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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日本必須再次正視自身的對外侵略歷史。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被問及臺灣問題時,觸及了此前日本政府一貫持謹慎態度的“存亡危機事態”。中方第一時間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要求日方撤回相關言論,但日方無意撤回,日中關系陷入了近年來的冰點。
高市首相此次言辭越界原因之一是她的政治考量。她不愿被指責“與就任前的言論相悖”或“立場軟弱”。但把一切都歸結為“高市色彩”,顯然沒有看到問題的全部。比如,高市首相發表相關言論后,日本社會一些人的反應值得深思:即便日中關系急速降溫,這些人對問題的嚴重程度仍無所察覺。這是為何?
根本癥結在于,戰后日本從未正視和反省自身必須承擔的戰爭責任。今年夏天,我為德國某雜志撰稿時提到:日本人未能對戰爭進行徹底反省的原因在于,戰后不久冷戰迅速拉開帷幕,日本尚未正視自身的戰爭加害行為便被納入西方陣營,從而在陣營對立中獲得“免罪符”。這張“免罪符”嚴重扭曲了日本社會的歷史觀和安全觀。
二戰期間,日本讓亞洲卷入巨大災難,同時也失去了超過300萬同胞,最終得到了什么?這才是日本該好好算清楚的賬。此次首相答辯,同樣是一筆看不清得失的糊涂賬。近年來,“安全保障”成為日本社會的高頻詞。“安全保障”本應防止戰爭悲劇重演,但在當前日本的相關討論中,焦點卻變成了設定敵人以及增強自身軍事實力。
作為自衛隊最高指揮官,高市首相本應保持冷靜與慎重,防止日本卷入沖突,但現實卻是,高市首相的言行讓日本增加了卷入臺海問題的風險。中國方面認為,這是日本首次在臺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力介入的野心,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日本社會有這樣的自我意識嗎?是否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戰后日本以奉行“和平憲法”、承諾為和平事業作出貢獻的方式重返國際社會。日本憲法第九條亦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這是日本戰后回歸國際社會的前提,也是日本戰后奉行和平主義路線的法律基石,近年來卻被日本政府未作任何充分說明便持續架空。原本為踐行“和平憲法”而設定的防衛費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的限制被突破,如今甚至出現了“2%也不夠用”的論調;在網絡戰領域,專守防衛原則也已逐漸變為可實施先發制人攻擊;“武器出口三原則”已改變名稱和內容,如今日本又企圖修改“無核三原則”。這些舉動持續刺激著亞洲戰爭受害國尤其是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日本人卻并未意識到。
在強調外部危機、推動擴充防衛力量時,日本媒體常常用“將中國列為考量對象”的表述。今年夏天參議院選舉期間,對外強硬論調頻繁出現。高市首相此次答辯表態,與這一社會氛圍不無關系。對外強硬的狂熱背后,究竟潛藏著怎樣的動機?日本理應重新冷靜地審視戰爭帶來的慘重代價,不應把高市首相引發的對立當作投機資本,而應借此契機正視歷史,認真思考自身在地區安全中所肩負的責任。
(作者為日本拓殖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教授)
原標題:《日本專家人民日報撰文:戰敗八十年,日本仍未算清歷史賬、安全賬》
欄目主編:秦紅 文字編輯:盧曉川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來源:作者: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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