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之殤：為何“反種族隔離”無法真正回應南非的殖民創(chuàng)傷？

南非的土地

" bdsfid="316">不僅僅是像南非種族隔離國家這樣的保守右翼政權讓定居殖民征服消失了。通過采納并具體化種族隔離范式，南非的左翼自由主義傳統(tǒng)、國際左翼以及“基于規(guī)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該秩序尚未正式廢除基礎性的“發(fā)現(xiàn)原則”和“征服權”——不僅將定居殖民主義和原住民土地被剝奪自然化，而且批準了它。

作者：帕納什·奇古馬齊

編輯：阿K

在南非總統(tǒng)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簽署《2024年第13號征收法案》（Expropriation Act 13 of 2024）后不到三周，唐納德·特朗普便宣稱，這是對南非白人“權利”表現(xiàn)出的“令人震驚的無視”。這項歷史性但溫和的法案，實際上只是為了應對所謂“后種族隔離”國家中原住民土地被剝奪的歷史遺留問題。而在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這位南非白人僑民——的慫恿下，特朗普甚至提議為那些逃離所謂“白人種族滅絕”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提供美國難民庇護。

特朗普當然沒有提及這些南非白人是如何最初獲得“權利”的：在這個國家，白人僅占人口的7.2%，卻擁有72%的私人農田，而作為多數(shù)群體的黑人僅擁有4%。他也沒有提及這個前殖民地始于165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征服好望角的定居殖民戰(zhàn)爭史；更沒有提及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該法案將93%的土地權利賦予了白人定居者少數(shù)群體，而將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限制在僅7%的土地上。

在種族話語中，“種族隔離”（Apartheid）這一概念被過度呈現(xiàn)和強調了。

至于南非的“白人種族滅絕”說法早已被揭穿為白人至上主義的謠言，這一事實似乎并不重要。同樣被忽視的是，拉馬福薩簽署的法案僅僅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通行做法：即國家為了公共目的，在給予公平補償?shù)那疤嵯抡饔盟饺送恋?。對于特朗普而言，法案中最具冒犯性的條款——即國家可以在土地被遺棄或僅用于投機的情況下無償沒收土地——實際上從未被使用過。甚至連阿非利卡人“民權”團體的傘狀組織“團結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也不僅拒絕了特朗普的安置提議，還急忙澄清：“我們并沒有指責政府進行大規(guī)模土地掠奪?！?/strong>

阿非利卡人的受害者敘事既虛假又荒謬，但這并不妨礙其發(fā)揮強大的轉移視線的作用，掩蓋了自荷蘭定居者首次征服好望角以來困擾南非的、關于土地的真實斗爭。確實，有些人試圖僅通過近期歷史來解釋國家的困境，聚焦于右翼保守運動，而非其背后的深層力量。這種解釋不僅在智力上顯得懶惰，更掩蓋了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一個在過去兩個世紀困擾該國自由主義和左翼傳統(tǒng)的問題：簡而言之，想象“種族隔離”的終結容易，但想象“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終結卻很難。

盡管“種族隔離”——即阿非利卡人國民黨（Afrikaner National Party）于1948年實施的種族隔離和“分立發(fā)展”官方政策——僅存在了短短46年，但它不僅成為分析該國三個世紀定居殖民征服和原住民土地被剝奪歷史的主導框架，更在種族話語中被過度強調。以至于它已成為自由派和左派描述全球種族、階級和性別不公的通用術語：從以色列的種族政權及其對西岸巴勒斯坦領土的占領，到阿富汗的“性別種族隔離”、印度的種姓制度，再到新冠疫情期間的“疫苗種族隔離”。

然而，很少有使用該術語的人會追問，它是否準確描述了導致南非歷史此刻的不公正根源。我們所知的“種族隔離”時期，發(fā)生在定居殖民征服這一既定歷史事實很久之后。更糟糕的是，正如人類學家帕特里克·沃爾夫（Patrick Wolfe）所言，聚焦于種族隔離掩蓋了一個事實：定居殖民主義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持續(xù)的結構；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于種族隔離，而在于定居殖民主義。

當然，南非黑人知識傳統(tǒng)中的許多人都曾精準地指出過這一點，但這些見解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在全球左翼關于種族隔離的話語中，存在一種令人不安的傾向：那是關于南非黑人的思考，卻并非與南非黑人共同思考。人們挖掘這一傳統(tǒng)中的原始政治素材，卻輸出普遍化的理論。除了在國際人權話語中例行公事地引用曼德拉或圖圖大主教的名言外，知識分子、活動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對南非黑人的政治思想和知識傳統(tǒng)表現(xiàn)出驚人的漠視。例如，雖然許多人將曼德拉及其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非國大）奉為反種族隔離斗爭的偶像，但很少有人知道，成立于1912年以應對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的非國大，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黑人政黨，也因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連續(xù)性政治和知識傳統(tǒng)之一。

幾代南非黑人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曾批評和挑戰(zhàn)將“種族隔離”作為范式歷史框架的做法，并拒絕接受那種認為廢除隔離和實現(xiàn)民主化是黑人解放斗爭唯一目標的自由主義觀念。最早提出種族平等和去隔離化（而非自決和主權）應成為黑人斗爭最終目標的，或許是擁有兩個世紀歷史的南非開普自由主義傳統(tǒng)（Cape Liberal tradition）。從19世紀初倫敦傳教會的范德坎普牧師（Johannes van der Kemp）和約翰·菲利普（John Philip）為失去主權的科伊人（Khoe）和桑人（San）發(fā)起的民權運動開始，到1828年廢除農奴制、1834年廢除奴隸制，再到1853年建立英國殖民地中最自由的憲法和世界首個有資格限制的非種族選舉權，開普自由主義不僅是世界上最古老、影響最深遠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民權傳統(tǒng)的孕育之地。

與南非自由主義傳統(tǒng)發(fā)展并行的，是對自由主義無法保障黑人解放、無法解決土地被剝奪和原住民主權問題的兩個多世紀的批判。其中最尖銳的批判來自阿扎尼亞傳統(tǒng)（Azanian tradition）。作為南非泛非主義和黑人意識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s）的先驅，該傳統(tǒng)汲取了數(shù)百年來原住民反抗土地被剝奪和全球解放運動的經驗，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隨著羅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克（Robert Mangaliso Sobukwe）和史蒂夫·班圖·比科（Steve Bantubonke Biko）等黑人自由戰(zhàn)士的崛起而聲名鵲起。

