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超1.6萬加拿大人安樂死：7年增長近15倍，有人尚有10年壽命

當一個人選擇安樂死的最主要原因是“失去從事有意義活動的能力”和“感到自己是家庭負擔”，這不僅僅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2023年，加拿大有16，000多人選擇在醫療協助下結束自己的生命。加拿大衛生部數據顯示，2023年共有15，343人接受了醫療輔助死亡，約占加拿大全年總死亡人數的4.7%。

這一數字比2022年的13，241人增加了約15.8%，延續了該國自2016年安樂死合法化以來的快速上升趨勢。

快速增長數據

2016年加拿大安樂死合法化第一年，僅有1，018人選擇這種方式結束生命，占總死亡人數的0.38%。

到2023年，這一數字已經飆升至15，343例，在短短七年內增長了近15倍，成為加拿大增長最快的醫療項目之一。

加拿大目前擁有全球增長最快的輔助死亡計劃，其安樂死占總死亡比例已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荷蘭。

與荷蘭花費20年時間才使安樂死比例達到5%相比，加拿大僅用不到十年時間就接近了這一水平。

安樂死政策演變

加拿大安樂死的法律基礎可以追溯至2015年，當時最高法院裁定刑法部分條款違憲，并給予政府到2016年6月制定新法律的時間。

2016年，議會通過聯邦立法，允許符合條件的成年人申請醫療輔助死亡。此后，政策不斷擴展。2020年10月，司法部和總檢察長辦公室提出了一項法案，擴大了授權安樂死的框架和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議會在2021年通過法律，允許僅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申請安樂死，但這一規定的實施已推遲至2027年。

申請者真實情況

加拿大安樂死申請者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絕癥患者，另一類是患有嚴重疾病但未瀕臨死亡的人。

2023年的數據顯示，622名接受安樂死的申請人并未患有絕癥。這些非絕癥患者中，近半數表示“孤獨感”是他們尋求醫生協助自殺的原因，49.2%的人認為自己成了“家人、朋友或照顧者的負擔”。

超過95%的安樂死申請者表示，“失去從事有意義活動的能力”是他們做出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

多倫多大學精神病學教授Sonu Gaind博士指出，對于那些沒有瀕臨死亡但尋求安樂死的殘疾人來說，“痛苦的本質與傳統自殺的標志相符”，這包括感覺自己是負擔和強烈的孤獨感。

政策爭議焦點

加拿大安樂死政策的快速擴張引發了學術界和政策界的關注。一項發表于《美國生物倫理學雜志》的研究認為，加拿大安樂死人數的激增可能并未反映廣泛的國民共識，而是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被一小群活動人士和臨床醫生“俘獲”的結果。

該研究指出，在2023年，可能有高達336名提供者（占總數1837名的18%）要對大多數安樂死案例負責。

批評者認為，需要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相關和有保障的合規制度，優先考慮患者安全并防止過早死亡。

卡杜斯健康項目主任麗貝卡·瓦尚博士指出：“這不僅僅是另一種醫療程序。我們需要記住，安樂死是作為刑法中的豁免條款而創建的。”

對比國際實踐

與加拿大相比，比利時和瑞士等更早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其安樂死比例至今仍低于年度死亡人數的3%。

目前，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允許某種形式的醫療輔助死亡，包括西班牙、澳大利亞、葡萄牙、新西蘭、盧森堡、哥倫比亞、厄瓜多爾、韓國，以及美國的十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

2024年11月，英國下議院以330-275的投票結果推進了輔助死亡法案，該法案將允許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患者在醫生證明其壽命不足六個月的情況下選擇安樂死。

社會支持缺失

數據顯示，沒有患絕癥但選擇安樂死的人中，幾乎一半表示“孤獨或孤立”是他們尋求幫助的主要原因。

渥太華律師奧蘭多·達席爾瓦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自九歲起就患有嚴重抑郁癥，曾多次嘗試自殺。他坦承：“如果當時有安樂死，我可能會選擇它。”但他現在很慶幸自己還活著。

瓦尚博士指出：“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加拿大安樂死申請者將社會孤立和孤獨感視為痛苦的來源，同時也擔心自己成為他人的負擔。”

她強調，獲得安樂死的人中有些沒有接受過姑息治療，有些需要但未能獲得殘疾支持。

一名患有嚴重抑郁癥的律師回憶道，如果安樂死早些合法，他可能早已選擇結束生命。如今，他感謝自己活了下來，與妻子和三個女兒共享天倫，并擁有充實的職業生涯。

多倫多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指出，部分接受安樂死的人原本可能還有超過十年的預期壽命。當社會支持系統未能提供足夠幫助時，醫療輔助死亡便成為了一條被更多人選擇的道路。

加拿大最高法院最初裁定安樂死應限于“罕見和特殊情況”，而到2023年，安樂死已成為加拿大的常規死亡方式之一，占據全國總死亡人數的近5%。

卡杜斯健康項目主任瓦尚博士對此總結道：“在我們提供死亡援助之前，需要先提供生活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