抗戰勝利后衛生工作的恢復與發展計劃。及至日本投降，因各部門工作都需要人，各組兼任人員幾均撤回，專任人員也大部分被調走，設計局的工作，至少是衛生組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頓了。

成立衛生用具修造廠 國民政府撤出南京前，衛生署曾派林可明工程師專管衛生器材的修理。當時中央醫院的醫療器材損壞無處修理，而衛生實驗處在各種實驗上也需要自己制造器材，以備急用，此種情況急需解決。

衛生署乃在原土木工程處及汽車修理的基礎上，組成一個工程處，實際是負責修理醫療器械，其做工精細考究。政府西遷重慶時，亦將各種設備及各種技術工人帶往重慶，并經行政院批準，在重慶設立了衛生用具修造廠。

設廠目的，一是戰時從國外購買醫療器材需用外匯，運輸也困難，如果自制一部分，可以減少進口；二是各醫療衛生單位醫療器械遇有損壞，可以得到及時修理；三是修理器械，可逐漸提高技術水平，以便自制或仿制一部分器械，減少進口。

廠長由一名精通照相器材的工程師郭承志負責，廠址初設在重慶市大梁子，不久與麻醉藥品經理處同時遷往合川，廠長由楊繼康繼任；修復和制造了不少醫用器械，并在重慶設立了門市部，頗得醫療單位的好評。

還都之后

還都南京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衛生署和其他國民黨黨政機關一樣，立即籌劃遷回南京。但由于重慶到南京沒有鐵路，主要交通工具是搭乘輪船或木船順流而下，或是搭乘飛機，或是乘汽車，沿成渝和川陜公路，通過河南和安徽到達南京。

但當時輪船、木船、飛機、汽車，數量都很少，不可能在短期內把全部人員、物資運回南京。加上衛生署在當時一些人看來，不屬于機要部門，爭取交通工具，困難重重。

故在1945年內，只有一小部分人乘飛機先回京，另一批乘汽車，經成都、寶雞、西安、洛陽等地繞道回京，路上風餐露宿，艱苦備嘗。其余則在1946年陸續遷回南京。衛生署遷回南京，首先遇到棘手的問題是房屋問題。

原來日本投降后，空軍首先到達南京，到京后即搶占了衛生署、中央醫院和衛生實驗院的全部建筑，拒不交還。最后衛生署向軍事委員會申訴，經其干預，才得以收回，但室內暖氣設備均被拆走。1946年夏季，衛生署才正式恢復工作。

成立中央生物化學制藥實驗處 抗戰勝利后，由于楊永年領導的西北各衛生工作單位，絕大部分人員來自江浙一帶，在西北工作多年，經歷艱苦，至此借抗戰勝利之機，經衛生署署長金寶善的批準，在去上海及東北接收之后，組織成立了中央生物化學制藥實驗處，由楊永年任處長，陳璞任副處長。

其組織甚為龐大，在上海接收的醫事制藥單位，另成立了上海生物制品實驗廠、上海制藥廠、上海衛生用具修造廠及衛生器材總庫等四個單位。在長春接收的日偽衛生技術廠，原系制造生物制品的單位，而且設備齊全，故改為東北生物制品實驗廠，由陳宗賢任廠長。陳后來調至上海，改派傅惠代理廠長。

原在成都的制品所依舊。在天津及沈陽也接收了兩處制藥廠。隨著把西北衛生工作大部分轉移到上海，天津、沈陽及長春的人員也分別調至上述各單位。當時新接收的單位，國民政府只發經常費，不發事業費，工作難以維持。楊永年為此秉承當時衛生部部長周貽春（通過政務次長金寶善）的同意，將上海接收的事業轉移到善后事業委員會，另設制藥公司總攬其事，由楊永年任總經理，使此項事業利用善后事業基金得以繼續維持而略有發展；直到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將此項事業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政府手里。

一件小插曲 1946年秋，衛生署所屬中央衛生實驗院細菌檢驗組技師方剛，于做鼠疫桿菌傳代培養接種時，不慎受到感染，突然發病。經確診為鼠疫后，一方面進行搶救，嚴密隔離治療，一方面對近期與他接觸的人實行隔離檢疫；對于未曾與他接觸的其他人員，一律服藥預防。對外則嚴格保密。結果方剛經服用磺胺類藥物及注射抗菌素類藥品，竟奇跡般地獲得痊愈。其他人員也沒有發現續發病例。這一小插曲，一直未向外界公布過。

