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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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霞
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的展廳里,總藏著些不動聲色的驚喜。一尊東漢捧盾石人靜靜佇立,作為館里為數不多的漢代石刻遺存,它身上帶著漢代雕刻獨有的雄渾樸拙。它像一位跨越千年的故人,見證著歲月流轉,與北京城的歷史文脈悄然勾連。
漢風古韻的都城印記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里的這尊東漢捧盾石人,是當時亭長形象的石刻具象:頭戴網幘,身著寬袖長袍,雙手拱于胸前捧盾,通高一米五。它雖身形不算高大,卻自帶一股不容侵犯的威嚴。這尊沉默的石人,恰是漢高祖劉邦《大風歌》中“大風起兮云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渴求的“守土猛士”的生動再現。
世人提及劉邦,多驚嘆其開創大漢王朝的雄才大略,卻鮮少留意他發跡前的卑微起點——秦代泗水亭長。亭長是秦漢基層核心官職,隸屬縣府、歸縣尉統轄,看似職級低微,實則是“多面手”:既要維護地方治安、緝捕盜賊,還要管理徭役、接待過往官吏。劉邦任亭長時,生性豁達卻不喜農耕,常與鄉里縱酒暢談,與蕭何、曹參、周勃、樊噲等結下深厚情誼,這些豐沛故舊成了劉邦這位布衣天子開創大漢帝國的股肱之臣。
東漢墓前常成對設置石人,捧盾者為亭長、執彗者為門卒,構成墓主生前的儀衛體系,山東等地出土的同類石人,部分還清晰刻有“亭長”銘文。東漢亭長仍主掌基層治安,十里一亭,除捕盜、理民政外,還兼掌迎送禮儀,而盾正是其履職的標志性裝備。專家考證,這尊石人可能是鎮守官署門戶或守護貴族墓葬的低級武官,以石刻形式定格了東漢亭長的典型形象。
這尊石人的出土,與北京地區的歷史脈絡緊密相連。先秦至秦漢,此地作為燕國舊地,見證了王朝更迭與政區變遷的歷史,經歷了由諸侯國變廣陽郡,再復封的過程,始終處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國防一線。自漢末經魏晉南北朝至唐末,北京的邊關屬性從未改變,始終肩負守護中原北疆的重任。遼金以后,北京政治地位陡升,至元、明、清成為帝都。燕趙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而這尊捧盾石人,正是燕趙大地尚武任俠、剛毅勇烈精神的生動再現。
冬至晨光里的“點石成金”
每年冬至清晨,陽光越過城市的屋脊,像被精心裁剪的金綢,從西展廳的門窗溜入。先是極細的一縷,輕吻上石人的頭頂,好似怕驚擾了它千年的沉夢;轉瞬便舒展身姿,緩緩流淌、蔓延,一寸寸拂過發冠紋路、衣袂褶皺、盾牌邊緣,直至整尊石像都被裹進璀璨的金輝中,最后變成一尊“金人”。
館里的小貓莫妮卡,也難得挪開溫暖的軟墊,踩著細碎的步點踱進西展廳。待暖陽鋪展至最盛之際,它乖順地蜷臥在石人腳邊,一身白毛被金輝染成溫潤的蜜糖色,喉嚨里漾出輕柔的呼嚕聲,與靜謐的晨光交織成一段溫柔的韻律。一石一貓,一古一今,就這樣在漫天金輝里靜靜相對,看光影在石人身上緩緩游走,時光仿佛也在此刻放緩了流轉的腳步,古今歲月于這方寸展廳間悄然相融。
隨著太陽緩緩升高,投射到石人身上的陽光開始從左至右慢慢消退,先是從石人發冠邊緣悄悄收撤,露出青灰色的巖石底色;而后像潮水般漫過肩頭的衣褶,石人的臉龐被清晰分割:一半是鎏金般的璀璨,一半是墨玉似的沉靜,明暗交織的界線,時而如刀鋒般利落,勾勒出石人的剛毅輪廓,時而似水墨般暈染,添了幾分朦朧的奇幻。
湊近細看,石人眉目清峻,晨光勾勒出眉骨的棱角,一雙吊梢眼在光影里愈發深邃,炯炯有神,似能穿透千年的塵埃。下頜處一綹利落的小胡須,在金輝里泛著細碎的光,透著幾分精干與威嚴。此時的石人,不僅凝立在展廳中央,還在“大石出山記”的鏡面展墻上,投下一道清癯挺拔的倒影,與本尊相映成趣。墻面又因光線折射,映出另一重淺淡縹緲的虛影,宛若石人隨光舒展的倩影。石人本尊、鏡中倒影、墻上光影,再添上蜷臥的貓咪莫妮卡與它的小小影子,竟讓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詩意有了具象的模樣。
曲阜石人與阮元的守護
我國多地均有同類石人遺存。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的漢石人亭內,兩尊東漢石人一文一武,相對而立。左方石人通高2.54米,身著冕服、腰佩寶劍,雙手拱于胸前,神情肅穆,胸前“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篆書題刻清晰可辨;右方石人通高2.2米,頭戴武冠、雙手執殳,身姿挺拔,“府門之卒”四字題刻簡潔有力,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少數帶有明確官職信息的漢代石人。
這兩尊石人原立于曲阜張曲村一座東漢大墓前,它們能跨越千年留存,被梁啟超稱為“清代經學名臣最后一人”的阮元功莫大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30歲的阮元以山東學政身份赴曲阜主持科舉事宜,一次偶然機會,他從當地文人閑談中得知,張曲村外有兩尊石人露天放置。憑借金石學家的敏銳直覺,阮元當即前往查看。當見到石人身上的漢代篆書題刻時,他大為振奮:這類帶有明確身份信息的東漢石人,極為罕見。深知露天存放會加速石人風化,阮元調集人手,將兩尊重達數噸的石人遷至孔廟西側矍相圃妥善安置,在左方石人背后題下“乾隆甲寅阮元移置”8個篆書大字。1953年,石人被移入孔廟,1998年安置在新建成的漢魏碑刻陳列館,石人最終在此“安家”,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石人身上的漢代篆書題刻,既是身份標識,更是漢代書法藝術的珍品。清代書法大家翁方綱見到題刻后,盛贊其為“漢篆之最工者”。題刻筆法剛勁、結構勻稱,既延續了秦篆的端莊規整,又融入漢代篆書的靈動灑脫,鮮明展現了漢篆由秦篆向隸書過渡的演變特征,為研究漢代書法演變提供了珍貴實物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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