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未竟，美國轉身：歐洲深陷迷茫

◆2025年12月8日，英國倫敦，英國首相斯塔默、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茨在首相府唐寧街10號外。當天上述四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強調烏克蘭需要強有力的安全保障。

編者按：

2025年，世界在多重震蕩中前行：地緣沖突此起彼伏，戰爭陰影與停火博弈交織；大國關系在競爭與管控中反復拉扯，全球治理共識承壓；通脹高企、增長乏力與貿易壁壘疊加，令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氣候極端事件頻發、移民與社會抗議加劇，進一步放大不確定性。

在歲末年初的系列報道中，《鳳凰周刊》著眼于不同地區和不同維度，對話多位國關學界名家，梳理了一份全球時局報告：美國在“回歸領導力”與“重構秩序”的雙重進程中付出高昂成本，社會撕裂與戰略焦慮并存；歐洲在既有安全依賴體系遭受沖擊后陷入搖擺，戰略自主仍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徘徊；中東迎來第三次重大變局，多重危機相互疊加；日本在政壇迭代與安全政策調整的推動下，對周邊地區格局產生外溢影響。

雖然著墨的是宏大敘事，但這些變化并非遙不可及，它們正以不同方式滲入你我生活，悄然改變著個體的境遇與選擇。劇烈的結構性變動之下，普通人或被裹挾、或被迫調整，卻始終沒有放棄對穩定與秩序的追尋。在不確定性成為常態的時代里，人們依然孜孜以求可把握的生活，這也構成動蕩世界中最具生命力的力量。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新技術依然作為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跨越國界流動；在關稅壁壘與地緣博弈的陰影下，企業家們仍在探索跨國發展的現實路徑；天災與沖突之后，氣候治理與人道救援也從未停歇。動蕩與重塑并行的時代背景中，國際秩序正經歷深刻調整，穩定與合作，成為各方愈發稀缺、也愈發迫切的共同需求。

文丨丁純（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

采訪整理丨徐亦凡

編輯丨漆菲

過去一年的歐洲，面臨內憂外患。從內部政治來說，經濟不景氣帶來民生問題，極右和極左政黨勢力上升，導致主流政黨越來越多承壓與失勢。

面對外部壓力，歐洲亦陷入敘事困境：俄羅斯帶來的沖擊仍在持續，“挺烏”作為歐洲的政治正確卻被美國打擊。特朗普第二任期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不僅猛烈抨擊歐洲對烏克蘭的支持，甚至質疑其民主與地位；歐洲卻要避免激怒美方，以防烏克蘭局勢失控。

當安全、經濟、意識形態、理念紛紛遭遇挑戰，歐洲試圖聚攏隊伍，強化凝聚力，通過再武裝（rearmament）歐盟、強化關鍵原材料供給、強化“去風險”等措施，形成應對機制。

歐洲距離獨立自主仍有距離

俄烏尚未停戰，美歐之間的裂痕卻持續擴大。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訪時，貶低歐洲是一個“衰落的國家集團”，由一些“軟弱的人”領導，未能控制移民和解決俄烏問題。美國近來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也對歐洲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對抗姿態，指責部分歐洲官員“對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阻礙了俄烏和平協議的達成。

◆2025年2月召開的慕安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以訓話姿態批評歐洲。

在歐洲人看來，特朗普政府為結束俄烏沖突提出的“28點和平計劃”，是為了滿足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需求，施壓烏克蘭要求其接受，某種程度也是在對歐洲施壓。但歐洲無力與美國強硬對抗，只能通過提出修訂計劃的方式委婉應對美國的施壓。畢竟這一計劃也關系到歐洲的安全，他們無法接受一份嚴重偏離自身利益的方案，只能不斷拖延。

