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東戰爭，為何以色列從受害者變成了施害者？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國防軍對埃及發動不宣而戰的進攻。此時，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尚不足二十年。經歷過浩劫的猶太人建立了以色列，這一舉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爭議，也進一步加劇了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

縱觀中東戰爭的歷史脈絡，西方殖民者對中東地區的粗暴瓜分、地緣政治的博弈，以及以色列不斷擴張的領土訴求，共同導致了中東近百年來的動蕩不安。而阿拉伯國家的一系列抗爭，本質上是在復雜的地緣格局中，試圖尋找一條實現民族復興與區域穩定的道路。

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后，以色列控制了聯合國1947年巴以分治決議中劃給猶太國的大部分土地，還侵占了部分原定屬于阿拉伯國的領土；約旦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地區，埃及則控制了加沙地帶，原定建立的巴勒斯坦國未能如期成立，領土被多方分割。

對以色列而言，這場戰爭使其得以在中東站穩腳跟。反擊勝利的結果，也讓它突破了聯合國1947年分治方案的限制，占據了原本屬于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而對埃及、約旦等阿拉伯國家來說，雖看似擴大了領土版圖，但在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兩國控制巴勒斯坦部分土地的行為，被部分阿拉伯民眾視為對“阿拉伯兄弟”利益的妥協，引發了廣泛爭議。

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后，阿拉伯世界中的多個君主制國家內部陸續出現反叛力量。阿拉伯民眾開始反思君主制的弊端，試圖通過制度變革實現國家富強。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制度變革的首個突破口，這與當時埃及國王法魯克一世的荒淫統治密切相關。

回溯歷史，1805年，奧斯曼帝國官員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統治埃及與蘇丹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后，企圖控制運河的英國通過戰爭將埃及納入自身勢力范圍，但并未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而是以外來者的身份與其共享權力。

1936年5月，穆罕默德·阿里的玄孫、年僅16歲的法魯克一世繼位成為埃及國王。繼位三個月后，英國為應對意大利在非洲的擴張，要求埃及簽訂旨在加強英國對埃及軍事控制的《英埃條約》。法魯克一世對從英國手中爭奪權力毫無興趣，這位繼承了王位與巨額財富的少年國王，沉迷于吃喝嫖賭，自12歲起便頻繁出入風月場所，1938年結婚后仍惡習不改。

法魯克一世的言行極為荒謬，他曾在公開場合宣稱：“愛情與婚姻無關，情婦的存在才是愛情的證明?！背撩月暽?，他還極度暴食，繼位后每日嗜飲啤酒、暴飲暴食肉類，不到五年體重便飆升至125公斤。此外，他還熱衷于出入賭場，甚至向罪犯學習偷竊技巧，毫無底線可言。1944年，伊朗國王禮薩·汗的送葬隊伍途經埃及時，法魯克一世竟從禮薩·汗的遺體上偷走了寶劍與勛章。

在法魯克一世的荒淫統治下，埃及內部政局動蕩，對外無力聯合阿拉伯世界抗衡外部勢力，國內民眾對國王與英國殖民者的不滿日益加劇，最終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第一次中東戰爭后，埃及迎來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納賽爾。

埃及國王參與第一次中東戰爭，動機多為渾水摸魚、擴大領土，但埃及士兵愿意為國王作戰，核心是受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影響，對阿拉伯世界統一抱有憧憬。事實上，埃及民眾早已清醒認識到，阿拉伯統一的最大外部阻力是西方殖民勢力。因此，早在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前，無論是埃及軍隊內部，還是民間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反抗以英國為主的殖民統治已成為廣泛共識。

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失利，讓埃及民眾徹底看清了國王政府的腐朽本質。戰爭結束后，穆斯林兄弟會通過暴動反抗國王統治，許多對國王不滿的埃及軍官也組建小團體，試圖通過政變奪取政權。其中，曾參加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埃及陸軍中校納賽爾組織成立的“自由軍官組織”，便是核心力量之一。

