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陪讀、精衛中心，我拒絕了學校給孩子的“診斷” | 人間

我想對像我們一樣惶恐的家長們說說，透過那只塑料袋，我所看到的世界。

配圖 | 《我的影子在奔跑》劇照

2025年3月的一個早晨，我接到兒子小凱班主任老師的通知，學校要求我和丈夫兩人一起到學校，與校長和心理老師面談。

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我和小凱爸爸通完電話，含糊著跟單位請假后打車來到學校，被老師領進了一間安靜的會議室。

校長表現得溫和、堅定、專業，他說：小凱的年齡，非常關鍵，如果教育好了就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如果教育不好，可能就會錯過黃金時期，更加不可收拾。

他希望我們能請假陪讀，實地觀察小凱的在校情況。最重要的是，要帶小凱找專業機構進行咨詢，越快越好。

自小凱一年級起，我便頻繁接到班主任老師的電話和釘釘私信。

我和老公被老師的“突襲”嚇成了驚弓之鳥。上班上得好好的，忽然便會收到一份熱氣騰騰的“前方急報”。

“今天小凱課間又違背校規，溜下樓去操場上玩了。”

“小凱上廁所時，用瓶子裝水玩。”

“別人都在做眼保健操，只有小凱全程睜著眼睛。”

“小凱作業沒交，本子忘在桌肚里。”

“小凱和幾個男生在走廊打鬧并下了樓梯。”（注：校規規定本年級學生只能在本年級樓層活動，無必要不得上下樓層。）

每次接到這樣的“急電”，我的心情都無異于將在外收到朝廷的八百里加急，告訴你大本營彈盡糧絕，四面楚歌。而我們的心情卻只能是 “為之奈何？！”路遠迢迢，如何去救啊！與此同時工作也噼里啪啦接踵而至，就像一場暴雨，幾秒鐘就夠把你的心情澆透。

可我只能咬牙繼續工作，裝作若無其事地發郵件、交表格、與同事social，只有自己知道忙完后焦慮得午飯都吃不下，每一樁小“訴狀”背后都埋伏著漫長的善后：誠懇道歉，安撫老師情緒，表明解決問題的態度，克制情緒準備策略想好回家后如何從孩子口中還原真相，弄清原因，再向老師解釋。大量的時間，糟糕的情緒，還有一大堆作業追在孩子屁股后面緊咬著不放。

面談那天是個周一，陽光明媚，學校會議室多窗，兩位校長、班主任和心理老師魚貫而入坐在我們對面，班主任客氣地給我們拿了礦泉水，陽光從她們身后的連排窗射入，氣氛并不太緊張，甚至在一場長途奔波的終點，還有一點柔和和慵懶。

小凱的班上有好幾個頑皮的男孩，我們并不是第一對被約談的家長，后來知道，也不是最后一對。老師按調皮的順序逐一喊話家長，這樣想來，甚至有點公平。

流程是，班主任先講述發生在小凱身上違紀的事實，有文字和視頻的佐證，其中很多我們已經聽過了。然后由心理老師補充。

心理老師是個年輕女孩，被委派暗中觀察小凱，她用一種不失新鮮和好奇的口吻講述她的觀察。

除了講到小凱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表達：如進老師辦公室為了引起老師的注意大聲說話，拽著門檻做出夸張動作。還談到了他可能有些社交方面的煩惱。又說，小凱其實沒有注意力缺陷，也很聰明，對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或愛讀的書能安靜地看很久，并且有很強的分享的欲望。小凱沒有意識到心理老師是派來專門觀察他的，反而與老師講了不少悄悄話。

最后是校長的總結發言，重申紀律方面安全的考慮，比如小凱亂跑到操場上去玩，可能會引起一些安全隱患，班主任找不到人，要耽誤時間尋找他，班上有那么多小朋友，也非常影響班級管理。

學校的顧慮，老師的難處，我們其實非常理解，也三令五申地跟他強調紀律、紀律、紀律。每天都像背口號似的，上學前必走一遍流程，“說一遍吧，什么不能做。”