經多方磋商修改，最新的版本成了“20點和平計劃”。但俄方警告稱，其中仍包括其無法接受的內容，例如有關烏克蘭戰后軍隊規模。尚待解決的主要分歧之一是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的未來歸屬。據悉，俄羅斯還希望獲得防止北約未來繼續東擴的保證，并要求明確烏克蘭若加入歐盟應保持中立地位，同時就解除制裁以及西方凍結的數千億美元俄國家資產給出清晰安排。

無論談判前景如何，當前情況都體現出歐洲的無奈。這源于其在軍事與安全上長期過度依賴美國，自身能力缺失，無論戰場情報還是態勢判斷，幾乎都要依賴美國和北約。歐洲無法上桌，不被納入談判，難以反映自身訴求；同時又無法完全擺脫美國或與之對抗，也無法自行重建獨立的安全架構，按照自己的設想力挺烏克蘭堅持到底。尤其是2025年，烏軍在前線持續失利，特朗普上臺之后，這種結構性困境更加突出。

◆2025年12月28日，特朗普與澤連斯基在海湖莊園俱樂部午餐會后握手。

特朗普的戰略讓歐洲人意識到，美國不再可靠，無法成為他們永遠的“保護傘”。雖然出現這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但迄今并未看到歐洲真正想要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實現完全的獨立自主。很多因素也不支持歐洲這么做，包括經濟現狀、軍事技術、整體產能等。

所以歐洲的現狀是在延續既往對美國的依賴，同時又意識到這種依賴并不可靠，從而進一步呼吁“戰略自主”。

“戰略自主”最早出自軍事領域。歐盟于2017年正式啟動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PESCO）——這是歐盟成員國之間旨在加強防務合作、提高軍事能力、推動聯合項目的框架機制。但在我理解，PESCO更多會在北約框架下強化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無論從現實情況還是自身意愿來說，歐盟都無明確目標成為美國那樣完全獨立自主的軍事力量。

◆2017年12月，歐盟正式啟動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開啟歐盟防務一體化的新進程。

歐洲所追求的是一定程度的獨立和自主權，可以維護自身安全。這一方面是現實所迫，另一方面，歐盟的性質被界定為“民事力量”，其強項不在軍事領域，只是在自身受到威脅時需要發展相應能力自保，而非希望像美國一樣成為軍事上的強大實體。

目前歐洲的安全架構和防務發展狀況，需要一分為二來看待。

首先同過去相比，的確有非常大的進展。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安全一直有美國兜底，他們因此享受“軍事紅利”——節省下的國防軍事費用被投入到社會保障，用于發展福利國家。但隨著俄烏沖突深化，特別是特朗普上臺后，他對沖突的解決思路以及對北約第五條集體防御條款的理解與往屆政府完全不同。

該條款規定，任何一個成員國遭到武裝攻擊，即被視為對所有成員的攻擊。而特朗普上臺后，雖然先后要求北約的歐洲盟友將國防開支提升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和5%，但就第五條款卻不愿給出明確承諾。這讓歐洲國家深感擔憂，因為他們不具備與俄羅斯對抗的能力。歐洲只能盡可能地滿足美國的要求，在2025年北約峰會上同意將國防開支目標設定為5%。

不僅如此，以德國為代表的國家開始鼓動再武裝，通過修憲放寬財政約束，大規模擴軍并增加軍事投入。英國和法國是歐洲唯二的擁核國家，這兩國與波蘭等國家在安全事務上也非常積極。從這一角度來說，歐洲在安全問題上有著顯著進展，畢竟如此大規模擴軍備戰是以往難以想象的。

◆2025年3月，德軍預備役人員在柏林附近的貝利茨軍營接受射擊訓練。

但與此同時，歐洲并非鐵板一塊。比如西班牙對于提高國防開支的要求頗有微詞，捷克、芬蘭等國家面對俄羅斯立場相對強硬，而匈牙利相對親俄，在防務問題上和歐洲主流最為不同。因此，各國在軍事投入上存在一定差異性。

