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小姐因忍受不了苦日子拋棄丈夫，不料，建國后丈夫成高級干部

1933年1月的夜風，比子彈還冷。吉林磐石山區，一支抗日游擊部隊在密林里扎下了營地，隊長“陳龍”正伏在地圖上做標記。一名老兵遞過一封信，低聲說：“嫂子回不來了。”短短六個字，讓陳龍沉默了許久。沒人知道，這位游擊隊長原名劉漢興，出生于1910年的遼寧撫順，原本過著完全不同的日子。

把時間撥回到1926年早春。那時的劉漢興剛滿十六，穿著父親給他縫補過的藍布棉袍，從私塾畢業向東三省最炙手可熱的“奉軍”報到。張作霖的軍官學校里紀律嚴苛，行軍打靶全都真刀真槍。劉漢興骨子里有股不服輸的勁兒，很快從一名學員升為排長，還拿到了駐守牡丹江鐵路的差事。

父親劉福海卻不想兒子在外闖蕩，擔心一顆子彈就要了獨苗的命，千方百計想“拴”住他的心。于是出現了那場匆忙的相親：牡丹江城南張地主家的宅院燈籠高掛，劉家父子跨進門時連拜堂的鑼鼓都備好了。劉福海指著正廳的兩位小姐悄聲說：“看中誰，點一下頭。”結果聽差抱錯花轎，原本屬意的大女兒變成了二小姐張惠蘭。酒過三巡，馬車已經備好，劉漢興再抗拒也只能按禮數迎親。

張惠蘭十六歲，嬌小、愛打扮，從沒拎過木桶盛過水。成親后住在軍營旁的土坯屋里，她對洗衣做飯相當排斥，常常一整天裹著絲綢棉襖坐在炕沿發呆。劉漢興白天訓練士兵，晚上還得燒水、縫衣、記賬，心里憋悶卻無處可說。這段勉強湊合的婚姻，像一把鈍刀磨掉了兩個人的耐心。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的鐵蹄轟進東北，鐵路橋被連環炸斷，房舍化為焦土。劉漢興親眼看到老鄉被驅趕、旗幟被撕毀，那一夜他決定脫離東北軍，投身抗日。改名“陳龍”后，他在磐石、敦化一帶組織游擊隊，把原先練兵的那點本事用在伏擊和破襲上。火車站、倉庫、碉堡，他帶人一處處敲打，讓侵略者付出代價。

陳龍把妻子也接到山里，想讓她幫忙護理傷員。可張惠蘭每天面對粗茶咸菜，嫌煙火味嗆人，既不縫補軍衣也不熬藥湯。游擊隊女戰士孫慧珍勸她：“動動手，能救條命。”她卻冷笑：“我命都快沒了，還救誰？”這種話刺得陳龍心口發麻。隊伍轉戰密林時，張惠蘭一次次掉隊，最后干脆提出回娘家。陳龍沉著臉問：“真走？”她點頭，連猶豫都沒有。臨別時他只說了五個字：“等我收復城。”張惠蘭未答，轉身上了馬車，塵土揚起，婚姻也算徹底散場。

一年后，游擊隊遭遇日軍“冬季大掃蕩”，損失慘重。陳龍帶殘部突圍進入長白山區，靠冰雪遮掩行蹤。那段時間，他徹夜不眠，一邊重整隊伍，一邊思考如何讓更多百姓參與抗日。就在這時，中共北滿省委地下交通員找到他，遞上幾份文件，邀請他加入黨的秘密工作。陳龍意識到，單槍匹馬難成大事，經過秘密考察，他正式成為隱蔽戰線的一員。

從此他的身份愈發復雜——白天或許扮成買賣人打信息戰，夜里又變成指揮員組織突襲。他摸透了日軍憲兵隊搜查的套路，甚至能在人群中把暗號串成順口溜：“三步兩回頭，一杯涼茶慢吞咽。”同志們聽到，就知道安全屋在前方。1937年起，松花江以北的鐵路沿線情報多出自他手，軍統和日偽情報處幾次設下重圍，把名單貼滿街口，都沒抓到他。

生活依舊要繼續。1940年，陳龍與地下交通員王淑貞結婚。兩人剛領到組織分配的小院，還沒來得及貼對聯，王淑貞在一次聯絡中被捕，自此杳無音訊。痛失愛人，陳龍把悲愴深埋胸口，行動更加果決。1943年，組織照顧他的生活，為他介紹了同在情報科的余海寧。余海寧出身關內，中學畢業后就做交通聯絡，她善記密碼、心思縝密，與陳龍配合默契。結婚前夕的夜里，兩人在昏暗油燈下對表聯絡手勢，商量潛伏細節，儀式簡單，卻把生死托付清楚。

1945年日本投降，東北光復。陳龍奉命進入哈市，接收偽滿警務機構。彼時的他，三十五歲，已是隱藏十年的資深情報指揮員。國共內戰爆發后，他又參與整編東北公安干校，培訓公安骨干。1949年10月，首都北京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他已被調至中央，擔任公安部情報處副處長。不久后，他升任副部長，主管邊防與偵察。昔日的游擊隊長穿上了簇新的制服，胸前別著編號“一字一號”警徽。

遼東小村的父親早已去世，舊宅半邊墻都塌了。有人回鄉述說“陳副部長”的故事，鄉鄰合計多時，才想起那年穿棉袍的少年。至于張惠蘭，她在國境線以南的一座縣城守著娘家產業，婚書和改嫁檔案在戰火中遺失，后來只留下一句嘆息：“要是當年忍一忍，也有好日子。”可歷史不會倒轉，山河換了模樣，各人踏向不同路。

有人問陳龍：“后不后悔那段被拋棄的經歷？”他擺手輕聲道：“都過去了，國家需要我，個人的事兒算什么？”燈影搖曳，他的眼神像深夜的探照燈，穩穩照向遠處的邊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