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由上海發起，全國仿效的垃圾分類，現在為什么沒人搞了？

當年由上海發起，全國仿效的垃圾分類，現在為什么沒人搞了？其實一個明明白白的理工科問題，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決，后來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順帶一提，生化環材中有一個一直被人忽視的環，它是純正的理工科，從當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圍城，到現在垃圾不夠用的迥境，折射的是技術發展的迅猛，和人文社會學科跟不上認知的矛盾。
2020年的那個夏天，幾乎每個上海人都在糾結：剩飯是濕垃圾，那泡面湯算什么？一套垃圾分類的“靈魂四問”火遍全網，仿佛一夜之間，中國進入了“分類時代”。
那時的上海，是全國的樣板，路口設點、志愿者上崗、動輒罰款，動靜之大，堪比一場“全民運動”。
從上海到杭州、從成都到北京，垃圾分類成了“政治任務”，上升到了“文明城市”的標配指標。
可五年過去了，2025年快結束了，這股熱潮卻冷得出奇。
現在還能在小區看到旁邊站著志愿者的嗎？上一次因為分類錯誤被提醒是什么時候？不少城市的分類垃圾桶都已經換成了“智能一體桶”，更別說農村和郊區了，分類成了擺設。
問題是，這場曾經被寄予厚望的“綠色革命”，為什么突然沒人搞了？
表面上看，是老百姓“懶了”，但真相遠比這復雜，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政策失效，而是一次范式的轉變——從“人盯人”的社會動員，到“技術替代”的系統重構。
最初推動垃圾分類時，靠的是宣傳、教育、引導、罰款，甚至是道德綁架，但問題是，這種做法太依賴“人”的配合。
2019年到2021年，多個城市搞得熱火朝天，但在執行層面卻困難重重。
上海某街道工作人員曾透露，每天要安排3人輪班盯著垃圾桶，一旦居民不配合，矛盾立馬爆發。
有小區物業甚至干脆把垃圾桶鎖起來，要求“定時投放”，結果是居民凌晨三點偷偷來扔垃圾，和保安玩“貓鼠游戲”。
北京的“廚余垃圾”到了廣州變成了“濕垃圾”，豬骨頭在深圳是干垃圾，在成都卻是廚余。
2022年一項覆蓋全國28個城市的調研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表示“搞不清楚分類標準”，近一半人“被罰過一次就不想管了”。
前端分得再細，后端的處理能力卻嚴重跟不上，很多城市沒有足夠的處理設施，干濕分開運過去，最后卻混在一起燒。
2020年廣東某地被爆“分類后又混運”，輿論嘩然，市民的信任感一夜崩塌。
當人文治理陷入瓶頸，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學科分支”開始發揮力量——環境工程。
垃圾焚燒技術就是這樣從幕后走向前臺，更關鍵的是，垃圾變成了電，一噸生活垃圾，可以發電400到600度，足夠一個三口之家用上一個月。
AI的加入更是顛覆，重慶在2023年上線一套全鏈路AI智能管理系統，能實時監控垃圾含水率、熱值、分類比例，一旦發現異常自動調整處理流程。
這套系統上線后，原來需要100人的焚燒廠，只剩下20人還在崗。
東莞海心沙示范基地，已能夠實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廚余垃圾、危廢垃圾的“協同處理”，年處理能力破百萬噸。
不是靠人力分類，而是靠系統判斷、機器分揀、智能焚燒，人不動，系統動。
最諷刺的變化來了，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垃圾圍城”成了高頻詞，但到了2024年，很多城市的垃圾焚燒廠卻開始“吃不飽”。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垃圾不夠用”的現象？一方面是居民生活垃圾增速放緩，另一方面是技術效率提升，單位垃圾處理時間縮短，處理能力遠超供給量。
這個結構性變化，徹底顛覆了城市垃圾治理的邏輯。
技術解決了“垃圾去哪兒”的問題，但垃圾從哪來、怎么來，仍需社會協同，這就回到了人文和技術的再平衡問題。
未來垃圾治理的重點，不是“你分沒分對”，而是“系統能不能識別、能不能處理”。
智能回收箱、AI識別、積分兌換，將逐步取代人力監督和罰款手段。
北京、深圳的部分小區已試點“智能垃圾柜”，居民刷臉投放，系統自動識別垃圾種類，積分直接到賬。
源頭減量仍是關鍵，比如外賣包裝、快遞盒、一次性用品，這些不是靠技術能解決的，而是要靠消費習慣的改變。
環境治理是一場系統工程，既要技術支撐，也要制度設計，更要公眾參與，技術是骨架，制度是肌肉，社會是血液，三者缺一不可。
垃圾分類火過，冷過，但它的終點并不是“失敗”，而是“升級”。
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一次全民習慣的轉型，后來才發現，它其實是一場由技術主導的系統性重構。
垃圾治理的未來，不再是“讓每個人都學會怎么扔垃圾”，而是“讓系統知道怎么處理垃圾”。
這不代表放棄分類，而是分類的方式從人腦轉移到了機器。
曾以為這是一次人文治理試驗，結果是一次科學技術的勝利，被忽視的“環”，在不聲不響中改變了整個城市的運行邏輯。
從“圍城”到“短缺”，從“分類”到“資源”，垃圾的命運折射出的是社會治理從“人治”走向“智治”的路徑。
真正的治理，是多學科的協同。
信源：新聞調查丨上海垃圾分類，前端的努力如何不被浪費？后端怎么處理？中國青年網官方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