美國想轉身抽離，歐洲人對于這一點的理解是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才有所加深的。事實上直到現在，一些歐洲的建制派政治家乃至主流民意，似乎仍抱有一種心理，期待特朗普政府只是曇花一現，寄希望于美歐關系在他卸任后可以重回正軌。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種種動作，以及他被帶到歐洲的一些意識形態，讓歐洲逐漸清醒，認識到美國的優先關切已經從歐洲遷移到別處。

歐洲需要慢慢接受現實，自己對抗風險、自己保衛自己。只不過，他們還處在彷徨迷茫之中，尚未形成對未來的明晰規劃。畢竟美歐聯結太過緊密，涉及到意識形態、制度體制、經貿往來、軍事安全、科技等各個方面，想要做出徹底改變并不容易。

美國成中歐之間的關鍵變量

2025年也是中歐關系的重要年份——50年前，中國與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了外交關系。總體來看，雙邊關系在過去一年高開低走，年底略有回升。

所謂“高開”是指2025年初，歐盟機構曾一定程度釋放合作信號，欲借建交50周年的契機與中方共同應對特朗普政府回歸所帶來的單邊主義挑戰。中方和歐洲議會決定，同步全面取消對相互交往的限制。

但在此后召開的七國集團（G7）峰會、歐洲議會等場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華語氣強硬，在俄烏、經貿等問題上頻頻指責中國，并試圖一定程度拉攏美國，將中國定位為美歐的共同對手。

這些表態改變了年初的積極氛圍，導致中歐峰會整體氛圍欠佳。原本外界期待中歐借此契機推動更多合作，包括中方寄希望于逐步解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但最終未能實現。雙方在電動車對歐出口等經貿問題上的談判也仍在進行中。

2025年12月11日，中國商務部透露，中歐雙方已重啟關于中國電動汽車最低價格承諾的談判與磋商，中方表示歡迎，并希望歐方通過對話解決分歧，避免與單一車企單獨接觸，以維護互信和對話效率。

到了年末，中歐關系出現回暖：不僅有西班牙國王時隔18年再度訪華，更令人關注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外長瓦德富爾相繼訪華。2026年年初預計將有多位歐洲領導人來華，包括德國總理默茨、英國首相斯塔默等。

◆2025年12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四川大學期間受到師生熱烈歡迎。

整體來看，中歐關系氛圍仍不夠理想，這是由于歐洲正處于內憂外患的壓力之下。歐洲需要一套外部威脅敘事以凝聚人心，尤其在俄烏問題上，中國被認為給俄羅斯提供了關鍵的經濟支持，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歐洲的“敵人”。

但需要強調的是，“形勢比人強”。面臨這樣的壓力，歐洲內部在對華問題上并非鐵板一塊。按他們自己的講法：畢竟中國不是俄羅斯，而且中歐之間的聯系如此緊密，歐洲諸多重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政經實體。尤其是經貿領域，在雙邊關系欠佳的氛圍下，中歐依然保持了相當的貿易規模，且在特朗普關稅沖擊下，中國重新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投資也有所增長。

因此在歐洲內部，主張與中國保持聯系、維持合作的聲調也非常高，近來德法英等大國對華態度也漸趨務實。以德國為例，其外交部門對華言論較為強硬，但經濟部門、企業的立場并不完全一樣。

然而，保持聯系與接觸并不意味著雙邊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歐洲仍會強化風險管控。比如聯邦德國議會成立了專家委員會，負責審查德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而且，即便俄烏問題得到解決，不再成為橫亙在中歐之間的重要矛盾，雙邊之間還是難免會存在問題。

這首先緣于歐盟當前對華的“三重定位”，這事實上已將雙方之間的問題進行歸類——中國被認定為歐洲在經濟上的競爭者，中歐間的貿易逆差、關鍵產業的競爭和爭端等問題將持續存在；中國還被視為制度性對手，除了體制差異，歐洲并不完全認同中方所說的“中歐沒有結構性地緣政治沖突”，因而無法確保其他問題不會因歐洲立場變化而發酵，如涉臺、涉疆、南海等。

