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央發(fā)給老蔣一封特批電報，蔣介石閱后，成功躲過一場暗殺

1961年10月25日深夜，東海上那股腥冷的季風比往年更兇，連連接基隆的渡輪都被迫提前回港。一艘五噸小艇卻逆風而行，它的目的地不是大陸，也不是澎湖，而是——日本鹿兒島。船艙里，年近五旬的鄭松燾攥著一只不起眼的皮包，里面裝著一把改造勃朗寧手槍和幾張寫滿密碼的電報底稿。此刻，他以為自己正走向改變臺灣命運的“大事”，殊不知，岸上早已有人盯緊了他的全部行蹤。

鄭松燾是臺南人，自稱鄭成功后裔。在日本警察學校混過幾年，學到的不過是“偵查術”與幾句關西口音。1959年，他受廖文毅招徠，開始接收一系列神秘匯款，拿人手短，他只能按部就班執(zhí)行任務。此時，廖文毅已在東京高田馬場租下整層公寓，招兵買馬，掛出“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招牌。對外宣稱要“自立門戶”，對內(nèi)卻日夜盤算：只要蔣介石倒下，“總裁”寶座就不是夢。

臺北的空氣也不安分。蔣介石在士林官邸召集幕僚，日日談“反攻”。可再嚴密的保衛(wèi)，也擋不住外部暗潮。10月底，臺當局情報部門截獲到的電波里忽然出現(xiàn)多個陌生呼號，粗看是漁船通信，細聽卻是“目標”“11月上旬”“子彈”之類詞匯，給了他們一種說不出的古怪感覺。蔣經(jīng)國隨后把錄音遞到父親案頭，老蔣卻不以為然，他更擔心的是美援額度縮水。

11月1日，北京中南海收到另一摞電碼。解讀后，幾行字異常扎眼——“廖文毅——東京——鄭松燾——士林——開始行動”。情報系統(tǒng)一路快件直抵主席辦公室。短暫沉思后，一封“特急電”以加密方式穿過海峽。正文不長，不過三行： “貴方即將遭暗殺，襄事者鄭松燾，近日潛入臺北，當慎之！”落款——“中共中央”。

消息坐著軍機抵香港，又由地下電臺發(fā)送至臺北。11月4日午后，蔣介石拿到譯文，一時無語，盯著“鄭松燾”三個字足足半分鐘。親信徐楫湊上前，低聲勸道：“委座，情報真假難辨，先行封鎖官邸？”蔣只抬了抬手，“照辦”。士林官邸周邊旋即戒嚴，連廚房送菜都得掃描身份。六小時后，一張紅色“逮捕令”發(fā)往各警備司令部。

有意思的是，鄭松燾并未直接登陸臺北。他在高雄甲仙山腳小旅社住了一夜，隨后乘火車北上。隨身攜帶的皮包惹了旅客好奇，他重復解釋：“只是常用照相機。”車到桃園，警備特務已在月臺布防。然而線索遲遲不見下落，蔣經(jīng)國開始懷疑情報走漏，暗中調(diào)來另一隊安全局干員。局長陳大慶被他單獨叫去，屋里只飄出一句：“不能讓人看笑話。”

11月7日凌晨，局勢突然拐彎。住在臺北三橋街的岳安騎摩托闖進陽明山別墅，對守衛(wèi)嚷道：“我要見蔣先生！”值勤軍官沒敢放行，這家伙直把車鑰匙摔到門口，大呼：“刺客——鄭松燾——就在白龍賓館！”囂張的舉動讓門崗以為瘋子上門，蔣經(jīng)國聞訊趕來，才知岳安與鄭是日本警校同窗。岳安的理由簡單：“兄弟問我要槍，我怕他闖禍。”

聽罷，蔣經(jīng)國皺眉。“地點？房號？”“三樓東盡頭。”岳安補充道。蔣經(jīng)國當即喚來陳大慶，命其帶二十名火速出擊。電話另一端只回了一個字：“是！”

白龍賓館是座三層老樓，木板天花隔音差。8日清晨六點，特工趁薄霧潛入，樓道一聲輕響，房門被撬開。屋內(nèi)留著冷水和半盒香煙，鄭松燾早已潛逃。翻遍行李，只找到一套假軍服、兩張草圖及一封尚未寄出的空白明信片。圖紙顯示的恰是士林官邸布局，主樓到后花園的距離精確到米。

暗殺未遂，局勢仍緊繃。蔣介石按耐不住，怒火直沖：“擒不到活口，便要人頭！”陳大慶識相，三小時后請示：是否在海外動手？老蔣沉思片刻，總算點頭。口令一句：“速辦，免留痕。”

11月14日夜，安全局檔案里出現(xiàn)新代碼“清波行動”。三名干員——李錚錚、周鏡湖、張鶴年——接到命令前往東京，目標：鄭松燾。李錚錚27歲，出生重慶市井，日語流利，是小組外聯(lián)；周、張皆擅近身格斗。上機前，她只問一句：“船票報銷嗎？”周鏡湖笑答：“到時請你喝清酒。”

11月29日，日本東京車站溫度只有3攝氏度。鄭松燾習慣早晨乘山手線去神田，擁擠月臺照例人潮洶涌。七點五十分，他在三號站臺邊等車，忽見一陌生男子把香蕉皮丟到腳旁，帶著幾分不屑皺眉。隨后，一位著呢子大衣的女子俯身詢問車次，用日語寒暄幾句，氣氛松弛。列車鳴笛駛入時，大衣女子腳下一滑，雙手本能推去支撐，鄭松燾身形不穩(wěn)，剎那被擠下鐵軌。列車未減速。巨響過后，只有一灘血跡順著枕木滲出。

東京警視廳簡單筆錄，最終以“不慎墜軌”結案。李錚錚三人次日飛離羽田，行李箱里那本《廣辭林》書頁夾著一張機密收條——任務完成。

臺灣方面收到電報，蔣介石緩了口氣，卻并未大宣告捷。倒是媒體只在角落刊出短訊： “旅日臺籍男子火車站事故身亡”。廖文毅翻報紙看到，就像被人當頭一棒。他深知鄭松燾絕非“意外”。從那天起，高田馬場公寓大門常年緊鎖，訪客需提前通電話登記，連日本便衣都覺得他“神經(jīng)質(zhì)”。

1965年3月，形勢陡變。越戰(zhàn)擴大，美方政策重心南移，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興趣淡化，對臺獨組織更無心扶植。廖文毅失去靠山，只好拆招牌、散人馬。在東京赤坂新聞發(fā)布會上，他低聲宣布“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即日起解散”。同年5月，他透過第三方遞出回臺申請，蔣介石批示：“可來，毋擾。”年底，廖文毅抵達松山機場，被安排任“石門水庫籌建顧問”，月薪優(yōu)渥，卻再不提獨立二字。

1986年5月9日清晨，臺北榮民總醫(yī)院心內(nèi)科病房燈光微弱，76歲的廖文毅彎曲手指抓住床沿，輕聲喃喃，旁人只聽見“臺南、故鄉(xiāng)”幾個詞語。病歷上寫的死因是心臟衰竭。當天傍晚，《中央日報》用三十個字報道了他的離世，沒有提昔日的“總裁”頭銜，也沒提1961年的那紙電報。

至此，一場橫跨十余年的暗戰(zhàn)落幕，電波、香蕉皮、月臺尖叫，全都歸于塵封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