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憶馮承柏先生

馮承柏先生走了半年多了，提起筆來回顧五十多年來與他的交誼，點點滴滴，歷歷在目。第一次認識他的情形還印在我的腦子里，雖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但恍若昨日才發生的。1956年歲末，我從北京來南開探望父親鄭天挺先生。為了慶賀新年，承柏的父親馮文潛教授設家宴款待我們，席間還有一位中年婦女以及正在南開歷史系讀書的云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先生的女兒李岫。那天，在他們家第一次見到了承柏，他的熱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從此以后，我們就慢慢開始了交往。

我們的父輩就是好朋友?？箲鹌陂g，馮文潛教授和鄭天挺先生都在西南聯大教書。當時大多數教授都是獨自一人，家屬都不在身邊，相互往來很頻繁。馮老與鄭老住地很近，過從甚密，幾乎每天見面。馮老留學歐、美十一年，學識淵博，見解獨到，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很深邃，很博得鄭先生的贊賞。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各自復校，馮老回南開任文學院院長，鄭先生回北大，仍任秘書長及史學系主任。1949年，新中國成立，各方面的形勢都發生了變化。1952年，高校教師先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然后按照蘇聯模式，全國高校進行院系大調整。教師也進行了很大的變動，鄭先生調至南開大學，任歷史系系主任。這樣，鄭老與馮老又可以經常見面了。我母親去世很早，我們子女四人又都在北京，鄭先生仍和西南聯大時一樣，是只身一人來津的。當時南開住房條件極差，鄭先生住在楊石先校長家內一間十七平米的房子里。自已無法開火做飯，只能去職工食堂吃飯，有時開會晚了，還有無飯無菜的時候，生活十分不便。馮老就經常邀鄭先生去他家里吃飯。

1955年，我在北大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所（今屬中國社科院）工作，每逢假日都要來南開看望父親。馮老夫婦知道后，亦必設宴招待，一起熱鬧熱鬧，聊聊天，很是開心。每次承柏都相當熱情，與他很聊得來，我們也就越來越熟悉起來了。

為了照顧父親，1963年初，我和妻子傅同欽都調到南開歷史系。不久，承柏兄亦來本系工作。我在明清史研究室，他在美國史研究室（1964年后）。當時是坐班制，我們每天都去辦公室上班。這樣幾乎每天都可以與他見面了。每逢課間休息，我們一起打打乒乓球。下班后，經常一起去工會打球、玩撲克、聊天，其樂融融。不久，“文革”開始了，這樣的氛圍就被打破了。

“文革”初期，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承柏與我都分在了“中間組”。中間者，即介于革命群眾與“牛鬼蛇神”之間。“中間組”的組長是個不到五十歲的老教授，一位好好先生，什么也不管。副組長是位“欽定”的“又紅又?！钡闹心杲處?，他雖不時用“左”的一套吼吼人，但也為時不長，形勢就變了。

到了1966年10月中旬后，“中間組”的人也有某種逍遙。因為當時紅衛兵不管，革命群眾也不管，我們倒也有某些自在。承柏和我也可以到校外看看大字報，甚至騎車到外面跑跑，有時去塘沽，還有一次甚至要去北京。記得那次去北京，是承柏、劉澤華和我三人準備騎車進京。騎到蔡村時，突然刮起了風。風很大，我們逆風而行，非常艱難。當時，承柏的身體很好，無所謂。我和澤華則主張不去了，承柏聽從我們的意見，也就與我們一起打道回府了。后來大家又一起去過王慶坨、勝芳等地。在那個如火如荼的歲月里，我們倒也尋得幾分自在、幾分逍遙，也算是苦中尋樂吧。當時承柏身體很好，1969年他由河北完縣騎車回天津辦事，來回三天，行六七百里，一點沒事，還受到了工宣隊的表揚。

我和承柏的專業不同，但他對我的幫助很大。1981年，我給研究生開了一門明代土地制度的選修課，主要是講明代的莊田。我把提綱給他看，向他請教。提綱中列有明代的官田與民田、明代的莊田引發的賦役關系及階級關系的變化、明代莊田的特點及經營方式等等內容。他看完想了想說：“應當加上明代莊田制與西方莊園制比較一題。因學生學世界史時，對西方莊園制多有所了解，而對明代的莊田卻了解甚少，如能分析二者異同，就更好了?！彼€向我講述了西方莊園制的特點和他的看法，使我受益匪淺。1986年，我去荷蘭參加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召開的17世紀東西方貿易交流的學術討論會，寫了一篇鄭成功海上貿易的文章，會議要求一篇英文論文摘要，而我的英文不行，只好向他求助。當時他很忙，我不便更有他求，只說請他弄個一兩千字的英文提要就行了。不料他卻利用一個周日的時間，幫我把文章譯成一篇五六千字的詳細的英文節錄，因稿子字跡十分整潔清楚，我都未打印，就把它復印幾十份，寄給大會會務組了。他這種助人為樂、急人所急的精神，使我萬分感激和欽佩。

承柏對人對事一向熱情。1980年，傅同欽由歷史系古代史組轉入并籌辦新成立的博物館專業。承柏原本對博物館學很有興趣，不久，承柏從家中尋出幾十本有關博物館學方面的專業書，供她教學之用。

承柏為人聰明，學習刻苦，研究用心，分析能力強，看問題有獨到見解。1981年至1983年，他去美國進修美國史，收獲極大。但回國后，他卻說：美國的美國史資料那么多，研究的問題又那么細，看來在國內研究美國史是相當困難的。不久，他就轉到了博物館專業去了。我覺得他的說法有道理，但也為他中途遽然“改行”感到惋惜。

承柏的行政能力亦強。不論是在歷史系、社會學系、教務處、校圖書館等單位的領導崗位上，他都干勁十足，忘我工作，得到大家擁護，也贏得了大家的尊敬。可惜他最近這些年，身體欠安，使他的才華未能得到很好的發揮。

承柏離開我們半年多了，他對人熱情，對工作一絲不茍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2007年9月

(原載馮承柏教授紀念集編委會編《春思秋懷憶故人：馮承柏教授紀念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