“不能下樓去玩。”“不跟頑皮的男同學打鬧。”“上課認真聽講。”“記得把作業帶回家。”每次，小凱都信誓旦旦地答應。

每天回家，我們也都會問：“做到了嗎？”小凱說：“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嗎？”因為老師的“急電”已經板上釘釘地躺在我們的釘釘郵箱。

“為什么要撒謊？”“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腿呢？”我們其實束手無策。

校方口中，沒有吐出“ADHD”這個詞，但校方的意圖，我們心知肚明。

在此之前，我們已聽說小凱班上有男孩被請家長，被要求陪讀，那個孩子家斥資為他請了“影子老師”長期伴讀。我們一邊提醒小凱要引以為戒，一邊尚且樂觀地認為這些事不會落到小凱頭上。因為那個男孩有較多的攻擊性，也曾導致同學受傷，而小凱的違紀自始至終不帶有攻擊性。

我清了清嗓子，開始艱難地為小凱發聲。我承認了小凱違紀的事實，承認小凱對學習的注意力不足，自控能力差，規則意識淡薄，承認一切孩子的問題都是家長的問題。我說：“我們一定會找出我們的教育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一定會做出改變。”可是，老師們真的覺得小凱有器質性問題嗎？

校長和老師們沉默了。最后的結論是，專業的事還是交由專家去判斷。要盡快。

我知道，逃是逃不過去了。

在朗讀課文的聲浪中，我們提前接到了小凱。

班主任已經告知了小凱面談的事，小凱有點不安，但很快就表現出提前回家的雀躍，在我們眼里，顯得格外“沒心沒肺。”

既然必須就診，我決定不浪費下午半天的時間，立即在精神衛生中心的官網預約。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兒童心理咨詢簡直太熱門了！預約滿滿當當排到了一個月之后，只有一位大夫剩最后一個號，我以搶演唱會的心態趕緊綁定小凱的信息，刷屏搶位，忙出了一頭汗后，眼看著最后一個號消失了。

如果可以選的話，我并不想帶小凱去醫院確診。早在小凱出生前，我就考出了二級心理咨詢師證書，經歷過兩年的心理學學習。后來，我還出于興趣還花錢學了幾個感興趣的流派。雖然沒有專門研究過兒童心理學，但所謂“無條件的愛”“安全感和信任”“建立規則意識”“兒童成長的關鍵期”等等，我并非無知。

我尤記得講到ADHD時我的老師告誡我們的，記住：一切孩子的問題都是家長的問題。切忌給孩子貼標簽。老師淡然地說，哪有那么多ADHD，而且，確診了又怎樣，能改善這個孩子的處境嗎？往往只會給他一種單一歸因，都是因為我有病，我和別人不一樣（當然嚴重到需要服藥的情況除外）。

當時課上，我聽得頻頻點頭，只是那時我還不曾孕育生命，只有事情落到頭上，實際面對一個孩子，我才發現點頭和堅持，是那樣的困難。

我一邊和老公抱怨現在的孩子都怎么了，一邊上小某書看其他推薦的醫院，正規、有名的醫院無不是預約爆滿！最后，我刷到了浦東一家很偏遠的醫院，打電話去問，對方很爽氣地問了小凱的情況后說：直接來，有號！

怕醫院關門，我們打車回家取了孩子的病歷本后，便一路飛馳直奔浦東。

出租車上，我倆怕給小凱留下心理陰影，除了有一搭沒一搭地跟孩子閑聊，互相間默默地通過發微信討論。

老公說：這醫院恐怕不靠譜。

我說：“無論醫院靠不靠譜，學校需要一個答案，靠譜的醫院至少要等一個月可能還得托關系。我們得先拿出一個答案，也拿出一個態度來給學校。”

老公打出了一行字：“你覺得他有問題嗎？”

我回復：“我不覺得。”

在我心里頭是有一絲內疚的，在小凱一年級時，我聽到學校的校規，內心是不以為然的，尤其是課間除了小便和接水不許出教室，中午必須在教室做作業，不許去操場玩。Playground，沒有play，沒有孩子，只有空蕩蕩的ground，那還能叫操場嗎？

固然我從未教小凱違反校規，但我給他講過我們小時候一下課就掐著表出去跳橡皮筋、爬木架、踢毽子，然后掐著表回教室上課；講過午休的時間，大部分孩子都在操場上玩，或攀爬，或游戲，或打球，或散步聊天，只有籃球砸破了校長室的窗玻璃才會挨罵。