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反種族隔離成為國際著名議題時，阿扎尼亞傳統(tǒng)仍堅持其批判立場。1985年1月14日，作為阿扎尼亞傳統(tǒng)繼承者于1978年成立的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PO），在索韋托的里吉納蒙迪大教堂阻攔了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的訪問。抗議者指責肯尼迪來南非只是為了“反對種族隔離，從而將我們的斗爭降格為一場民權斗爭”。阿扎尼亞人民組織拒絕接受由美國總統(tǒng)哈里·杜魯門1946年民權委員會構想、并由肯尼迪等人在此后國際上倡導的冷戰(zhàn)時期自由主義民權框架，他們宣稱自己不是反種族隔離運動，而是“解放運動”——對其而言，“種族隔離只是我們爭取民族自決和收回土地斗爭的出發(fā)點”。

近期，資深記者馬塔塔·采杜（Mathatha Tsedu）在為彼得·馬古班（Peter Magubane）——這位記錄了南非國民黨罪行的著名攝影師——撰寫的訃告中，重申了阿扎尼亞傳統(tǒng)對自由主義種族隔離范式的批判。采杜諷刺本地和國際自由派媒體將馬古班“降格”為僅僅是“爭取使用相同廁所或海灘”的“反種族隔離活動家”，他認為馬古班應被尊為致力于“終結那個讓黑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外國人的定居者驅動體系”的“自由戰(zhàn)士”。采杜引用比科1970年批判白人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白人皮下的黑人靈魂？》（Black Souls in White Skins?）指出，自由派擁抱反種族隔離斗爭是因為“他們希望廢除隔離設施”，而“剝奪人民土地過去被視為、現(xiàn)在依然被視為要么行不通，要么不合理”。換言之，在自由主義的想象中，終結種族隔離和種族隔離制度是“可行的”和“合理的”，而終結定居殖民主義和原住民土地被剝奪則是“行不通的”和“不合理的”。

很少有采用這一術語的人會質疑，“種族隔離”是否準確描述了南非歷史（及其他地區(qū)）不公正的根源。

人們很容易將這種區(qū)分——即一方是反種族隔離和民權斗爭，另一方是解放斗爭——視為南非人之間狹隘的爭論，認為其與那個將“種族隔離”視為反人類罪同義詞的廣闊世界關聯(lián)不大。但南非反種族隔離活動家所選擇的道路對非洲大陸乃至更遠的地方都產生了后果。回想一下南非前總統(tǒng)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在2016年那封廣為流傳的信《南非對津巴布韋的政策：概要》（South Africa’s policy towards Zimbabwe: A synopsis）中的言論，他在2018年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去世后的紀念講座中重申了這一點。姆貝基提醒我們，當南非于1990年開始結束種族隔離的談判時，時任英聯(lián)邦秘書長埃梅卡·阿尼亞奧庫（Emeka Anyaoku）曾要求穆加貝總統(tǒng)推遲其政府的土地再分配計劃，直到南非正式結束種族隔離，因為英聯(lián)邦秘書處擔心津巴布韋更激進的計劃會“嚇壞南非白人”，并破壞國際社會對反種族隔離運動的支持。這種國際支持此前已確保聯(lián)合國通過了1973年的《禁止并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根據(jù)支撐該公約的自由主義邏輯，南部非洲白人定居者政權犯下的反人類罪被定義為“種族隔離和歧視”罪，而非定居殖民主義、原住民土地被剝奪和喪失主權的歷史罪行。

然而，如果你問我的祖母或叔叔為什么他們參加津巴布韋的“奇穆倫加”（Chimurenga）——即20世紀70年代反對羅得西亞定居者國家的解放戰(zhàn)爭，他們不會回答是為了“一人一票”、去隔離化或在民主化定居者國家享有平等權利這些“可行”且“合理”的目標；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參戰(zhàn)是為了奪回祖先的土地。不這么認為是對我們祖先歷史意識的背叛。當英聯(lián)邦要求穆加貝推遲津巴布韋土地本土化進程時，這一舉動清楚地表明：解放與“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下的自由主義是不兼容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種族隔離”一詞已遠播至南部非洲之外。特別是，從80年代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和尤里·戴維斯（Uri Davis），到90年代首批訪問巴勒斯坦的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人，再到2024年7月的國際法院，一系列個人和機構都將以色列定居者政權定性為“種族隔離”政權。隨著武裝斗爭的失敗和奧斯陸協(xié)議關于巴勒斯坦主權與自決的國家主導談判陷入僵局，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活動家和草根組織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轉向了種族隔離框架。正如“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創(chuàng)始人奧馬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所言，這主要是被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中“自由、正義和平等權利的普遍原則”對國際公民社會的共鳴所吸引。

但像他們的南非同行一樣，巴勒斯坦活動家也面臨著“隔離式種族隔離”范式的局限。2011年11月，六名巴勒斯坦“自由乘車者”（Freedom Riders）受美國民權運動反吉姆·克勞法（Jim Crow）隔離斗爭五十周年的啟發(fā)，登上了僅限以色列人乘坐的公交車，贏得了國際贊譽。但他們很快面臨來自巴勒斯坦同胞的內部批評。巴勒斯坦裔美國人權律師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寫道，這些人“將此行動理解為以犧牲解放土地為代價的融合訴求”。這種對“隔離式種族隔離”范式的激進批判表明：解放運動既非人權運動，也非民權運動?！盀榱吮苊鈱⑷藱嗫蚣艿哪＠鈨煽蓛A向與非殖民化實踐混淆，必須制定政治綱領，”埃拉卡特認為，“訴諸普遍主義可能會因為將巴勒斯坦問題框架化為爭取平等的運動，而無意中將其去政治化?！保ò屠账固棺杂沙塑囌吆髞沓吻?，他們不僅僅是“尋求廢除定居者公交車的隔離”，也是為了“能夠在其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

