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諾給毛主席拍了張照，猶如一枚巨型炸彈，讓老蔣忐忑不安

1973年10月19日凌晨六點多，北大未名湖畔薄霧散開，幾位工人正把一只銀灰色骨灰盒輕輕安放進花崗巖紀念碑下。旁邊靜立著周恩來、吳階平等人，花圈上的落款里最醒目的仍是“毛澤東”。人們不禁低聲議論：一個美國人，怎么會讓中國最高領導層如此隆重相送？答案要追溯到三十七年前陜北山梁上一聲快門。

埃德加·斯諾，1905年生于密蘇里州堪薩斯城。1928年初，他懷揣一本《世界地理》搭船抵達上海，本想找點異國題材賺稿費。沒過多久，上海“一·二八”炮火與北平“慘案”沖擊著他的相機膠片，也改寫了他的職業取向——“我得讓更多人知道這片土地發生了什么”。

1931年至1935年間，他跑遍華北、東北，拍下日軍轟炸的火球，也記錄難民潮的面孔。鏡頭里最刺眼的是“苦難”二字，而國民黨內部對日反擊乏力的狀況讓他困惑。1935年底，他在宋慶齡住所第一次聽到另一個名字——“陜北的共產黨”和“毛澤東”。宋慶齡只淡淡說了一句：“想弄明白中國，最好親自去一趟。”

1936年7月3日清晨，斯諾與美國醫生馬海德坐吉普離開西安城門。車過甘泉時，炮聲在遠山滾動，馬海德半開玩笑：“要是見不到毛，白冒險了。”斯諾把相機緊了緊：“拍到一張好照片就夠本。”這一條總長近八百里的行程，他們在黃河渡口換騾車，在雨夜潛行，于7月13日抵達保安（今志丹）。

周恩來是他在蘇區見到的第一位中共中央領導。會面當天，周恩來遞上一份用鋼筆寫的采訪日程，足足九十二天。對外來記者如此信任，斯諾有些意外；周恩來只是笑著說：“你想看什么，我們帶路。”毛澤東隨后在中央會議上補充：“全力配合，不設禁區，安全由紅軍負責。”

15日傍晚，毛澤東窯洞外爐火正旺。斯諾發現這位紅軍總司令身形清瘦，言談不失幽默。采訪一共進行了十多輪，話題從土地政策到國際局勢。毛澤東時常反問：“世界會相信我們的故事嗎？”斯諾回答：“照片、文字、膠片，它們會說話。”兩人就此達成共識——真實是最有力的回應。

8月初的一個午后，天氣悶熱，斯諾提議到院外拍照。毛澤東戴上八角帽、扣緊一粒紐扣，腳尖踩在土坎邊。快門聲脆響，定格下領袖微仰的側臉與星形帽徽。斯諾不曾想到，這張照片會像炮彈一般，直接打到南京國民政府的輿論防線。

隨后數周，斯諾步行至前線體驗戰士生活，深入連隊、衛生隊、被服廠。他看到官兵平等，看到糧布配給的公開賬冊，也聽到士兵“打土豪、分田地”的樸素口號。臨行前，紅軍贈他一套軍裝、一支步槍，“這是戰地護身符”。斯諾卻說：“最好的護身符已在我底片里。”

10月底，記者帶著近百張膠片返回北平燕京大學。由于東北日益緊張的局勢，這批底片悄悄寄往倫敦。斯諾把自己關在宿舍，日夜敲擊打字機。七十萬字手稿，醞釀成日后《Red Star Over China》。

1937年2月5日，他在未名湖邊的小禮堂放映紅軍紀錄片。燈光亮起，兩百多名學生爆發掌聲，不少人激動討論：“原來共產黨并非傳聞中的匪徒。”影片結束，一名化學系學生站起：“我們能不能組團去陜北？”此舉讓南京當局警鈴大作。

同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首發后一個月內再印三次。書中那張八角帽照片被英、美、法各大報競相轉載。西方讀者第一次將“毛澤東”與“斯巴達克式游擊隊”聯系在一起。10月中文版偷印于上海租界，短短四周售罄。蔣介石閱后震怒，急令情報處追查渠道，又對陜西保安司令部下死命令：“堵住一切口子，禁止任何通往陜北的交通線。”結果，一道封鎖令反而讓更多青年對延安心馳神往。

1940年前后，白求恩、柯棣華、史沫特萊相繼抵達延安。有人說是《紅星照耀中國》給他們指了路。斯諾在美國和歐洲的演講，同樣為中國抗戰贏得了輿論支持與醫療物資，他因此被美國右派斥為“紅色同路人”。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兩次訪華。1960年初冬，他在人民大會堂與毛澤東長談，話題從大慶油田到中蘇分歧。毛澤東當場把1960版《毛選》五卷簽名贈給他，請他帶給西方學者。1970年12月，斯諾第三次抵京，恰逢中美冷冰期。毛澤東在紫光閣會見時不經意地說：“告訴尼克松，我們準備坐下來談。”這句話隨后經多方渠道傳入白宮，為兩年后的“破冰之旅”鋪下伏筆。

然而，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并未完全散去。斯諾長期遭到FBI監視，護照被限期吊銷，被迫移居瑞士。1972年2月15日，他在日內瓦一家醫院去世，終年六十六歲。遺囑里只寫了一句：“請把我的部分骨灰送回中國。”

中方立即派人赴瑞士協助家屬。骨灰抵京那天，毛澤東特意批示禮賓司：“隆重安放。”10月19日上午，數百名學生與教職工自發到場，蓑衣草間，飄落的黃葉輕拍墓碑。碑文雋刻：“中國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

若說這段跨越半個世紀的友誼有何源頭，還是那聲快門。1936年八月，那頂八角帽在鏡頭里閃著光，擊碎了謊言的外殼，也讓蔣介石第一次真正感到忐忑。照片定格，卻把一段歷史永遠推向新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