但我脫離了小凱今天所要適應的生存規則，直到警報響起才認真跟他強調規訓，帶來了諸多痛苦和不適。我不知我在心理學上錯沒錯，但在現實中，一定錯了。

車里，小凱還在哼小曲，靠到我身上問，“現在到哪兒去？”

我說：“去一個心理學醫院，會做一些測試量表。媽媽學心理學的時候就學過，像抑郁自評量表啊，焦慮自評量表啊，都很常見的，是國際通用的，其他的就不知道還有什么，總之，去看看。”

陽光透過車窗照在小凱臉上，我看到的是懵懂和天真，有一點最近挨罵過多的倒霉，一個念頭忽然回到我心上：今天，是他9歲的生日。原本，我們要在小凱放學后一起去吃烤鴨。

在這樣一個美麗的，也本應該是美麗的日子，我久違地有點想哭，想抱抱他毛茸茸的腦袋。

醫院有一個珠光寶氣的名字，卻坐落在一片如廢墟般舊廠房的院子里。

我們先是誤入了一家不知是中醫還是西醫的藥房，然后被藥房工作人員指著，找到了“廠房”深處的醫院。

掛號，上二樓，就診。

醫生是一位上年紀的女性，眼鏡垂到鼻梁，有點像韓劇中的婆婆，或80年代的班主任，一開口更是加深了這種印象。我的朋友中有非常溫暖有力量的咨詢師，我見識過個性風格迥異的咨詢師人格，而這位大夫，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啄木鳥，按部就班地尋找“哪里有蟲，哪里有錯，哪里有問題”。

她提問小凱有無某某癥狀時，就像在抽屜下藏了本專業書，從ADHD的典型癥狀一一問起，準備對號入座，比如攻擊性的部分，抽動的部分。但這些，小凱都沒有。

醫生大筆一揮，去檢查吧，檢查包括一大堆量表和腦電波。

老公問：“都做嗎？”

我想了想說：“做吧。”

一付費，400多，全部自費，夠吃兩頓烤鴨。

我和小凱坐在醫院狹窄的走廊上，肩并肩，走廊外頭是工地上常見的塑鋼搭建的臨時房。量表是掃二維碼在手機上做，有六七份，除了抑郁、焦慮，還有人格、睡眠障礙，兒童行為等等。有些題小凱看不懂，需要我翻譯。讀那些題的時候，我們有時候一起笑出聲來。

“這是什么意思？”小凱問。

“啊，幻覺或幻聽，或覺得有人要害你。有嗎？”

“沒有。”

肯定沒有。這是測精神分裂傾向的題目。

“有沒有覺得白天是一天中心情最低落的時候？”

“沒有。”他只是一個最近不快樂的小孩。

這是測抑郁的，有一條標準叫“晝重夜輕”。我解釋給小凱。

腦波測試，在一個小房間，需要小凱獨自進去，剛開始他有些緊張，就像第一次獨立做b超。出來后說，沒有什么感覺。

我們坐在走廊等報告，我給他讀《哈利波特》。半小時后，我們才拿著報告回到診室，啄木醫生刷刷翻著腦波報告和量表說，還是要以腦波報告為準，量表只能作為參考。我心想，這不對，腦波報告很可能靠不住，而量表的信效度雖然有限但畢竟是國際通用的。

終于來到了診斷：“孩子有一點多動的癥狀，可以配合藥物治療。”

這句話我聽懂了，有一點多動的癥狀，或有一點多動的行為表現，并不等于確診ADHD。就像每個人都可能有抑郁情緒，而并不能確診抑郁癥。我松了口氣，心中暗暗感謝這個珠光寶氣的醫院，感謝啄木鳥醫生還是守住了基本的底線。

“一定要吃藥嗎，不吃藥會怎么樣？”老公在旁小心詢問。

“不吃也可以，再觀察觀察。”醫生說，隨即話鋒一轉，“也可以試試我們這邊的腦波療法，很先進，沒什么副作用。”