反對定居殖民主義和土地被剝奪的斗爭，是如何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被視為行不通和不合理的？這不僅具有啟發(fā)意義，更值得銘記的是，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主要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侵害的自由主義人權框架，才決定性地取代了集體自決和主權的反殖民原則。正如歷史學家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所指出的，冷戰(zhàn)晚期向“人權轉向”——以聯(lián)合國1971年種族隔離公約、大赦國際1977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以及吉米·卡特倡導全球人權為標志——其前提是西方前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前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重新確立其政治權威，并重奪自由主義在作為帝國侍女期間失去合法性后的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霸權。

然而，戰(zhàn)后秩序中原住民擁有主權的“不可行性”和“不合理性”有著更深的根源。自從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將反殖民民族主義的自決要求作為新革命國際的核心原則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便一直在挪用其激進內涵。在政治理論家阿多姆·格塔丘（Adom Getachew）所稱的一戰(zhàn)后“反革命時刻”中，南非總理揚·斯穆茨（Jan Smuts）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為前德國殖民地和奧斯曼領土新成立的國際聯(lián)盟委任統(tǒng)治體系中，“剔除了布爾什維克自決權的革命意涵，重新利用這一原則來維護種族等級制度”?！秶H聯(lián)盟盟約》中概述的種族分層委任統(tǒng)治體系，通過聲稱那些“尚不能在現(xiàn)代世界艱苦條件下獨立生存的民族”需要“文明的神圣信托”下的“監(jiān)護”，顛覆了反殖民的自決要求。

反對定居殖民主義和土地被剝奪的斗爭是如何被視為行不通和不合理的？

隨后，隨著反殖民運動在全球范圍內壯大，以及美國準備加入二戰(zhàn)，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憲章》中將自決和主權作為名義上的普遍原則加以倡導，以此勾勒他們對戰(zhàn)后國際體系的愿景。與國聯(lián)種族家長式的委任統(tǒng)治體系不同，《大西洋憲章》聲明盟國將“尊重各國人民選擇其生活之政府形式的權利”，并“希望看到主權和自治權歸還給那些被強行剝奪了這些權利的人”。盡管丘吉爾在1941年9月的一次演講中辯稱該原則僅適用于被納粹占領的歐洲，但從圣雄甘地、胡志明到納姆迪·阿齊克韋（Nnamdi Azikiwe）和夸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等反殖民領袖堅持認為自決權是普遍的——這些權利也應賦予他們的國家。

非國大也對《大西洋憲章》做出了回應。在其1943年12月的聲明《非洲人在南非的主張》（Africans’ Claims in South Africa）中，該黨討論了南非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的自決和主權問題，并首次在書面上宣布自己是“解放運動”。然而，非國大在該文件中表達的立場，以及其關鍵的戰(zhàn)后意識形態(tài)聲明——1955年的《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表明其“解放”愿景始終存在局限，這佐證了阿扎尼亞傳統(tǒng)長期以來將非國大視為民權運動的批評。

19世紀末的征服戰(zhàn)爭中定居者擊敗了南部非洲最后的主權原住民國家后，非國大（當時稱為南非原住民國民大會）應運而生。它源于兩股潮流：一是“埃塞俄比亞主義”（獨立黑人教會）運動；二是黑人政治傳統(tǒng)，即請愿實現(xiàn)開普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文明人享有平等權利”的非種族承諾。盡管非國大第四任主席、激進的加維主義-共產主義者約西亞·古梅德（Josiah Gumede）曾在1930年被罷免前短暫推動非國大呼吁“非洲是非洲人的”，但受過教會教育的保守黑人男性作為精英民權運動的領導者，主導了非國大的前四十年。

因此，當世界各地的解放運動抓住《大西洋憲章》關于自決和主權作為普遍權利的承諾時，在溫和派主席A.B.祖瑪（A.B. Xuma）領導下的非國大被迫澄清其立場。盡管在《非洲人的主張》中宣布自己是“解放運動”，非國大卻明確表示，雖然“在非洲某些地區(qū)應該可以賦予非洲人主權并建立他們自己選擇的政府”，但在南非聯(lián)邦，“鑒于政治上根深蒂固的歐洲少數(shù)群體統(tǒng)治多數(shù)人口的特殊情況，非洲人要求完全公民權和直接參與國家所有議會的訴求應得到承認”。換言之，非國大并不要求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享有“主權和自治”，也不挑戰(zhàn)定居殖民征服。相反，通過宣稱繼續(xù)信仰“基督教、民主和文明標準”，非國大只要求通過擴展“所有歐洲人在南非享有的完全公民權利”，來參與和民主化現(xiàn)有的定居者國家。

僅僅五年后，隨著新當選的國民黨于1948年正式實施種族隔離，非國大發(fā)現(xiàn)即便其“可行的”平等權利目標也變得遙不可及。為了應對黑人多數(shù)群體迅速惡化的處境以及非國大的無效反應，由安東·穆齊瓦凱·倫貝德（Anton Muziwakhe Lembede）和A.P.姆達（A.P. Mda）等人領導的新成立的非國大青年聯(lián)盟中的激進“非洲主義者”（Africanists），將非國大從一個精英權利請愿組織轉變?yōu)閾碛?0萬成員的大眾運動。非洲主義者制定了非國大1949年的《行動綱領》，高聲呼吁非洲人民的“自決權”。隨后的1950-1952年“蔑視不公法運動”首次將世界的注意力引向南非黑人的解放斗爭，并促使聯(lián)合國成立委員會調查南非的“局勢”。非洲主義者的靈感并非來自權利話語，而是來自全球反殖民抵抗運動以及19世紀非洲主權國家建設者（如祖魯族的沙卡、巴索托族的莫舒舒和恩德貝萊族的姆齊利卡齊）的原住民政治哲學。

