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羅瑞卿準備起用謝振華，鄧小平表示支持，楊勇：他工作很出色

1977年8月，北京西郊解放軍總醫(yī)院的病房里，羅瑞卿剛做完例行檢查，護士遞上最新的干部名單。他把眼鏡往下一推，盯著“謝振華”三個字愣了幾秒，隨后輕輕點頭。走廊另一端，警衛(wèi)員急匆匆送來總參值班室的加急電報，內容只有一句話：“楊勇同志建議，謝振華可用”。

這份名單背后隱藏著一場人事布局。那年三中全會塵埃初定，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成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楊勇則調任副總參謀長。三位經歷過血與火的老將軍，著手把一批剛過花甲、還能沖鋒陷陣的干部重新推向前臺。名單最先被圈出的人，就是61歲的謝振華。

羅瑞卿為什么看中了他？簡單回顧，他的履歷幾乎寫滿了“硬仗”二字。1934年4月，年僅十八歲的謝振華已經是紅三軍團14團政治委員；湘江激戰(zhàn)，他帶著殘部頂住了六倍于己的追兵，為中央縱隊撕開縫隙。此后輾轉山東、江蘇敵后，他把一支地方武裝從百余人擴充到千人，這在缺槍少彈的華中根據地并不多見。

進入解放戰(zhàn)爭，謝振華出任華東十二縱副司令，隨后接過縱隊指揮棒，整編為三十軍，他成為全軍最年輕的軍長。戰(zhàn)場閱歷之外，他的另一面是不折不扣的“老教育家”——紅大、抗大、南京軍事學院的課堂里都出現(xiàn)過他的身影；連山西省委大院的菜地，孩子們也能聽到他講組織紀律和土地改革。

時間回到1977年9月初。羅瑞卿把名單送到鄧小平辦公室。鄧小平掃了一眼說：“謝振華身體沒問題吧？”羅瑞卿回答：“行，比咱倆硬朗。”鄧小平把紙張往前推：“那就用。”短短幾句對話成就了一項任命——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

緊接著，羅瑞卿又征詢楊勇的意見。楊勇回憶起中央蘇區(qū)時的并肩歲月，給出一句評價：“他能文能武，工作很出色。”三人看法一致，任命電文隨即發(fā)出。謝振華接到通知，當晚便到301醫(yī)院探望羅瑞卿。“首長，我先向您報到。”羅瑞卿指指對方的肩膀，笑道：“好好干，北線需要硬角色。”

1978年正月剛過，謝振華抵達沈陽。那一年，蘇聯(lián)在遠東集結重兵，北部戰(zhàn)區(qū)壓力陡增。司令員李德生讓他與肖全夫一道建立前沿指揮所，數條防御預案在冰天雪地里推敲成型。總參楊得志、楊勇到前線檢查，匯報人正是謝振華，邏輯清晰，數據翔實，兩位首長僅提了幾處標點就簽了字。

1982年秋，他調任昆明軍區(qū)政委兼黨委書記。那時中越邊境火線仍在，部隊傷亡名單天天擺在桌面。謝振華上下奔波，軍分區(qū)、團、防炮營，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跑；統(tǒng)計傷兵補充、彈藥儲備，甚至連煮飯用水也要親自過問。期間，他把前沿的收音機監(jiān)測記錄直接報送軍委，形成邊防態(tài)勢日報，決策層得以即時掌握一線信息，這項制度后來沿用多年。

1984年冬，軍委在京西賓館討論精簡整編方案。裁并軍區(qū)是大動作，總參最初傾向撤銷成都，保留昆明。可是5月23日的最終決議卻把昆明列入撤并名單。消息傳到西南，官兵普遍意外。張铚秀與謝振華被緊急召回北京，楊尚昆征求兩人意見。張铚秀點頭稱“服從”，謝振華則提出：“我愿留下收尾，不占年輕人的位子。”

外界猜測，如果他接受調往軍事科學院，三年后恢復軍銜制時，上將銜基本穩(wěn)拿。謝振華權衡再三，還是把個人進退放在后面。他說：“昆明區(qū)留下幾萬人，干部安置復雜，善后總得有人負責。”軍委同意設立善后辦公室，組長就是他。整整一年，他和工作組在滇西、滇南跑遍山溝后，才寫出最后一份報告。辦公室撤銷那天，他把公文包交給接替的年輕參謀，轉身返回成都。

1988年9月，新式軍銜再現(xiàn)禮堂。授銜名單上，沒有謝振華的名字。他那天恰在山西，陪老戰(zhàn)友的遺屬上太行。有人替他惋惜，他擺擺手：“軍銜是榮譽，不是任務，任務早完成了。”

進入九十年代，他只保留中顧委委員一個頭銜，但仍頻繁往返山西與江西。1993年崇義縣遭遇泥石流，村小倒塌，他拿出積蓄，加上子女湊的錢，在原址建起甲子希望小學；2001年，85歲的他再赴山西，看完昔日礦區(qū)新修的柏油路后，當天夜里才安心睡下。

從湘江激戰(zhàn)到邊防演練，再到裁軍善后，謝振華始終保持同一種態(tài)度：職位可讓，任務必須扛。他的名字最終沒有和元帥、上將并排，卻在多份關鍵文件的落款處留下了印章，這或許比肩章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