我心中暗笑，讓小凱接受腦波治療之前我應該先去燒掉我的二級心理咨詢師證，我還沒有走投無路喪心病狂到投靠偽科學。一份價值四百的答卷給學校，已經夠了，我不會再多花一分錢。

厚厚的量表和腦波報告掃描件換來了老師的一句“收到”，這是我們和小凱的一張緩刑判決書。

前途依然充滿迷霧，如果小凱的情況不改善，我們中必須有一人迫于壓力請假陪讀，誰能夠請得出那么多假？工作怎么辦？錢怎么辦？

如果請影子老師，我上網去查價格，發現一位影子老師的月薪幾乎等同我們一個人的月薪，無論怎么選，都是家庭收入減半，焦慮幾乎把我們拖垮。

理智上，我相信小凱“沒問題”，但出于一種奇妙的心理，又似乎始終無法“確信”。

我開始頻頻上網搜索，在一大堆引流科普帖和賣藥軟文中，打撈A娃家長分享的一手資料，有時候是在評論區。結果發現，大量的像我們一樣的家長，上網對號入座或排除嫌疑，一遍遍地尋找著確信或安慰。

如何破局，我們的答案是：搬家。

之前我們和小凱外婆同住，外婆除了事無巨細地關心小凱的一日三餐，飲食冷暖，更關注他的學習，小凱很小就識字了，歸功于外婆從小在街頭路上一點一點教。外婆也有很多新穎的教育理念，如：鼓勵式教育。

但在孩子的教育中，有三個人需要來回溝通，本就是一件令人疲憊的事情。

對孩子來說，做錯一件事會同時引爆兩三種不同聲音輪番轟炸，實在太過嘈雜。作為家長，每個人不可避免地都有控制欲，但三個控制欲，無論如何都太多了。

孩子沒有一點點獨處的時間，沒有一點點自由安排的可能。

另外讓我難受的是，每次我們帶孩子出去郊游或旅行，外婆都提醒務必寓教于樂，總之就是：一定要學到點東西。

有一次，我們給外婆發了幾張小凱朔溪打水槍的照片，引發了一場家庭大戰，外婆怒斥“這么大的孩子不該干這種沒營養的事情！”事后，我們再也不敢發回“純玩”的照片，也不敢告訴外婆今天是帶小凱出去“純玩”了。

原本在生活中，我是個很有松弛感的人，年輕時人送外號“淡定姐”，但被小凱外婆打滿彈幕，隨時丟來差評和指正的生活中，我變得緊張、焦慮、易怒，必須依賴藥物才睡得著覺。

離開外婆是另一場艱難的戰役，老人的受挫、不舍，和注定伴隨而來的孤獨。但難得的是，我原以為需要做出的很多拉扯并沒有發生，我只是羅列了小凱的情況，告知一旦請假陪讀生活將無法繼續，老人就點了頭。對小凱無條件的愛讓她放下了自己。

我們在第二天就直接搬進了一家商務酒店，這能讓我們和外婆隔離開來，也方便我們在離小凱學校更近的位置看房找房。

白天工作，晚上我在酒店輔導小凱作業，老公出門找中介，初篩出靠譜的房子，擠時間帶我和小凱去看，與此同時，老師的釘釘轟炸仍然保持著日均一次的頻率。

高強度的勞碌下，我病倒了，發燒39度后，我終于向單位請了一天假準備在酒店補覺恢復體力。

而恰恰在這天，從一大早我就收到老師的信息，每一兩小時一條，全天播報小凱的情況。

“不經允許把美工刀帶到了學校。”

“不經老師同意動了講臺上的紅筆。”

“回頭和同學說話。”

“不完成作業在發呆。”

我無法入睡，望著酒店的天花板頭痛欲裂，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燒還沒退，我就又坐上電瓶車去看房。

那段在我看來無比狼狽的日子，只有小凱充滿了興奮。

中介給我們看到房子，我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在心里搖頭嘆息否定。可無論是怎樣裝修老舊、門窗霉爛裂縫、灰塵滿地，對小凱來說都是全新的探險地，每一次推開單元門，他都歡呼著跑在我們和中介隊伍的最前面，三步并兩步，把“跑六樓”看成一場激動的競賽。