非洲主義派別對原住民最重要求的強調，導致他們抗議本黨的標志性文件——1955年的《自由憲章》。該憲章在其著名的序言中宣稱：“南非屬于所有居住其中的人，不論黑人還是白人?！弊鳛闇睾团煞菄箝_普省主席Z.K.馬修斯（Z.K. Matthews）與國大聯(lián)盟（Congress Alliance，包括非國大、南非印度人大會、南非有色人種組織和南非民主大會）核心成員的構想，《自由憲章》不僅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基礎文件，也是后種族隔離憲法的基石。它設想了一個徹底民主化的定居者國家：一個非種族、非性別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人享有平等的人權！”，并且通過工業(yè)國有化，“人民共享國家財富！”然而，通過宣布“土地屬于所有耕種它的人！”，《自由憲章》回避了原住民土地被剝奪的歷史問題，其非種族普遍主義為所有人——無論是原住民還是定居者——提供了一塊歷史的空白板。

盡管其誕生的流行敘事將《自由憲章》描述為“全體人民的意志”，但一個關鍵的爭議點在于，它最終是國大聯(lián)盟內部一小部分有影響力的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被廣泛認為是主要起草者的萊昂內爾·“拉斯蒂”·伯恩斯坦（Lionel “Rusty” Bernstein）。他將成千上萬的訴求轉化為憲章的關鍵條款，包括為其整個過程定調的有爭議的序言。甚至非國大的關鍵人物，如當時已中風的總主席阿爾伯特·穆溫比·盧圖利（Albert Mvumbi Luthuli），也曾著名地承認他們在憲章通過前并不完全清楚其最終內容，這表明精英對最終文件的控制以及其流通的局限性。

盡管并非憲章的主要起草者，當時在運動中穩(wěn)步晉升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成為了其最重要的公開支持者之一。在1956年為《解放》（Liberation）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曼德拉為該文件辯護，稱其“絕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盡管它呼吁工業(yè)國有化——這進一步助長了非洲主義者對《自由憲章》是“改良主義”和“資產階級”產物的批評。相反，曼德拉寫道，憲章是呼吁“非洲式資本主義”和“非歐洲資產階級”的發(fā)展。這一主張他在幾十年間多次重申，從1964年的利沃尼亞叛國審判證詞，到1989年向阿非利卡人同行的保證，再到他的自傳《漫漫自由路》。后種族隔離時代的一些左翼人士常說曼德拉在南非向民主過渡期間向資本“出賣了我們”。但這種觀點既使那個時刻脫離了歷史背景，又將其個人化：細讀孕育了曼德拉的非國大百年知識和政治傳統(tǒng)，就會發(fā)現(xiàn)擁抱資本一直是其意識形態(tài)核心的一部分。盡管非國大以其作為一個“廣泛教會運動”而自豪（例如它能在40年代和50年代孕育激進的非洲主義運動），但它始終視這些激進組織為與其精英維權組織愿景相沖突的麻煩制造者。

事實上，非洲主義者確實在反抗非國大《自由憲章》中的愿景，最終完全拒絕了該文件及其關于土地“屬于所有人”的非歷史性主張。他們拒絕承認名為“南非”的定居殖民國家的歷史合法性，并將原住民的主權土地稱為“阿扎尼亞”（Azania）。他們（用頗具男性中心主義的措辭）指出：“說南非屬于每個人是一個歷史謬誤：既屬于壓迫者也屬于被壓迫者，既屬于強盜也屬于被搶者。阿扎尼亞不是一個時刻屬于所有人的妓女。”

受到1958年阿克拉全非人民大會——特別是恩克魯瑪關于獨立非洲國家和非洲統(tǒng)一的開幕演講——的鼓舞，以羅伯特·索布克為首的非洲主義者退出了非國大，成立了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PAC，泛非大）。在索韋托奧蘭多舉行的泛非大成立大會上，索布克宣稱：“我們在政治上的目標是建立非洲人治理、為非洲人服務、由非洲人組成的政府，任何只效忠于非洲并準備接受非洲多數(shù)人民主統(tǒng)治的人都被視為非洲人?！睂τ谒鞑伎撕头悍谴蠖?，只有在阿扎尼亞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中，無論種族如何，所有人才能受到歡迎——前提是他們接受并支持土地所屬的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的自決和主權。泛非大以“Izwe Lethu!”（“我們的土地！”）為官方口號，堅持認為定居者國家不僅要民主化，而且必須通過將土地歸還給原住民來推翻。

誠然，泛非大的阿扎尼亞傳統(tǒng)在人數(shù)上從未達到其對手非國大的規(guī)模，但它常常左右斗爭的軌跡。20世紀南非黑人尋求解放的兩個最關鍵時刻——1960年91名手無寸鐵的泛非大成員慘遭殺害的沙佩維爾大屠殺，以及1976年黑人青年的索韋托起義——分別激勵了泛非大和黑人意識運動。特別是沙佩維爾大屠殺后種族隔離國家的血腥暴力，促使非國大和泛非大都轉向了武裝斗爭。

關鍵在于，非國大愿意拿起武器常常導致人們錯誤地將其認定為解放運動。然而，當曼德拉引用茨瓦納語諺語“Sebatana hase bokwe ka diatla”（徒手無法抵擋野獸的攻擊）所體現(xiàn)的原住民政治哲學，作為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盧圖利的基督教和平主義原則面前組建非國大和南非共產黨軍事派別的理由時，他確認了暴力或非暴力只是戰(zhàn)術問題而非原則問題。（諷刺的是，這種自衛(wèi)權的原住民訴求正是源于自決權和主權。）在民權運動和解放運動中，手段都不能與政治行動的目標混為一談。

事實上，正如非國大113年的歷史所示，民權運動可以有保守、溫和及激進的形式，但它們最終都沒有觸及土地問題和定居者國家。保守的民權運動——如1943年《大西洋憲章》之前的非國大，要求“文明人”享有平等權利——呼吁通過在現(xiàn)有定居者國家的政治、法律和經濟結構內部參與，將政治和公民權利有條件地擴展到社會的選定成員。溫和的民權運動——如1943年后的非國大，呼吁“享有所有南非歐洲人享有的完全公民權利”，同時拒絕為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呼吁“自治”和“主權權利”——要求通過在現(xiàn)有結構內部參與，將權利完全擴展到社會所有成員。而在其激進形式中，民權運動——如《自由憲章》后的非國大，宣稱土地“屬于所有人”——要求通過民主化現(xiàn)有的定居者國家結構來實現(xiàn)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身份。1955年的《自由憲章》——至今仍是非國大和國大傳統(tǒng)的核心意識形態(tài)聲明——之所以激進，是因為非國大摒棄了“文明人享有平等權利”的有條件要求，轉而為所有人要求權利，但仍未能解決原住民這一主權問題。