當時的埃及深陷革命漩渦，自由軍官組織擴張迅速，成立不到三年，埃及各軍種的中層指揮官便大多加入了該組織。察覺到軍隊逐漸脫離控制后，法魯克一世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分散自由軍官組織的力量，但當國王的鎮壓意圖顯露時，自由軍官組織的實際領導者納賽爾立即下令麾下部隊武裝進入開羅。

1952年7月22日夜，政變部隊趁夜色進入開羅，迅速占領了火車站、廣播臺等戰略要地。由于民眾對國王政府早已失望透頂，政變部隊未遭遇任何抵抗便控制了全城。外強中干的法魯克一世一心只求保命，兩天后便同意退位，攜帶35箱金銀財寶乘坐游艇流亡意大利。為避免觸動英國勢力，納賽爾并未為難法魯克一世，政變部隊以相對體面的方式目送其出境。

對納賽爾而言，相較于追究法魯克一世的罪責，團結國內力量、擺脫英法殖民統治更為重要。政變結束后，納賽爾從幕后走向臺前，用兩年時間從自由軍官組織表面領導人納齊布手中奪回實權。此后，他將核心目標定為：以埃及為核心，推動阿拉伯世界的統一。

為給埃及民眾確立思想方向，納賽爾提出了“納賽爾主義”。這一思想融合了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社會主義與泛阿拉伯主義等多種理念，雖體系略顯龐雜，但其中兩個核心觀點被納賽爾反復強調：

其一，英法殖民勢力是導致阿拉伯世界落后動蕩的元兇，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是實現阿拉伯統一的必由之路；

其二，以色列是西方殖民者在中東埋下的“陷阱”，阿拉伯國家要避免被持續殖民的命運，必須團結起來反對以色列的錫安主義擴張行為，捍衛阿拉伯民族的土地與利益。

盡管納賽爾主義的表述存在一定模糊性，但對這兩個核心觀點的反復倡導，迅速凝聚了埃及民眾的意志。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主張，為納賽爾政府贏得了合法性；而反對錫安主義擴張，則讓埃及民眾看到了阿拉伯統一的希望。在納賽爾主義者看來，能夠引領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擴張的力量，才有資格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者。這種理念不僅在埃及扎根，隨后還逐漸影響到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等國的民眾，“反對以色列擴張即等同于阿拉伯復興”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

事實上，第一批猶太移民抵達巴勒斯坦時，并未有控制整個中東的野心，也不愿與所有阿拉伯國家為敵。但當以色列在中東扎根并不斷擴張后，納賽爾主義將其塑造成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對立面，以色列不得不開始應對阿拉伯國家日益高漲的敵意。

納賽爾掌握埃及實權后，一方面積極與蘇聯等新興大國接觸，另一方面以蘇伊士運河問題為核心，頻繁向英國發難。為制衡納賽爾，英國試圖通過《巴格達條約》分化阿拉伯國家，但埃及革命后，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們憂心忡忡，加之與英國在殖民統治存廢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他們既不相信英國能保障自身安全，也不敢冒觸犯民意的風險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因此英國維持殖民勢力的種種舉措均收效甚微。

察覺到英國的無力后，納賽爾的態度愈發強硬。他進一步加強與蘇聯的合作，借助蘇聯的幫助推動埃及軍隊現代化；隨后又以修建阿斯旺水壩資金不足為由，于1956年7月宣布將英法兩國持有股份的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英法兩國見外交手段失效，決定動用軍事力量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

此時，因埃及的封鎖而難以從紅海進入印度洋的以色列主動與英法接觸。在三方秘密會談中，以色列表示愿意作為英法進攻埃及的基地，并派遣軍隊充當聯軍先鋒；作為回報，英法承諾在控制蘇伊士運河區后，將埃以邊境的西奈半島交由以色列控制。1956年秋，英法以三國達成秘密協議，第二次中東戰爭的序幕即將拉開。

1956年10月中旬，英法兩國調動海空軍力量，以色列則秘密進行軍事動員。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埃及似乎陷入必敗之局。但戰爭爆發后，美國卻站在了英法的對立面，成為納賽爾政府反敗為勝的關鍵。美國為何會與北約盟國英法產生對抗？這一問題的答案，我們將在后續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