我總是問小凱：“住在這里好不好？”

小凱每次都激動地回答：“好！”

我們終于找到房子安頓下來。

房東的家具十分劣質，廉價的掛畫，短路劣質冒煙的燈具，單薄松動的茶幾和椅子，充完電拔下插頭，居然把整個插座都從墻上拽下來，可這已是我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租房亦是不小的開銷。

關于搬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了節約錢，婆婆給了我們一個舊床墊。從她家到新房路不算遠，不值得叫一趟貨車，我和老公就把床墊用布包起，扎上繩子，兩人一前一后走在馬路上，一拖一拽，螞蟻搬家似的把那個床墊搬回家。

結果晚上睡上去才發現，床墊早已老舊不堪，墊面堅硬無比，里面的彈簧突出，每一根都不屈不撓地硌著骨頭，簡直是個刑具，根本不值得費那么大勁把它搬過來。

還沒來得及容我們在新房喘口氣，老師再次發來信息，說學校出面在精神衛生中心給小凱預約了專家號，讓小凱請假半天去就診。我們心里雖不情愿，也不得不再次向單位請假。

預約時間是下午一點，我們提前半小時就到了。

走進就診大樓一樓，大理石走廊寬闊卻幽暗，有限的座椅早已被排隊的孩子和家長坐滿，更多的人站著，患者有小朋友，也有青春期的大孩子，陪伴者有父母，有老人，不少是全家出動。醫生的名字遲遲未出現在房間門口的顯示屏，只偶爾開門讓新的患者進去。老公說他負責排隊，讓我帶著小凱坐在門外的草坪上看書。

草坪只有小小一塊，栽著云杉，天空碧藍，我們讀了一會兒書，便有一個女人打著一把傘走來，坐在不遠處的臺階上開始哭，現在想起來那應該不叫哭，是人類在生活完全傾覆后才會發出的哀號，尖利、無序，讓人心生悲涼。有個男人過來站在她身邊，不太像安撫，似乎就是等著，等她什么時候結束。不知是兒子，還是丈夫。

我們等了足足兩個小時后，老公出來說，問了總臺，原來那位專家今天有事取消了門診。

我去樓里上了個廁所，出來時從臺階上結結實實地摔了下來，發出了非常實心的悶響，把經過的路人都嚇了一跳。樓門口僅有三級臺階，雖然其中一級有個很小的缺口，但我并不覺得那是我摔跤的原因。

小凱急得叫起來，縮手縮腳地想拉我要看我的傷，我慢慢爬起來，發現磨破了膝蓋和手心，胳膊肘吃力最多，滲了不少血，但沒有骨折。

下午三點，精衛中心門口，陽光仍明媚。我們三個人，難得聚在一起，放下工作、放下功課，沐浴著工作日下午三點的陽光。我的胳膊肘火辣辣，但這一天還沒有被毀掉。

我對老公說，剩下的時間我們去買個新床墊，今天回去，一定要把那個舊的扔掉。

于是，我們先去藥店買了瓶碘伏處理我的傷口，接著去了宜家，買了新床墊，也買了宜家的冰激凌。

轉變是何時來到的呢？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到來時我們一定不知道。

也許是決定搬離的那個瞬間；也許是外婆點頭的那一刻；也許是看房子時小凱的快樂沖淡了灰色的感覺，提醒我們生活仍值得過；也許是那次莫名其妙的摔跤，那張好不容易搬進屋又好不容易才扔掉的床墊（沒想到大垃圾這么難扔，小區只有一處可以扔）。

也許早到在面對學校時，我想著“要為小凱爭取一下，他并不是那樣的孩子。”

兩周后，老師再次發來信息，說學校給小凱重新預約了專家，相信這次能順利就診。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決定堅持，我們不再去了。

我給老師打了電話，告訴老師這段時間我們家庭做出的巨大改變，說了這陣子頻繁請假的難處，希望老師能給小凱多一點時間，老師承認已在小凱身上看到了變化。

到了學期末，小凱“離譜”的違紀一件件消失，釘釘的鈴聲不再響起。

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老師對小凱改變了態度，之前只要他不影響紀律，不影響他人，干啥都行。后來她開始提醒小凱專心學習，關心和反饋他的成績。而我們的焦慮也變成了如何改善孩子的拖拉磨蹭。

