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74年復出不想回原單位，葉劍英特意關照：想回部隊我幫你爭取

1974年10月5日，北京西山的松針還沾著露水，伍修權得到通知：下午可去醫院探望幾位老戰友。這天看似平常，卻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自1966年被“靠邊”，整整八年，他過得極為沉悶，想重返工作崗位卻始終找不到出口。探視結束，他沒有立即回家，而是拐向玉泉山，敲開了葉劍英的房門。

葉劍英握著他的手，仔細端詳，笑中帶著心疼。寒暄數句后，葉帥問得直接：“還沒正式安排吧？你想去哪兒？”伍修權猶豫良久，只說一句：“若能再披軍裝，當然再好不過。”這句看似隨意，卻是肺腑之言。外交部的確熟門熟路，可那里的空氣讓他心里發緊；軍裝帶來的安全感，外人難以體會。

須知伍修權并非普通“老兵”。早在1931年他就出任閩粵贛軍區參謀，之后與葉劍英在瑞金紅軍學校相識，二人交情深厚。葉帥欣賞他熟諳軍事又精通多國語言，常說“難得的不只是學歷，還有頭腦和魄力”。于是1933年，李德到中央蘇區，葉劍英第一時間將伍修權推薦去當翻譯。長征途中，伍修權因此列席遵義會議，親眼見證了那場決定生死的討論。

抗戰爆發后，葉劍英主管八路軍辦事處，伍修權調蘭州分處，時常深夜電報請示，兩人“明里分工，暗里唱和”，把統戰工作織得密不透風。1941年回延安，他出任總參一局局長，協助分析敵情。那幾年國共形勢復雜，日軍、頑軍、雜牌部隊三方攪在一起，情報工作比槍炮更見真章。

解放戰爭期間，他在東北辦軍校、建軍工、籌航空。有人評價，“他不像在打仗，更像在鋪設未來。”的確，空軍、海軍骨干大半出自當年那幾所剛起步的學校。新中國成立后，伍修權去外交部，1950年亮相聯合國，兩小時兩萬字痛擊美方代表，成了世界媒體追逐的“硬骨頭大使”。

然而1966年風浪驟起，他因力保多位老干部而被盯上，隨后被“審查”，資料室、辦公室大門統統向他關閉。最苦悶的時候，他只能在家中翻譯列寧原著自我充電。八年過去，歲月仿佛堵塞在喉嚨里，一口氣悶得難受，他急需釋放。

回到葉帥那間簡陋會客室，伍修權將所有顧慮和盤托出：外交部同事變化太大，新人不熟悉；外聯部曾考慮過他，可他自覺“不太對路”；如果重返軍隊，至少行事邏輯不用重新適應。葉帥聽完，只拍拍他的肩膀：“部隊正缺你這樣懂外事又懂情報的干部。寫封信給主席，愿望寫清楚，我來遞。”

“那就多勞您了。”伍修權聲音壓得很低，他清楚，無論情分多深，沒有流程的背書也走不過去。回家后，他連夜執筆，三頁信紙不添一句客套：交代身世，說明特長，表達回總參的愿望。第二天清晨，他將信封交給葉帥衛士，囑咐“請務必親手轉交”。

時間拖了不到十天，答復就到了。葉劍英親自來電話，只說一句：“主席批了，你四月到總參報到。”聽筒那端沉默數秒，伍修權才吐出“謝謝”二字。至此，他正式重披軍裝，職務定為副總參謀長，主管情報與外事。對他而言，這不僅是職業上的回歸，更是精神上的安頓——多年漂泊，終于找回屬于自己的坐標。

1975年4月初，伍修權走進總參大樓。門崗敬禮的一刻，他下意識抬頭望旗幟，腳步頓住半秒，才邁進熟悉又陌生的走廊。辦公室陳設樸素，電話、地圖、密碼機樣樣齊備；窗口朝北，正對當年他規劃過的軍政學校舊址，恍如光影重疊。一名年輕參謀遞過文件，見他沉思，以為指示未聽清。伍修權抬眼，語氣平穩：“從今天起，按照最新敵情，重新梳理東南方向情報鏈條。”聲音不高，卻透出不容置疑。

不久，他便聯絡駐外軍事代表，補建情報網；又根據國際形勢調整培訓計劃，將語言課程納入必修。有人疑惑：副總長管得這么細，是否“小題大做”？伍修權只給出一句話：“情報準確一分，戰爭就少死幾百人。”在那間辦公室，他晝夜不分，重新找回了年輕時的節奏。

1976年，伍修權參與起草邊防作戰預案，文件前后改動十七稿。至會議最終定稿時，他揉著酸脹的眼問助手：“地圖比例尺改了嗎？”助手回答“已校正”。他這才點頭。細到針尖的嚴謹，讓同僚都暗自嘆服：這位新來的副總長，其實是“老兵新槍”。

從重披軍裝到離休，伍修權在總參僅待七年，卻建立起覆蓋東亞、歐洲、北非的情報交互渠道，為后續對外軍事合作提供了模板。更關鍵的是，當年那張葉劍英遞給毛主席的介紹信，幫他跨過了最艱難的門檻。一次閑談時，有人問他“最感謝誰”。他想了想，只吐出兩個字：“葉帥。”隨后微微點頭，不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