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三八年6月，武漢那邊打得天昏地暗，前線戰壕里的血都快流干了。
就在這節骨眼上，大后方卻給蔣介石上演了一出讓人哭笑不得的“滑稽戲”。
老蔣想著提振一下士氣，在珞珈山辦了個高級干部訓練班，一口氣調來了600號中央黨部的“骨干”受訓。
這幫人平時人五人六的，結果剛開學不到一周，好家伙，竟然有一半人嫌伙食太差、床板太硬，直接卷鋪蓋跑路了。
這還不算完，剩下這一半所謂的“黨國棟梁”，在一次簡單的測試里，面對幾道圓周率計算題，居然大部分人交了白卷。
那一刻，蔣介石的臉估計比豬肝還紫，當場拍桌子大罵這幫人是現代版的“八旗子弟”。
但這事兒吧，真不是偶然。
沒人能想到，那時候那個號稱領導全中國的國民黨組織，其實早就腦死亡了。
當一個政黨的精英連簡單的算術題都懶得做，這個龐大的機器其實已經銹蝕爛透了。
咱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國民黨是“敗于軍事”。
你要是真信了這個，那就是被表象忽悠了。
我前段時間翻了翻1938年到1945年重慶時期的老檔案，看到的真相能讓人后背發涼：早在三大戰役那幾聲炮響之前，甚至在抗戰最吃緊的時候，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就已經癱瘓成了一具植物人。
這絕不是我在這瞎咧咧，咱們直接看數據。
1939年初，國民政府剛遷都重慶，那時候重慶是個什么光景？
那是“陪都”啊，中央機關、公務員像潮水一樣涌進來，人口瞬間暴漲到60萬。
按理說，這地方應該是國民黨黨員密度最高的“紅色區域”吧？
結果呢？
當時在重慶中央機關端鐵飯碗的公務員超過20萬人，你猜猜去黨部報到歸隊的黨員有多少？
不到3000人。
這意味著啥？
意味著在南京那會兒，那幫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入黨的公務員，一到了重慶，只要沒了硬性指標，97%的人直接把黨證當廢紙扔了。
這幫人心里門兒清：入黨就是為了混口飯吃，現在飯碗穩了，誰還搭理那個只有義務沒權利的破黨部？
就算到了1943年，眼瞅著抗戰都要看見亮光了，重慶市主動報到的黨員也才勉強湊夠1萬多人。
這不僅僅是懶，這簡直就是一種無聲的投票——在這些體制內精英的心里，那張黨證已經成了擦屁股都嫌硬的廢紙一張。
為啥會搞成這樣？
根子就在南京那十年養成的那個壞毛病：黨是寄生在槍桿子上的。
在地方上，有中央軍撐腰的時候，黨部的人還能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一旦撤退途中軍隊顧不上了，這幫黨務人員跑得比兔子還快。
前線那些拼命的大頭兵氣得罵娘，本來指望黨部能動員老百姓送點水、抬個擔架，結果回頭一看，連個人影都找不著。
既然底下的黨員都玩“失聯”，那高高在上的中央黨部在干嘛呢？
倆字：擺爛。
遷到重慶后的中央黨部，那是相當氣派，職員膨脹到一千多人，但我看這就跟現在的某些養老院沒啥區別。
當時的秘書長葉楚傖，整天就是一副“無為而治”的架勢，只要不出事，絕不干實事，被人送了個綽號叫“葉婆婆”。
在這個“婆婆”的帶領下，整個重慶的黨務活動變成了一場荒誕的行為藝術。
當時蔣介石也覺得不對勁，手諭要求各機關搞“黨小組會議”，還規定要寫讀書報告。
這招聽著挺嚴吧？
結果到了下面，行政院的那些高官和組長們，陽奉陰違的本事那是祖傳的。
根本不開會，偶爾開一次，也是大家大眼瞪小眼，或者干脆在會場上補覺。
最諷刺的一幕發生在1940年3月，重慶市黨部大張旗鼓地召開“書記會議”。
好家伙，那場面，中央大員親臨主持，彩旗飄飄。
可你往底下一看，坐著的這150號人，怎么看怎么不像當官的。
一打聽才知道，原來真正的“書記”們覺得開這種會太掉價，太浪費時間，根本不屑出席，全都派了自己單位的打字員、勤雜工來頂包。
臺上領導講得吐沫橫飛，臺下勤雜工聽得一臉懵逼。
當高級干部的會議由勤雜工代為出席時，這個黨就已經輸掉了未來。
就在國民黨中央在陪都搞這種形式主義的時候，大片的淪陷區和游擊區其實成了真正的權力真空。
本來吧，這是黨組織深入敵后、動員群眾的絕佳機會，你看延安方面是怎么干的就知道了。
但國民黨這幫大爺是怎么干的？
他們把這當成了派系分贓的盛宴。
就拿山東省黨部來說吧，當時山東大部分地盤都在日本人或者游擊隊手里。
陳立夫為了安插自己CC系的勢力，根本不管山東本地黨員怎么想，直接空降了一個叫何思源的當主任委員。
這還不算，他還想塞一幫躲在重慶、連山東話都不會說的“關系戶”去當省黨部委員。
這種完全架空現實、只顧搶椅子的吃相，真是太難看了。
讓那些還在敵后提著腦袋干革命的山東籍黨員徹底寒了心。
所謂的“黨政委員會”成立后，大員們躲在重慶安全的防空洞里，拿著地圖劃分地盤，誰也不愿意去前線哪怕看一眼。
這就好比家里著火了，一家人不救火，反而站在安全的地方爭論房產證該寫誰的名字。
直到1945年春天，抗戰勝利在望，國民黨組織部部長陳立夫似乎才回過神來。
但他開會時說的那番話，徹底暴露了這個政黨無可救藥的暮氣。
他在會上大倒苦水，說黨的工作推不動，全是因為“別人搶了生意”。
他抱怨省主席太強勢，黨部不敢管；抱怨三民主義青年團搶了年輕人，黨部沒法教；抱怨特務機構太囂張，黨部沒法搞斗爭。
你聽聽，全是別人的錯，他自己是一點毛病沒有。
他滿腦子想的還是南京時期那一套“管教養衛”的太平官思維，完全理解不了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一個革命政黨應該怎么去喚醒民眾、怎么去火線斗爭。
這就好比一個快要淹死的人，不怪自己不會游泳，反而怪水太深、浪太大、救生圈顏色不好看。
歷史的結局其實在這些細節中早就注定了。
它不需要等到三大戰役的炮火，早在重慶那一個個昏昏欲睡的午后，在那些無人問津的黨部簽到簿上，國民黨就已經把自己玩死了。
對于當時的中國老百姓而言，既然這個黨除了爭權奪利和表演作秀之外，既不能保境安民，又不能凝聚人心，那被歷史像倒垃圾一樣倒掉，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宿命。
參考資料：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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