直到包括2024年《征收法案》在內的今天，非國大對后種族隔離時代土地問題的回答一直是一個失敗的實驗：世界銀行支持的“愿賣愿買”（WSWB）模式，這是一種基于按市場價格自愿購買土地的市場主導型農業(yè)改革。當WSWB原則在1993-1996年民主過渡時期首次占據(jù)后種族隔離南非土地改革議程時，它反映了非國大在后冷戰(zhàn)時代經濟思維從左翼民族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迅速轉變。非國大1992年的《準備執(zhí)政》政策聲明曾主張征收和其他非市場機制進行土地再分配，其1994年競選宣言《重建與發(fā)展計劃》（RDP）也是如此。一旦掌權，新的土地事務部便在國內外開展了廣泛咨詢，包括與世界銀行等國際顧問的磋商。幾年后，WSWB原則成為該部1997年《南非土地政策白皮書》的基石。

世界銀行對后種族隔離時代土地改革議程的俘獲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形成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高潮并迎來1994年種族隔離法律終結的同一股歷史力量——柏林墻倒塌預示的“歷史終結”、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勝利以及人權范式——同時也扼殺了在南非終結定居殖民主義和土地被剝奪的可能性。面對前線國家的外部壓力以及后冷戰(zhàn)時代強化武裝斗爭不再可行的現(xiàn)實，曼德拉的非國大通過保護白人財產權——即所謂的“談判解決方案”——確保了黑人的政治權利（而非主權）。

1996年，通過公布國家新憲法，非國大兌現(xiàn)了這一妥協(xié)。該文件在通過時，其公民權利、義務和條款的范圍是前所未有的。到2021年，南非憲法法院已成為世界上被引用次數(shù)第二多的法院。著名自由派法學學者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稱贊其為“世界歷史上最令人欽佩的憲法”。然而，將其置于1492年開啟的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的長時段和南非自身三個世紀的定居殖民歷史中來看，憲法對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的確認，回避并合理化了土地和財產是如何獲得的暴力歷史。

“說南非屬于每個人是一個歷史謬誤：既屬于壓迫者也屬于被壓迫者，既屬于強盜也屬于被搶者，”非洲主義者辯稱。

直到最近，精英法律學術界才表現(xiàn)出愿意傾聽南非黑人對后種族隔離憲法秩序的質疑。2017年5月，法律學者聚集在比勒陀利亞大學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討會上，題為“征服、憲政主義和民主爭論”，旨在“認真對待1994年后南非憲政主義在道德、智識和政治上的瓦解，探究其是否能夠充分回應奴隸制、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所產生的根本矛盾”。與會者包括“憲法廢除主義者”——主要來自日益具有影響力的阿扎尼亞法律法理學傳統(tǒng)——他們認為定居殖民征服的歷史不公仍然是一個持續(xù)的倫理緊迫問題。他們借鑒阿扎尼亞政治傳統(tǒng)和哲學家莫戈貝·拉莫斯（Mogobe Ramose）關于“烏班圖”（Ubuntu）作為非洲法律哲學的著作，對后種族隔離憲法的哲學、歷史和文化基礎提出了全面挑戰(zhàn)，視其為“征服者的法律”：一份批準定居殖民掠奪戰(zhàn)爭結果的文件。

至于非國大，雖然它基本上駁回了阿扎尼亞派的批評，但它被迫承認土地問題的緊迫性，以及不成比例地影響原住民黑人多數(shù)群體的持續(xù)不平等、貧困和失業(yè)問題。2024年的《征收法案》就是這種傾向的象征；它試圖通過憲法秩序來糾正土地問題。對于阿扎尼亞派和其他黑人主導的反對黨如經濟自由斗士黨（EFF）來說，該法案是對“征服者法律”的改良主義批準，也是對那些通過定居者征服不公正獲得土地者的非法“私有財產權”的認可。阿扎尼亞派的核心要求依然是原住民恢復對整個領土（阿扎尼亞）不受阻礙的主權所有權，而不僅僅是再分配。因此，雖然法案允許在特定情況下“零補償”，但問題不在于是否支付補償，而在于當前土地所有權模式的歷史非法性——這一事實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將永遠被掩蓋。

II.

“種族隔離”的概念繼續(xù)在世界自由派和左翼知識界占據(jù)主導地位。例如，2012年，得斯蒙德·圖圖斷言“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比南非的種族隔離更糟糕”——這是一種徒勞的比較，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它暴露了種族隔離范式在關注黑人原住民特定困境時的局限性，但這已成為南非及其他地區(qū)的常識。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越來越多的活動家和知識分子認識到了這一類別的局限性，轉而支持另一種分析范式：定居殖民主義。然而，即便這一范式比種族隔離框架狹隘的歷史觀更接近事實，其流行理論——如沃爾夫廣具影響力的論點，即定居殖民主義普遍受“消滅”原住民邏輯的支配——仍然無法解釋定居者社會中的重要差異。這些理論能解釋南部非洲定居殖民主義、種族和反黑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嗎？當“原住民”是黑人時會發(fā)生什么？

羅賓·D·G·凱利（Robin D. G. Kelley）等歷史學者已經證明，南部非洲定居者當局所謂的“原住民問題”是由消滅和榨取雙重邏輯定義的：南部非洲的白人少數(shù)定居者面臨著一種自相矛盾的需求，即既要將多數(shù)黑人原住民從其土地上清除，同時又要榨取黑人的勞動力。以南非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為例，該政策使少數(shù)定居者國家能夠將原住民黑人從白人定居者覬覦的肥沃土地上趕走，并將他們限制在作為“原住民保留地”的貧瘠土地上。從那里，拿著低于養(yǎng)家糊口微薄工資的黑人男性被送往遙遠的礦山和農場工作，而黑人女性則勉強維持生計。在此過程中，南非礦業(yè)和農業(yè)資本有效地榨取了黑人女性的無償再生產勞動，并借此獲得了驚人的利潤。事實上，南非馬克思主義者對此過程的認識，使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創(chuàng)造了如今流行的術語“種族資本主義”。

