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蘇聯解體的時候,工廠停止運轉,工資發不出來,地方財政也空了,中國這邊呢,出口沒有斷掉,鄉鎮企業還在運行,工業鏈條也沒有中斷,后來有人研究這個事,發現不是運氣好的緣故,而是因為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悄悄做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事,當時被批評為離經叛道,現在看來,這些事反而成了生存下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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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澤東寫下《論十大關系》,提出中央不要事事都管,要讓地方擁有一定自主權,那時候蘇聯實行全國統一計劃,資金和項目都由中央決定,而中國開始允許地方自行籌集資金、興建工廠,這看似放手不管,實際上是為后來鄉鎮企業的興起打下基礎。
1964年,中國改變了蘇聯那套“馬鋼憲法”,推行了“鞍鋼憲法”,這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真正調整管理結構,讓干部、工人和技術人員共同決定事務,車間里隨時可以調節生產節奏,這個做法在80年代特別有效,一旦外貿開放,工廠馬上轉產鞋子或衣服,完全不需要等待上級下達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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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建設這個做法很特別,從1964年開始,硬是把很多工廠搬到西南和西北那邊去,當時不少人覺得這是在瞎折騰,結果到了90年代,西方搞制裁,東部港口被卡住,內地的那些老廠還能繼續生產,軍隊用的和民用的東西都還能造出來,要是當年沒有堅持往攀枝花那種地方搬廠,后面可能整個局面就全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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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還有一個大家默認的做法,就是中央只負責定下大的方向,具體項目由各省自己解決,各省需要自己找資金、自己想辦法,廣東搞的“三來一補”,江蘇發展的鄉鎮企業,這些都不是改革開放之后才突然出現的,而是早就練出來的本事,沒有人教他們,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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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坦言說:中國如果不是有毛主席當年那個遠見卓越的決定,中國可能早就已經重蹈蘇聯覆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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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蘇聯那邊的地方沒有自己的資產,工廠只會按照計劃安排干活,不能改動也不能調整,一旦計劃中斷,整個系統就散架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每個縣都有自己的工廠,就算財政斷了也能靠自己支撐一段時間,生產單元也很靈活,今天做拖拉機,明天就能改成做電風扇,空間布局也比較分散,東邊遇到困難,西邊還能繼續運轉。
這些事當年都被批成錯誤,說這個人搞分散,搞無計劃,破壞集中統一,可現在回頭看,正是這些錯誤讓體制有了自我修復的能力,就像人打疫苗,提前接觸些變異病毒,身體反而記住怎么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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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總說大躍進不對,但沒有那時候逼著地方自力更生,改革也不會那么順利,有些政策當時被批評,現在看來其實是替未來承擔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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