戰后第一次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召開 衛生署于1946年冬在南京召開戰后第一次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出席人員有各省衛生處長，各（直轄）市衛生局長；衛生署署長、副署長及處長、科長、參事、技正；衛生署直屬各機關負責人，并有社會部、教育部代表參加。

會議歷時3天，有100多件提案，著重討論了各地衛生事業的恢復和建設問題。從當時正處于抗戰勝利之后，各地衛生設施破壞嚴重、諸端待理的情況看，開這樣一次會還是需要的。只是提案多數是紙上談兵，議而不決或決而不行。

抗戰勝利后衛生署的人事調整抗戰勝利后，衛生署內部人事于1945年至1946年進行了部分調整。原副署長沈克非改就上海中山醫院院長，繼任的是原江西衛生處處長方頤積。

原醫政處處長俞松筠，也辭職回到上海，據說是搞電影工作去了，遺缺由湯蠡舟接替。原保健處處長陳萬里出任江蘇省衛生處處長，他的職位由原貴州衛生處處長施正信接替。中級干部也有許多變動。

衛生署附屬機關的調整及增設 戰后，衛生署附屬機關陸續由大后方遷回原地，部分機關作了適當調整，并增設了一些機構。中央醫院在原址恢復，任姚克方醫師為院長。

設在蘭州的西北醫院改為蘭州中央醫院，任張查理醫師為院長。增設天津中央醫院，以陳崇壽醫師為院長。在廣州增設了廣州中央醫院，以鐘世藩醫師為院長。

抗戰初期遷至昆明的中央防疫處，改稱為中央防疫實驗處，遷回北平天壇原址。原昆明處址改為中央防疫實驗處昆明分處，由魏曦醫師負責。后又在上海設置上海分處。原西北防疫處，亦準備改為中央防疫實驗處的蘭州分處，但還沒有來得及改組，北平便解放了。

戰時遷至重慶歌樂山的中央衛生實驗院，勝利后仍遷回南京原址，院長仍由朱章賡擔任。并在北平先農壇增設了北平分院，由黃禎祥醫師擔任院長；同時在蘭州增設了蘭州分院。

戰時設置的戰時藥品經理委員會，由于戰事結束后海運暢通，藥品輸入順利，已無存在必要，即于1945年底撤消。藥品接收站則由重慶遷至上海。

各省市衛生行政機關的恢復 戰時被敵軍侵占的各省市原有的衛生行政機關，有的已經撤消，有的遷移它處，勝利后均逐漸恢復或遷回。部分尚未設置衛生行政機構的省份，有的于戰后設立了衛生處。召開戰后全國第一屆衛生行政會議時，各省市衛生處局的處局長，就記憶所及，大致如下：

江蘇省 陳萬里 浙江省 鄭介安

福建省 陸滌寰 安徽省 蔣增勛

河北省 侯子民 山東省 王福溢

山西省 王吉民 陜西省 楊鶴慶

湖南省 鄧一韙 湖北省 左吉

綏遠省 張崇德 四川省 陳志潛

甘肅省 楊樹信 云南省 繆××

上海市 張維 北平市 韓云峰

重慶市 李之郁

其他省市的記不清了。

衛生署升為衛生部 1947年下半年，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選舉總統，各院、部、會同時改組。衛生署于由部改署18年之后，又改為部。

改部后持任周貽春（字寄梅）為部長，金寶善為政務次長，嚴慎予為常務次長；增設參事室，任命許世瑾等為參事。原來的各處都改為司，人事上的變動不大。不久，醫政司司長湯蠡舟辭職，繼任者是蔡方進醫師。

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匆忙逃走，衛生部部長周貽春辭職，發表由金寶善繼任的聲明。但金在周辭職之前已辭去次長職務，改就上海醫學院教授，旋又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工作，對新任命堅辭不就；又改派朱章賡代理衛生部長。1949年國民黨跑到廣州后，又將衛生部改為隸屬于內政部的衛生署，發表王祖祥為署長。但不久，就跑到臺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