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英國議員如何成為保守主義之父

要理解保守主義，咱們得從一個故事說起。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人民推翻了國王和貴族的統治，要建立一個更平等、更自由的新社會。當時，歐洲有不少知識分子對此感到興奮，覺得這是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有個叫埃德蒙·伯克的英國國會議員，最開始也是這么想的。他稱贊法國發生的動蕩是一個“精彩的壯觀場面”。但是到了1789年夏末，伯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他開始猛烈抨擊法國大革命，并在1790年寫了一本書，叫《法國革命論》。這本書一出版就引發了熱議。為什么伯克會有這樣的轉變呢？原來，在他看來，法國的革命者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以為社會是可以隨便設計和改造的。就像拆掉一棟舊房子，然后按照圖紙重新蓋一棟新房子一樣。法國革命者正在干的事情，在伯克眼中，就是這么一個拆掉舊房子的行為。但在伯克看來，社會不是房子，而更像是一棵大樹。你可以修剪枝葉，可以施肥澆水，但你不能把它連根拔起，然后指望重新種一棵。因為社會是有機生長出來的，它有自己的根系，有自己的生命力。
伯克特別看不上那些滿肚子理論但沒干過實事的知識分子。用伯克的話說，這些人就像“無法確保飛行安全的領航員”，有勇無謀又脫離實際。在伯克看來，這些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就是愛挑毛病。他們的吹毛求疵破壞了兩樣重要的東西：一個是那些既有開放精神、又能創造財富的貴族階層，另一個是起到社會穩定作用的教會。而這兩樣東西，正是維持社會秩序不可缺少的。

伯克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傳統的智慧。在他看來，那些延續了幾百年、幾千年的制度和習俗，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本身就說明了它們的價值。你不能因為一時看不懂，就說它們是“迷信”或“落后”。舉個例子來說，為什么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婚姻制度？為什么都有某種形式的財產觀念？按照伯克的邏輯，這些制度能延續到今天，說明它們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當然，伯克也不是說一切都不能改變。他的觀點是：改革可以有，但要慎重，要漸進，要在原有基礎上修修補補，而不是推倒重來。伯克的這些想法，后來成了保守主義的基本信條。除了伯克之外，還有很多人為保守主義提供了思想資源。這里咱單獨說一下另外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家約瑟夫·德·邁斯特。
邁斯特原本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個法語區，法國大革命后，法國軍隊占領了這片地區，邁斯特選擇了逃亡。如果說伯克的風格是溫和的，那邁斯特就是極端的。他有著“異乎尋常的修辭能力”，寫文章態度激烈，喜歡進行非黑即白的論證。他會寫出這樣的句子：“是政府皆專制：唯一的選擇是，要么服從要么反抗。”“只有宗教能夠永存。”“自由永遠來自國王的恩賜。”書中歸納說，在邁斯特筆下，“絞刑架是神圣的，劊子手是虔誠的”。為什么邁斯特會有這么極端的觀點？因為在他看來，人性本質上是“冥頑不化”的。他認為，人遵守規則靠的永遠不是自覺，而是“嚴格的紀律、服從的信念和迅速懲罰的威脅”。
邁斯特跟伯克有個共同點：都認為普通人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治理。但兩人的理由不同。伯克比較樂觀，他覺得民眾的問題不是不能遵守規則，而是不會制定規則。邁斯特就悲觀多了，他覺得人一有機會就會變壞，必須用強力來約束。正因為如此，邁斯特的思想后來被那些強人政治的支持者繼承了。從邁斯特到當下的右翼民粹主義者，這中間有一條清晰的思想傳承線。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喜歡爭論，希望有一個絕對的權威來“終結”所有分歧。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在開頭提到的那些現象——特朗普對西方傳統政治規則的蔑視——其實都不是新鮮事，而是保守主義傳統中一直存在的一個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