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敢問“十年”過來人，“我們”是誰？

徐友漁，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師范大學數學系，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導師為杜任之、洪謙（維也納學派領導人石里克的學生）。獲碩士學位后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指導教師為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達梅特。徐友漁在本學科研究處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獲金岳霖學術獎，與人合著的《語言與哲學》在國內和海外均獲得較高評價。

（文章原名《“我們”是誰？》，選自《直面歷史——老三屆反思錄》，徐友漁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

不論自稱“老三屆”，還是紅衛兵，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學生，許多人在撫今追昔的話語中不假思索地以“我們”為主語。這個“我們”使具有類似年齡和經歷的人加強了群體的自我認同，與此同時強烈地排斥其他年齡段和不同經歷的人。這個“我們”是誰？“我們”真的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經歷，相同的不幸與痛苦，相同的體驗與思想嗎？這個問題使人困惑，因為不論回答是或否，都有強有力的證據。

下面這件事是在采訪 前紅衛兵 時剛聽來的，某個大城市中某校同班兩個同學之間發生的事，使他們今生今世都不能成為“我們”。

1966年8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盛行一時，一位原團支部書記一轉眼工夫就成了“狗崽子"。某天，她和幾名同類被“紅五類”同窗罰站，檢討批判自己。可能是因為緊張，在喝令之下動作遲鈍，她，一個瘦弱女子，被一個一米八幾的紅衛兵飛起一腳，踢倒在地。

二十多年過去后，當這個前紅衛兵經歷了參軍、復員、提干，在某機關宣傳科心滿意足地工作時，一張寄給他的明信片在同事中周游了一圈后到達他手中，上面寫著：“你現在一切順暢，與我下鄉吃苦比起來，經歷輝煌，但你還記得那個在1966年8月×日被你狠狠一腳踢昏在地的女子嗎？”他被同事議論，在本單位干不下去，忍痛調離，內心帶著二十多年之后被報復的傷痛。他感到委屈：“她說她才十六七歲就遭到終生難忘的打擊，難道我那時不也是十六七歲，難道我是三十歲的成人？難道我不是被蒙蔽被利用？我找誰抱怨訴苦去？”

我在另一個大城市采訪過一位醫務工作者，她“文革”時念高中，一直是學習尖子，上進心極強，事事爭第一。因為父親是資方代理人，怎么努力也不能入團，1964年因貫徹“階級路線”，被莫名其妙地免去班長職位。當我照慣例問她一連串關于“我們”一代人的問題（如大批判、批斗會、串連）時，她一個勁搖頭。她沒有參與過這些事，她不屬于“我們”。

以她的上進心之強，追求的力量之大，她干什么去了呢？她真正認為自己的家庭給自己打上了剝削階級烙印，她要用最臟、最苦的勞動贖清父輩遺留的孽債。

每天天未亮，她就去清潔管理所，和工人一道掏糞，干完活之后，脫下又臟又臭的工作服，到學校去參加文化大革命，去聽“紅五類”的申斥，反省和檢討自己，被喝令“滾出教室去”。

她在學校是異類，但在掏糞隊，她回到了“我們”之中，樸素的工人給了她安慰和溫暖。

就像上兩例所表明的“我們”是極其可疑和誤導人的概念，當社會上出現一種主流話語，不假思索地以“我們”的名義講述一代人的故事，講述他們的苦難、理想、追求時，一定要注意，可能沉默的大多數對此不以為然，可能有另外一個或幾個版本的關于“我們一代人"的故事。

但是，“我們”并不是這一代人或是其中的某些人精心編造的神話。確實，人們以個體方式存在著，人們有不同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有不同的經歷、感受、前途，但他們往往在心理上認同一個“我們”。

他們不習慣用“我”這個詞，他們愛用復數，不會用單數。他們只有在確信自己是某個群體的一分子時才感到安全、可靠，他們生怕脫離集體。

一位年輕的作者寫道：“對于我們‘紅衛兵’一詞包含的是什么呢？是隊列，是人潮，是連綿不盡的臂挽，是比星空更密集的腳印，是萬頭攢動，是龐大渾沌滯重洶涌滾燙發亮，像巖漿像泥石流一樣的一團。一句話，紅衛兵是一百萬，兩百萬，是八百萬，一千萬。真是難以置信。”只有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才會認為這一代人有意躲在復數的幕障之后以逃避個人道義責任。

他們本來就是要被制成無以計數的不帶個性特征，沒有尺寸差異的磚塊，以建構一座輝煌的大廈。失去個性，思想情感模式單一，這也許是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恰恰是這種不幸使他們難于認識到自己的悲劇。