癥結在于：除了揭示消滅和榨取黑人原住民的矛盾邏輯外，黑人女性無償再生產勞動對南部非洲定居殖民社會的中心地位，揭示了其根源在于跨大西洋奴隸制的邏輯——一種反黑人主義的邏輯，其定義是鞭笞與欲望、蔑視與渴求并存，以及它自我再生產所需身體的在場與缺席。

關注定居殖民統(tǒng)治下黑人原住民的特定困境，可以清楚地看到種族隔離框架的缺陷。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如果不去面對好望角176年的主奴關系、直到19世紀末內陸地區(qū)的奴隸掠奪，或者仿效巴西奴隸采礦模式的英國工業(yè)采礦，就不可能理解種族隔離時期臭名昭著的“主仆法”——該法最早實施于1841年，即廢除奴隸制七年后，并繼續(xù)管轄勞動關系直至1974年。從阿默斯福特號（Amersfoort）在殖民地建立六年后運來第一批奴隸開始，奴隸人數(shù)就超過了定居者——并且從1711年到1834年解放為止一直如此，南非定居者社會的起步和發(fā)展不僅僅是一個擁有奴隸的社會，而是一個奴隸社會。廢奴僅僅將定居殖民地從主奴社會轉變?yōu)橐粋€后來在種族隔離下被完善的主仆社會。

然而，直到種族隔離制度崩潰之前，由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激進左翼修正主義者形成的史學共識是，種族隔離幾乎完全是19世紀和20世紀采礦業(yè)和工業(yè)資本主義、城市化以及阿非利卡民族主義的獨特產物。盡管伊莎貝爾·愛德華茲（Isobel Edwards）的《走向解放：南非奴隸制研究》（1942）開創(chuàng)了南非奴隸制的學術研究，但直到種族隔離的最后幾十年，像奈杰爾·沃登（Nigel Worden）的《荷蘭南非的奴隸制》（1985）這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才開始系統(tǒng)地挑戰(zhàn)正統(tǒng)觀點，即南非奴隸制“只是”“溫和”暴力、小規(guī)模、局限于開普地區(qū)，因此無關緊要。

自那時起，后種族隔離時代對奴隸歷史的重拾，一方面見證了將那個時代帶入公眾記憶前沿的歷史事件。2002年，法國歸還了19世紀最著名的被奴役女性、戈納夸科伊族女性薩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的遺??；2015年，研究人員在開普敦海岸外發(fā)現(xiàn)了“圣若澤號”（S?o José）奴隸船，這艘葡萄牙船只在1794年運送512名被奴役的莫桑比克人前往巴西途中沉沒。如今，“圣若澤號”被安置在南非伊齊科博物館（Iziko Museums）和美國國家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博物館之間，它是跨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隸貿易相互關聯(lián)性的顯著體現(xiàn)。它不僅是第一艘被確認的運送被奴役非洲人的船只，也是面對廢奴運動興起和西非及中非來源枯竭時，試圖將大量東非人引入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最早已知記錄之一，這一做法將奴隸貿易的持續(xù)時間和強度延長了數(shù)十年。

另一方面，這些歷史也已被證明是少數(shù)定居者的有力工具。近年來，阿非利卡定居者憤世嫉俗地回收和挪用了長期被忽視的被奴役者家族譜系，聲稱被奴役的“始祖母”（stammoeders）是他們自己的祖先——這是許多后種族隔離時代定居者在所謂“彩虹之國”挪用原住民身份的策略之一。而且，盡管公眾重新關注奴隸歷史，但在后種族隔離時代的過渡正義機構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其法律授權僅處理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至1994年曼德拉就職期間發(fā)生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中，奴隸制被排除在官方認可的國家歷史不公時間線之外。在此背景下，黑人女權主義活動家、學者、視覺藝術家、詩人、小說家和電影制作人——其中包括伊薇特·亞伯拉罕斯（Yvette Abrahams）等人——領導了要求對奴隸制持續(xù)傷害進行修復和賠償?shù)暮粲酢?/strong>

奴隸制不僅構建了定居殖民者對南部非洲所謂原住民問題的回應。它還構建了歐洲定居者對所謂新世界原住民問題的回應，改變了全世界所有民族在奴隸制法律終結期間及之后的命運。為了理解這一點是如何發(fā)生的，值得從20世紀的種族隔離退后一步，回到15世紀初跨大西洋奴隸制出現(xiàn)后的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的誕生時刻。

在葡萄牙人從現(xiàn)在的毛里塔尼亞捕獲11名非洲人并于1444年啟動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48年后，在1455年教皇詔書授予葡萄牙對非貿易壟斷權和奴役非洲原住民權力的38年后，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于1492年“發(fā)現(xiàn)”伊斯帕尼奧拉島，標志著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的黎明。換言之，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誕生于跨大西洋奴隸制的子宮。

正如馬哈茂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所示，1492年，而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代表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成立時刻，其自由主義特征以宗教寬容和（歐洲）國家內部及相互間主權的相互承認為標志。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是歐洲通過驅逐解決內部沖突動力的強化：不僅將歐洲的沖突和戰(zhàn)爭驅逐到非歐洲人民和土地上，還將歐洲的過剩和不受歡迎的人口驅逐到其定居殖民地。例如，1688年逃離法國天主教宮廷并在開普敦登陸的法國胡格諾派教徒，正是隨著宗教改革的暴力將歐洲定居者拋向大西洋兩岸。又如1820年，在拿破侖戰(zhàn)爭后面臨失業(yè)危機的英國，決定將5000名公民安置到英屬開普殖民地——這是南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單次定居者涌入。

