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他為什么會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且拼盡全力救治中國人？

1939年11月12日，河北唐縣黃石口村，土房里風從門縫灌進來，白求恩靠在枕上，手卻還在抖著寫字，字很小，最后一封信，沒有一句自我陳述，沒有功勞簿，只有“把這些東西分給戰友”，藥箱，手術刀，能用的都給在前面的人，他從加拿大走到這塊土地，跨過海洋和山嶺，身上背的不是傳奇，是一套樸素的判斷和做事的方法，這人為什么來，為什么把命壓在這里，他心里早有答案，只是一直沒說出口。

有一次，工人拖著病體進門，掏不出手術費，病程拖到不可回頭，他站在門口聽到消息，心口像被戳了一下，回到辦公室把窗關上，抬頭說了一句重話，“所謂現代醫學，如果只屬于富人，那只剩外殼”，從那之后，他把自己的門半掩著，給窮人留一條縫，能免就免，能降就降，診療之外，他走進工會的屋子，幫人寫申請，講公共衛生的道理，把醫療這件事拉回到公共事務的桌面上。

三十年代風向變冷，電臺里傳來西班牙內戰的消息，他從報紙上看到平民在街角倒下，心里那根弦繃緊，他報名進入援西醫療隊，到了前線，帳篷里擺不下需求，他把思路往前推，“移動手術室”的念頭落地，手術臺往火線邊上挪，傷員從擔架上放下就能推進，搶回了一條條命，他在廣播里說話，“反對法西斯，不是口號，是崗位上的行動”，這段經歷讓他把醫學和正義綁在一起，救人不是單純的技術動作，還要對準方向。

1938年春天，他抵達延安，見面就把話挑明，“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做客的，把我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很快，他背著箱子去了晉察冀，窯洞做病房，土炕當病床，手術器械湊不夠十件，消毒用品見底，麻醉藥也緊張，他沒有停頓，先把窯洞改出一個角落，搭起臺面，又把鐵匠叫來，缺器械就自制，煮沸的鹽水頂上消毒的空檔，場地往前推，手術臺挪到離火線很近的位置，“越是艱苦，越能體現醫療工作的價值”，槍聲近了，人救得住，隊伍對他的信任也跟著穩住。

戰事猛的時候，像1938年10月廣靈公路伏擊戰，他連續站了四十個小時，記在本子上的數字是71臺手術，手指被刀口劃出血，他用紗布一裹，繼續，旁邊的人勸他坐一會，他看了一眼擔架隊，“多休息一分鐘，就可能有一名戰士失去生命”，屋里的人不再說話，只把新的器械遞到手邊。

救人之外，他把眼光投向更長的線，外來的醫生不會永遠在這片土地，他開始寫教材，把技巧拆成步驟，包扎、止血、切開、縫合一條條拎清，墻上掛示意圖，手把手帶著學員練，到點就上實戰，衛生學校拉起教學的骨架，一批批學員很快頂上崗位，病房里多了熟練的手，救護隊里多了可靠的眼睛，有個小護士手抖，輸液反復沒穿進，他把針拿過來示范一遍，聲音壓低，“頭一次都會緊，練過就好”，哭聲停住，人重新站穩。

村里也常見他背著藥箱的背影，山路一腳深一腳淺，有人來敲門他就起身走，白天黑夜都一樣，有位老人肺氣腫臥床，他徒步幾十里過去，開方給藥，還把飲食起居安排到位，等到人能下地再回去，老鄉塞東西，他一概謝絕，衣服打著補丁，吃和戰士一樣，特殊補給往重傷員那邊推，他的原則清楚，自己夠用就行。

1939年10月，北岳區遭遇冬季“大掃蕩”，原本準備回國籌物資的行程往后放，他把手術臺設在淶源縣王安鎮孫家莊的小廟里，這里離前線很近，也能避開對村民的牽連，傷員一波接一波抬進來，他連軸轉了三天三夜，體力被掏空，在一次手術里，劃傷的手指接觸到了開放傷口，感染很快蔓延到血里，他還是把手頭的最后一臺做完，才慢慢坐下，周圍的人把他抬下去，燈火還亮著。

躺在床上，他還在翻教材，在頁邊寫字，交代救護流程，叮囑注意事項，“戰地救護要做到位，不能讓戰士們白白犧牲”，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安靜地停住了呼吸，年僅49歲，他念叨的最后一句話，是對工作的念念不忘，“遺憾的是，沒能為中國人民做更多的事”，遺書里仍舊寫著“遺物分給戰友”，這人把一生的方向交代得很明白。

他為什么來，線索都在前面的路上，底層民眾的苦難讓他走進診間，反法西斯的判斷讓他走進前線，對中國抗戰正義性的認同讓他把名片遞到延安，他把中國的戰事當成自己的工作，把這片土地上的人當成需要被托付的人群，國際主義精神四個字被他做成了日常作業。

今天再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能說出幾件事，更要把背后的方法和標準記住，不是天生的英雄，是一個心懷正義、堅持理想的普通人，做決定時把人命放在第一位，做選擇時把紀律和技術并排擺好，跨過國界的是善意，落在崗位上的是真正的責任，這兩件事連在一起，路就不會偏。

他留下的種子早發芽，衛生學校成長為有體系的醫學院，戰地醫療的理念走出山谷，影響到更寬的領域，救治流程更快，分工更細，裝備更適配，回頭看，他當年在窯洞里搭的那張臺，像是一塊模板，后來的人照著加固，照著擴展，我們紀念，不是停在稱呼上，是在各自崗位上把這股勁延續下去，心懷正義，專業可靠，溫和克制，向著生命，這條路能一直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