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雜文作家越努力，越不受待見

雜文作家出現以后，似乎就是為了攪局的，為了給文壇掀起一點波瀾，給當政者提出一些意見。似乎他們越努力，越不受待見。

魯迅寫雜文的時候，總是不被國民黨當局待見。雖然他在教育部的時候和同事們寫雜文，收到了國民黨政府的一筆獎勵金，其實就是封口費，但他們商量之后仍然要諷刺國民黨政府。他們認為拿了這筆錢就算是政府獎勵了，越獎勵越要努力來寫，越要給政府挑毛病，不然就不配做一個雜文作家。那時候寫雜文的人不少，崇拜魯迅的徐懋庸寫雜文，被林語堂誤認為是魯迅化用筆名之后寫的。徐懋庸勤奮寫作，跟魯迅一樣，對社會上烏七八糟的現象進行了猛烈地抨擊。凡是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包括思想、道德、作風，不管是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的，外部的、內部的、大的、小的，有形的、無形的，統統都在他的雜文掃蕩之列。他揭露時弊不留情面，批判社會一語中的，諷刺錯誤嚴肅熱烈。他用筆觸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者的形象，一種是有我就有真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僚主義者；一種是裝腔作勢，冷淡刻薄的官僚主義者；一種是有好心腸、不會辦事、效率低下的誠誠懇懇的官僚主義者等等。他要揭露官僚主義，要批評官僚主義，要向官僚主義大喝一聲，令其猛醒。他關心國家命運，熱愛黨的事業，心里裝著文學，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一般雜文寫得比較出色的作家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都知道大是大非面前應該如何選擇，而不會像周作人那樣左右搖擺，以至于有了附逆的名聲。

即便現在重讀現代文學史上的雜文，也仍然覺得如醍醐灌頂，筆觸老辣，甚至直抵內心，讓人覺得痛快淋漓。那時候的雜文作家都比較努力，而且寫雜文都很厲害，尤其是筆觸辛辣，不會藏著掖著。到了現在，雜文似乎不受待見了。很多雜文作家只是諷刺一些小現象，無關痛癢，譬如燈繩掉了，該由誰來接，地上有爛紙，誰應該掃掉，街面上灑水車是否灑的水過多等等，卻不涉及體制問題，也不涉及人性問題。似乎體制問題不是雜文作家能夠議論的，即便議論也于事無補，根本不能改變什么。而對于人性的問題，雜文作家雖然有所批判，但并沒有深入揭露人性的秘密，沒有看到社會功利化的背后因素，也就是沒有看到權力和資本合謀之后的動力，當然就如隔靴搔癢，搔不到癢處。當然也有一些雜文作家有一雙慧眼，具備真知灼見，能夠發現問題的本質，卻往往并不能痛快地發表文章，很容易被媒體方面截留，或者被封殺，也就沒有什么好脾氣了。說真話的雜文很容易被封殺，而歌功頌德的雜文卻很容易發表。甚至雜文被當成了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不是理論研究的工具，也不是秉持社會良心，說真話的工具。

雜文作家越是努力，當權者越是忌憚，甚至害怕。認為他們寫雜文等于是多事，等于無端生事，沒必要去寫，只需要歌頌社會和諧就可以了。可是雜文作家偏偏不閑著，總是有一種社會擔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當然就要“捉蟲”，發現社會這棵大樹上的很多蟲子，及時捉出來，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可是當權者往往會掩蓋缺點和錯誤，總是不想雜文作家揭露出來，而是讓他們說社會這棵大樹如何枝繁葉茂，如何濃蔭遍地，如何長勢喜人?？墒请s文這種文體天生就是帶有諷刺和批判意義的，并不僅僅只是歌功頌德。倘若所有雜文作家都寫歌功頌德的文章，那么雜文這種文體就失去了生氣，也走向了死亡。因為雜文最具特色的批判和諷刺風貌沒有顯露出來，怎么說都是對這種文體的褻瀆。雜文作家往往要從哲學或政治、經濟等角度來批判社會，批判人性，而且有很多的知識儲備。他們越是努力，就越容易寫出辛辣諷刺的文章，容易對當權者形成一定的諷刺，也容易對人性形成一定的諷刺。似乎人們只是喜歡好的方面，不喜歡壞的方面，喜歡優點，不喜歡錯誤，最終掩蓋錯誤。甚至懼怕發現錯誤的人。有地方官不能解決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就算是解決了問題。

在如此的背景下，倘若雜文作家非常努力，總是提出一些社會問題，而當權者卻無法解決，就很可能讓雜文作家閉嘴，不讓他說，也不讓他寫，就算是社會和諧了。那么雜文作家還有必要努力嗎？倘若他們受了良心的譴責，就要努力寫下去，哪怕不賺錢也要寫下去。因為權力系統和資本已經合謀，早已經形成了對社會事態的控制，也早已經對雜文作家形成了一定的壓力，讓他們只寫好的一面，不寫壞的一面。倘若他們真的要寫壞的一面，就要有限度地寫，委婉地寫，就像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樣，委婉地提出問題，委婉地提出意見，而不是像古代一些臣子那樣直接諷諫或者死諫。倘若所有的雜文作家都這樣寫，那么雜文就沒有了生命。而有的雜文作家卻有使命感，總是要學魯迅來寫，卻最終發現不受待見。雖然魯迅一生都在寫作，而且雜文成了他創作中的重頭部分，也受到過偉人的推崇，但現在似乎不是那個時代了。雜文作家應該歌頌社會的美好，而不能總是看到社會的陰暗面?？墒请s文本身就具有諷刺的特性，具有斗爭的鋒芒。倘若只是溫文爾雅地寫社會和諧，那就是普通的散文，而不是雜文。除了主流意識形態對雜文作家加以限制，就是報刊媒體和網絡媒體對雜文加以限制。雜文作家只能在一些小刊物上發表文章，卻不會引起什么社會波瀾，也不會擁有太多的讀者。

似乎雜文作家越努力越不受待見，但他們只在一小塊園地里獨自耕耘，也就“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管春夏與秋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