無個性和思想單一來自簡單純正的教育和嚴格的思想灌輸。從這一代人任何一個的口中，從《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共和國的第三代》等書的完整敘述中，我們可以得知，那個時代的學生從同樣的課本，同樣的廣播、報告，同樣的電影、戲劇、歌曲、故事中，得到了關于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簡單粗糙、扭曲了的描述。

最使人驚異的是，當這一代人中少數勇敢者反叛現代迷信時，他們所閱讀的書籍，所思考的問題，思想發展變化的歷程，竟也驚人地相似。沒有辦法，現實就是那么嚴酷，知識的來源就是那么有限和單一。問一問這代人中勇于思考者，哪一個沒有經歷過讀“灰皮書”、“黃皮書”的階段？

思維模式的一致反映在表達模式的一致上，“文革”語言仍在這一代人中流行，其特殊魅力壓倒了其單調、生硬及火藥味。

一談往事，就是“崢嶸歲月”；急著辦一件事，自然要“只爭朝夕”；表達褒貶之意，現成就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我有位朋友，身為總經理，同時在一所名牌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他讓我修改他的一份訴狀，上面竟有多處“是可忍，孰不可忍”、“拭月以待”等語句。我告訴他，這不是法律用語，別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文革”過來人。他最后還是將我劃掉的語句恢復了，他說，“文革”過來人，又怎么樣？中蘇論戰中，“九評”的鏗鏘有力之語，現在許多人仍然記憶猶新，我的采訪對象中，不少人還能動情地背誦其中的精彩段落。此時，用同一種語氣來形容，真是：當年五洲風雷，尚在耳畔同響，紅衛兵革命激情，仍在胸中激蕩。

這代人曾以“經風雨，見世面”作為自己砥磨革命意志的口號，歷史也確實以民族的災難，千百萬人的不幸命運為代價使其中的有識有志者飽經風雨，大見世面。他們為人的楷模仍然是魯迅，很少有人欣賞林語堂、徐志摩的情趣。他們研究信息論、耗散結構論，啃湯因比、托夫勒的著作，頭腦里固執的問題仍是30年前的那一個：“中國向何處去？”。

他們吃過苦，現在仍能吃苦，他們深知這是自己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瞧不起沒有吃過苦的人，不愿意浪費這筆財富而沒有收獲。我曾觀察過中國幾代知識分子遇到吃飯問題時的不同反應。

老一代人（包括當過右派的人）若沒有賢內助或保姆在旁，會手足無措，狼狽不堪；年輕的下一代盡管收入甚微，仍會瀟灑地邀人上麥當勞或快餐館；而我的同齡朋友多半會袖子一卷自己干，當豐盛的菜肴一上桌時，他們會得意地告訴你：這是在兵團或插隊時練出來的。

當這樣的人有機會去洋插隊時，他們發現，來自臺灣、香港的同齡人與自己幾乎沒有共同之處，盡管大家膚色發色相同，操同一種語言。他們打量著自己的海外同胞，會情不自禁地產生杰克·倫敦置身于上流社會時的感覺：他們純潔、高貴，但沒有活力（clean，noble，but not alive）。而他們的富有活力，會使對方認為是沒有教養，且深懷韜略，令人生畏。

李澤厚說過，對于中國思想界的突破性成就，他寄希望于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此處略去24字）他們也許對這代人的潛力和素質估計過高，但在最近的將來，能拿出點貨色的可能還是他們。

最后，聽一聽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對“我們”一代人的精神狀況的描述。辛格（M·Singer）在《知青和中國的“文革”》中以極為惋惜的口吻說：“對于多數中國學生而言，‘文革’使他們不可補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純真。這種純真——以及相伴的樂觀和獻身精神——對于奮力拼搏以告別過去并在現代各國確立自己地位的國家而言，是寶貴的資源。這種純真只會失去一次。

在一個老革命家為從不可避免的歷史風暴中保留自己遺產的很不成功的斗爭中，這種純真失落了，這是‘文革’的真正悲劇。”石文安（A.F.Thurston）則在《中國“文革”的犧牲品：暗傷》中說：“潛藏在對于‘文革’后果各種反應后面的是一種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地位和榮譽的失落；前途和尊嚴的失落；時間、真理和生命的失落。總之，幾乎一切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的失落。”

我希望，當這一代的代言人以“我們”的名義發言時，他們會知道這個“我們”的含義和分量，他們會自覺地抗拒上述種種失落，證明可詛咒的“文革”還不能把一代人全部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