哥倫布登陸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次年，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的奠基法律文件——1493年教皇詔書《凡非基督徒之土地》（Inter Caetera）——授予西班牙殖民、皈依和奴役新“發(fā)現(xiàn)”土地上“原住民”的權利。該詔書將西班牙和葡萄牙對這些土地的占領轉變?yōu)槠渌麣W洲國家必須尊重的合法主權。通過兩個關鍵原則，它還使否認原住民人民的主權成為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國際法的核心原則：歐洲定居者的“征服權”和“發(fā)現(xiàn)原則”，后者賦予歐洲基督教國家對他們“發(fā)現(xiàn)”的土地的主權要求，即使這些土地已由非基督教原住民居住，實際上消滅了原住民的所有權和權利。詔書頒布，非歐洲人（因非基督徒身份）沒有任何歐洲人（因基督徒身份）必須尊重的權利。幾個世紀后，在2000年，《凡非基督徒之土地》詔書因一小群天主教徒請愿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否認該原則而成為國際頭條新聞。2023年，教皇方濟各為此道歉，并正式承認原住民“非基督教人民”的主權權利。

形成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高潮的同一股歷史力量，同時也扼殺了終結土地被剝奪的可能性。

在《凡非基督徒之土地》詔書頒布不到一個世紀后，著名的1550-1551年巴利亞多利德辯論（Valladolid debate）成為歐洲定居者首次試圖解決我們要說的原住民問題的重大嘗試。在西班牙神學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胡安·吉內斯·德·塞普爾韋達（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的辯論中，前者確認了1537年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的教皇詔書，認為他們擁有理性的靈魂，因此能夠接受基督的話語。因此，他們不能像塞普爾韋達所爭辯的那樣被視為“天生的奴隸”。辯論結果尚無定論。盡管如此，西班牙還是采納了拉斯·卡薩斯的建議：雖然應禁止奴役美洲原住民，但非洲人特別適合作為家奴。

拉斯·卡薩斯已明確這一點：所有黑人——無論是那些從其土地上被盜并被奴役在新世界的人，還是那些后來土地被盜的非洲人——都無權對身體或領土擁有主權。與此同時，歐洲人在道義上有義務通過不奴役美洲原住民來尊重他們的身體主權，盡管他們沒有義務尊重其領土主權。

因此，拉斯·卡薩斯確立了對黑人身體和領土主權的雙重不承認為定居殖民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核心。非洲本土黑人的土地主張也因此變得雙重無效：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身體沒有可執(zhí)行的主張，他們怎么可能對他人必須尊重的土地和領土擁有任何主張？（反之亦然——這是領土猶太復國主義要求建立和維護以色列民族國家的核心問題：如果一個人對他必須尊重的土地和領土沒有主張，他怎么可能擁有身體主權？猶太定居殖民主義建立猶太民族國家的理由，正是受到一個民族的身體和領土主權密不可分這一觀念的驅動。）

同樣的邏輯塑造了17世紀中葉以后荷蘭征服和定居好望角的軌跡。在大部分從事奴隸貿易的“荷蘭黃金時代”，荷蘭西印度公司主要推動了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而其姊妹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則壟斷了印度洋奴隸貿易。此外，當英、法、西、葡等國建立和擴大其基于奴隸制的帝國時，荷蘭提供了支撐全球奴隸貿易的資金和技術。

165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了第一個永久性歐洲定居點；五年后，阿默斯福特號運來了第一批奴隸——174名安哥拉兒童，他們的人數(shù)超過了荷蘭定居者，將定居殖民地轉變?yōu)榕`社會。到1806年英國第二次奪取開普時，荷蘭已從東南非到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整個印度洋盆地輸入了至少63,000名靈魂，這還不包括被荷蘭人征服和奴役的原住民非洲人。早在1673年，VOC就授予其定居者（荷蘭市民）組建突擊隊（kommandos）的權利，這些突擊隊與原住民非洲人爭奪土地和牲畜，并在內陸進行奴隸掠奪。到1775年，奴役原住民非洲人通過所謂的“學徒制”被正式合法化——即奴役那些因征服戰(zhàn)爭而成為孤兒的非洲兒童或18至25歲的年輕人。

從1795年大英帝國首次奪取荷蘭開普殖民地直到1899-1901年南非戰(zhàn)爭，奴隸制問題實際上調解或決定了每一次關于“原住民”和領土的重大英布沖突。英國在1828年廢除開普的農奴制和1834年廢除奴隸制，引發(fā)了所謂的1835-1846年“大遷徙”（Great Trek），即布爾人奴隸主定居者向南非內陸的出走。布爾人領袖彼得·蕾蒂夫（Piet Retief）在其著名的1837年《宣言》中宣稱：“我們抱怨因解放奴隸而被迫承受的嚴重損失?！闭缑绹吔畬ε`制的關閉驅使蓄奴的南方邦聯(lián)脫離聯(lián)邦引發(fā)內戰(zhàn)一樣，所謂“空曠”的南部非洲內陸允許蓄奴的布爾人開始一場物理上的出走，以重建他們——用蕾蒂夫的話說——“維持主仆適當關系”的自由。

在流亡的布爾人征服內陸新領土后，英國于1843年吞并納塔爾殖民地，后于1877年吞并德蘭士瓦，借口是保護原住民免受“布爾奴隸制”的侵害。然而，吞并納塔爾后，這群英國人卻開創(chuàng)了臭名昭著的isibalo制度，即在納塔爾的公共工程和農場上強迫勞動。隨后的幾十年里，隨著英國開始從其印度殖民地尋找勞工來經營納塔爾的甘蔗種植園和鐵路，納塔爾體現(xiàn)了——即便在解放后——奴隸制是如何不僅構建了對“原住民勞工問題”的回應，而且構建了對一般勞工問題的回應。在大英帝國各地，跨大西洋奴隸制的結束產生了對“后”奴隸制勞工制度的需求，這導致了所謂的“苦力”勞工制度，即從印度和中國輸入契約勞工。

在英國正式廢除開普奴隸制很久之后，隨著1866年金伯利發(fā)現(xiàn)鉆石和1886年威特沃特斯蘭德發(fā)現(xiàn)世界最大金礦儲量開啟南部非洲的“礦業(yè)革命”，奴隸制仍然是南部非洲工業(yè)資本這一龐大機器中的幽靈。在金伯利的鉆石礦場，英國礦業(yè)資本對“原住民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將南部非洲的黑人男性征召進臭名昭著的封閉式礦區(qū)系統(tǒng)。作為跨大西洋種植園邏輯的直接本土重述，南部非洲礦業(yè)革命推廣了監(jiān)獄式勞工大院和通行證制度的廣泛使用——再次將黑人男性固定為廉價、受囚禁的勞動力。