現在想想，比起差一點要“陪讀”焦慮，比起天天想著是否給孩子“確診”的惶然，這已經是上到全新的臺階了。只是家長嘛，永遠是不滿足的。

這當中我們有幸遇到了支持。一位經歷過和老人分居的朋友，給我講了她家娃的成長和改變，堅定了我們的決心。還有過去給小凱補過課的老師，率直地表達：“我教過那么多孩子，你們相信我，小凱一點問題也沒有。”

這位老師的話后來也讓我們受益匪淺。她說，孩子需要一個平靜的、能夠容納他自己的空間。比如做作業時，那不應該是一扇隨時都可能被打開，有人沖進來的門。孩子需經常和他自己待一會兒。

現在有時我還會上網搜一下ADHD的信息，我反而接受了小凱可能帶有一些A娃的特質，當然也可能是純粹的頑皮，不管有沒有，對A娃好的，咱也試試。

網上有很多注意力訓練的小游戲，但最自然的還是運動，運動總沒錯！暑假期間，我帶小凱試聽了羽毛球課，他很喜歡，立即就報了課。教練風趣幽默，打球的時光很快樂，體驗進步和“打敗爸媽”讓小凱更有沖勁兒。

十一假期，我們沒有離開上海，沒有花錢去外地旅游，而帶著小凱往郊區跑，去公園，去野地，就是純玩。我們還抽出其中一天讓爸爸帶著小凱體驗送了一天的外賣，兩人賺了一百多塊錢。

小凱熱衷于機械，酷愛飛機，我原先就給他買過不少飛行書，如今他說想自己設計跑道，我就在網上下單了最大的A0紙（A0尺寸的紙張），鋪在地上讓他畫。收到這一卷大白紙時，小凱的眼睛都亮了，我忽然明白這十幾塊錢的白紙也許比多么昂貴的禮物都有價值。

他最愛去機場附近的一座橋上看飛機起降，只要作業做完，我們就帶上單反相機帶他去看，這樣“無聊的、不花一分錢”的小活動，讓他樂此不疲。那座橋上也時常聚集著同齡的小航天迷們，陌生的朋友很快聊到一起，談機型、談風向，談跑道進近燈，談各自的見聞。

在新家的一角，我給他隨便指了塊地方作為“閱讀角”，只要干完既定任務，他就蜷在沙發上閱讀。休息日的一大早，他不吃早飯就讀得津津有味，上學日的晚上，做完作業，他更是讀得忘記了時間。

享受到“自由”的小凱，開始主動在校內完成作業。雖仍有拖拉，但對比之前的表現天差地別。而我們也會“說到做到”，在周一的晚上帶著抓緊寫完作業的他去附近球場打一場球，或在作業很多的周末去公園野營，在樹蔭下支起桌子讓他寫完作業后去玩。

不光是小凱，連我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歡樂和靈動，每次動腦筋在有限的時間里創造和尋找樂趣，成了我們三個人的大冒險。

關于“確診”的擔憂一下子飄得很遠。

有時候我會想，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小凱、老師、校長、醫生，誰是對的呢？也許讓小凱去“確診”是非常荒唐的決定，可也許正像校長所說的關鍵期，而小凱只是安然度過了。無人知道答案。

就像臺風天的一只塑料袋，它隨時可能飄來蒙住你的臉。飄走后，留下了一段失控窒息的記憶，一絲劫后余生的慶幸。而我，想對曾經像我們一樣惶恐著的家長們說說，透過那只塑料袋，我所看到的世界。

回想小凱的九歲生日，那感覺不像是大半年前，像在無人獲知的黑夜踏過刀山，蹚過火海，但仔細回味，又像是錄像帶加速，一晃而過，音聲都變了形。那天在我們內心留下的一地坑洼，像綠化帶的草皮一樣迅速卷起，早有下一季的東西在等著要種，為人父母的世界大概都如此。也許在小凱的記憶里，故事會有著另一種書寫，我無從求證。

編輯丨Terra 實習丨趙陽

淺淺

生活才是編劇大師，我只是聽寫了它的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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