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張嘎安吉斯的母親烏蘭：內蒙古著名的雙槍女將，經歷堪稱傳奇

1946年深秋，遼西的北票城外寒風凜冽，二十四歲的烏蘭翻身上馬，只一句“走，夜里進山”，帶著十一支隊的騎兵朝蓮花山匪巢奔去。就是這一次行動，讓當地百姓第一次真正記住了這位“雙槍女將”的名字。人們只知道她槍法如神、膽氣過人，卻不知道多年以后，紅遍銀幕的“小兵張嘎”扮演者安吉斯，正是她的兒子。傳奇與傳奇的連接，來得干脆利落。

時間撥回1922年9月15日。烏蘭降生在現遼寧省朝陽縣一個貧寒牧戶。草原上的風養大了她的筋骨，少年時代的她騎馬射獵，追兔上樹，從不服輸。九歲那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家背井離鄉奔到北平。流亡的日子讓這個小姑娘早早明白，命運得靠自己爭。對侵略者的恨，被壓進稚嫩心底，越壓越硬。

中學讀書期間，北平學生運動風起云涌。“一二·九”示威那天，她和同伴高喊口號沖上東交民巷。有人悄悄問：“敢不敢發傳單？”她只回一句：“怕什么！”自此與革命暗暗結緣。1937年，她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二年又受地下黨派遣潛入天津裕元紗廠。白天紡紗，夜里配制炸藥，身份切換比翻書還快。有意思的是，工頭眼里她是安靜女工，日軍檔案里卻已列作“危險分子”。

爆破行動最驚險的一次發生在1938年3月8日。傍晚四點，她假扮闊小姐混進日本特務據點田野澤行。人造絲堆后，她把指甲蓋大小的定時器撥到兩小時，塞進絲料底層，拎包就走。天黑前，巨響震動了天津租界。敵人瘋狂搜捕，地下黨緊急命令：撤退延安。那年她才十六歲。

輾轉香港、廣州，烏蘭抵達陜北。延安窯洞里，她學了馬列理論，也練了射擊格斗。五年后，日本投降，黨中央派她回遼西組織武裝。此時的熱遼前線，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反動武裝夾擊解放區，形勢膠著。武工隊僅三十余人，不少人心浮氣躁。烏蘭到隊第一件事不是練槍，而是談心。她把戰士們圍在火堆旁，掰著指頭講什么是土地、什么是老百姓。短短一周，散兵游勇的松垮勁一掃而空。

隊伍擴大得很快。到1946年春，十一支隊已超過七百騎，槍聲幾乎每天此起彼伏。為了提高機動效率，她開設騎術班，專教“旋上”技巧——先讓馬疾跑再躍鞍。老兵起初不以為然，演習時卻發現這一招真能躲過冷槍。有人感嘆：“女政委，比咱爺們還辣。”

剿滅“老梁隊”是她立威之戰。蓮花山深溝密道，國民黨與日軍都摸不透，她卻敢孤身進山探路。三天兩夜，她換了五次裝：乞丐、藥販、香客……最終確認匪巢破綻，利用暗號把二百余匪徒引出腹地，山口一字長蛇陣擊潰。朝陽、北票一帶自此夜不再驚。

緊接著的“打一面”風波更顯心智。那年8月，這名悍匪率八十人攜槍來投，表面誠懇，暗里卻暗通沁布道爾濟王爺。烏蘭掌握了他寫給沁王爺的密信后，并未立刻動手，而是擺宴設座。酒過三巡，她突然將三封信摔在桌上，“說吧，啥意思？”“打一面”臉色煞白，掏槍未及上膛，兩支馬槍已頂在額前。后來，她分化瓦解這支隊伍，一個班一個班做工作，八十人竟無一漏網，再次穩住了后方。

不得不說，烏蘭不僅靠膽識，也靠寬闊胸襟。支隊長王景陽年長二十歲，蒙漢雙語不順，常因口快得罪人。一次醉后竟當眾叫她“母政委”。戰士們炸鍋了，烏蘭卻翻身上馬直奔軍分區。回程途中，她思量再三，決定化解矛盾。到營門時，王景陽已自綁候罰，她提刀割繩：“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王爺，不是自己人。”一句話，風波平息。

1949年5月，遼沈戰役塵埃落定，烏蘭奉命轉業地方，出任內蒙古自治區婦聯主任。草原、礦井、布里亞特牧區，都留有她騎著青馬調研的身影。后來歷任區黨委委員、經委副主任，直至1980年調入全國總工會。每換崗位，她總念叨一句蒙古語：“胸如千里草原。”熟悉的人聽多了，也當成了座右銘。

1987年4月5日，烏蘭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五歲。噩耗傳來，曾經的戰友們先是沉默，隨后有人低聲說：“還記得那年北票城，她教咱旋上——真快。”話音未落，眼圈已紅。多年之后，安吉斯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到母親，他回答得簡短：“她是雙槍女將，家里沒擺過獎章，只留了一把鞍革和一雙舊馬靴。”這番話，把過往一切風沙都濃縮成了清晰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