就像美國內戰(zhàn)一樣，1899-1901年的南非戰(zhàn)爭不僅僅是一場關于（白人）主權的戰(zhàn)爭；英國人和布爾人還在爭奪對世界最大金礦綜合體以及將開采這些金礦的“原住民”的控制權。毫不奇怪，在奴隸制正式結束幾十年后，戰(zhàn)后英屬南非的“原住民問題”成為1900年在倫敦舉行的第一屆泛非大會的主要推動力。多米尼加律師喬治·詹姆斯·克里斯蒂安（George James Christian）在主持最后一天的討論時，將“在16世紀被從土地上偷走”的非洲人與“現(xiàn)在被擠出自己土地”的非洲人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正如他所問：“如果這不是奴隸制的復活，那是什么？”最終，交戰(zhàn)的布爾人和英國人通過新成立的南非聯(lián)邦和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在否認黑人主權和土地主張的基礎上達成了和解。

隨著20世紀向國民黨1948年正式實施種族隔離制度推進，定居者當局開始通過完全否認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的原住民地位，來將定居殖民主義自然化的論述工程。在幾個世紀稱黑人為“原住民”之后，這個詞從官方種族隔離術語中消失了；官員們開始稱黑人為“班圖人”（Bantu）。20世紀的定居者史學和種族隔離神話制造機器宣稱，如今占南非人口近80%的黑人班圖語使用者并不是幾千年前到達次大陸的，而是在第一批荷蘭定居者登陸好望角的同一時間首次越過林波波河。因此，黑人班圖語使用者不能被視為這片土地的原住民，正如阿非利卡民族主義項目開始宣稱的那樣，“我們都是定居者”。

到1958年，種族隔離國家已將前原住民事務部更名為班圖行政和發(fā)展部，而原住民教育則變成了備受鄙視的班圖教育。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否認其土地主權主張的政治動機，黑人拒絕接受“班圖”一詞。正如黑人報紙《班圖世界》（1956年更名為《世界報》）在1949年9月的一篇社論中所解釋的那樣：“政府希望非洲人正式被稱為‘班圖’，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非洲人’。一位大學教授反對‘非洲人’，因為它讓黑人變得如此愛國，以至于說到非洲時會說，‘這是我自己的，我的原住民土地（Native Land）?！比绻诙ň又趁窠y(tǒng)治面前，黑人原住民無法對其作為“原住民土地”的非洲提出不可侵犯的主權主張，那么世界各地的黑人又怎能對主權擁有不可侵犯的主張呢？

阿非利卡民族主義者開始通過完全否認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的原住民地位，將定居殖民主義自然化。正如他們所說，“我們都是定居者”。

正如第一屆泛非大會代表在20世紀初所做的那樣，我們在21世紀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跨大西洋奴隸制是困擾非洲及其僑民黑人主權的幽靈。在其后果中，有一股歷史力量將非洲僑民（祖先被從土地上偷走）與非洲大陸黑人（土地被從祖先手中偷走）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持續(xù)缺乏身體和領土主權。海地剛成為第一個黑人共和國，法國就入侵并使其背負了需要一個多世紀才能償還的賠償賬單。一個半世紀后，海地給黑人主權投下的長長陰影確保了當世界宣布1960年為“非洲獨立年”時，美國和比利時就奪走了剛果領導人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的性命，粉碎了剛果黑人主權超越表面獨立的任何希望。

當英聯(lián)邦呼吁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推遲那個激發(fā)了津巴布韋解放戰(zhàn)爭的土地再分配計劃時，他們擔心要求將原住民土地歸還給津巴布韋黑人會破壞國際社會對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和種族隔離這一“合理”且“可行”斗爭的支持。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在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白人身體和白人領土的不可侵犯性，是津巴布韋土地改革遭到全球反彈被當作恐嚇那些敢于觸及土地問題的南非黑人的原因。

“我們都熟悉白人身體的全球神圣性，”南非文學評論家恩賈布洛·恩德貝萊（Njabulo Ndebele）在2000年的史蒂夫·比科紀念講座中提醒我們，“無論在世界何處侵犯白人身體，如果肇事者是非白人，無論白人身體的社會地位如何，都會隨之而來某種嚴厲的報復……南非的白人特權是國際白人特權保護的受益者。”正是這種國際白人特權，讓特朗普在提議為阿非利卡人提供“難民”身份的同時，懲罰試圖通過《征收法案》進行溫和土地改革的“主權”黑人多數(shù)民族國家南非。

1948年后南非國家的一個核心項目是否認黑人原住民多數(shù)群體作為土地“原住民”的地位，這凸顯了種族隔離范式的主要問題：種族隔離本身就是一種將先前的、持續(xù)的定居殖民主義和原住民土地被剝奪歷史自然化和沉默化的手段，以便為當時在政治上更可口的“民族群體”“分立發(fā)展”的隔離主義項目掃清意識形態(tài)障礙。將定居殖民征服自然化——無論是通過聲稱“我們都是原住民”，還是“我們都是定居者”，抑或是具體化種族隔離的種族隔離范式——都是一種使想象其終結成為不可能的做法。

換言之，不僅僅是像南非種族隔離國家這樣的保守右翼政權讓定居殖民征服消失了。通過采納并具體化種族隔離范式，南非的左翼自由主義傳統(tǒng)、國際左翼以及“基于規(guī)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該秩序尚未正式廢除基礎性的“發(fā)現(xiàn)原則”和“征服權”——不僅將定居殖民主義和原住民土地被剝奪自然化，而且批準了它。

作者

帕納謝·奇古馬齊（Panashe Chigumadzi）是布蘭迪斯大學非洲及非裔美國人研究助理教授。她著有歷史回憶錄《這些骨頭將會升起》（These Bones Will Rise Again）和小說《甜蜜良藥》（Swee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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