其次，美國是中歐關系背后的重要變量。一方面，美國在歐洲處理對華事務中存在脅迫和誘導行為，另一方面，歐洲也離不開美國，甚至會采取“禍水東引”的做法，將問題指向中國以拉攏美國。

盡管歐洲強調其處理對華關系不受制于美國，保持獨立自主，其對華決策或立場符合自身利益，并非美國附庸，在特朗普上臺后尤其如此。但現實情況更為復雜，無法一概而論。

歐洲有獨立自主的一面。例如，針對美國的長臂管轄或要求歐洲企業（如荷蘭光刻機制造商阿斯麥ASML）對中國實施技術限制，歐盟對此存在異議，認為荷蘭不應不經過集體同意而直接聽從美國。但在其他情況下，歐洲的確依賴美國，無法與之切割，或是利用這種脅迫作為托詞，因為美國的做法也符合歐洲的利益。

未來中歐關系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待，分別是和歐盟機構、和歐盟各成員國、和歐洲次區域（如中東歐地區）。

在中國和歐盟機構關系上，總體來看，迄今為止馮德萊恩領導的歐盟委員會更多扮演了“剎車”而非“油門”的角色。歐盟機構需要維持向心力和外部威脅敘事，中國不大可能被視為完全正面積極的因素，因此從該層面來看，轉寰仍需契機。中國與各成員國的關系則更為多元，不同國家受制于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對華需求、內部黨派競爭等因素，對華態度好壞兼有。中歐關系在2025年末的回暖正是來源于此，2026年料將仍會有積極變化。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此前表示，中歐關系已經到了“轉折點”。

未來中歐關系的一大抓手不僅在于發展和各成員國的關系，還在于與企業界的關系。盡管多方調研報告稱，企業在中歐感到彼此投資環境遇冷，但經貿合作活力仍在，雙邊投資持續增長。一方面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面臨“不出海就出局”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歐洲企業也離不開中國市場。可以說，雙方在經貿領域的合作超乎政治家們的想象。

除了企業界，中歐的民間交往也愈加深入。隨著中方免簽政策的擴大，越來越多歐洲人來到中國。人與人在現實中的接觸有助于消除隔閡對抗，網絡上的距離只會讓彼此的印象標簽化和簡單化。

產業競爭力不足帶來挑戰

過去一年，歐洲內部在政治上面臨碎片化和極端政治力量沖擊。大國也是如此，在德國，極右翼政黨選擇黨成為議會第二大黨，法國政府年內也經歷了數次更迭。社會層面上，出于對經濟壓力、政府治理、移民治安等不同問題的不滿，大規模的持續罷工或抗議在多個國家出現。

◆2025年2月，德國選擇黨的支持者在柏林參加競選集會。

從經濟層面來看，歐洲實現了溫和增長。歐盟委員會發布的秋季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25年歐盟實際GDP預計增長1.4%，歐元區增長1.3%，2026年增速還將持續。其他指標也呈現積極變化，歐元區失業率維持在歷史低位，整體通脹率從2024年的2.4%下降至2.1%，民眾購買力有所提高。

經濟增長前景趨好，但仍需面對內外環境的壓力。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為此呼吁，要加快推進競爭力議程，簡化監管、完善單一市場以及促進創新。

如今，歐洲已感受到產業競爭力不足帶來的挑戰。比如綠色轉型是歐洲重點布局領域，也是中歐都認可的合作重點，雙方不僅在中歐峰會達成聯合聲明，多家中國新能源企業也積極布局歐洲市場，西班牙、法國政要訪華時都希望雙方就此加強合作，期待中企帶著技術到當地投資。但中歐在該領域依然存在摩擦，因為歐方受困于其綠色產業能力而心有不甘。

背后問題在于，俄烏沖突加大了歐洲的能源轉型壓力，其自身產業卻在衰落，導致現實和目標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當能力跟不上轉型的雄心，在歐盟激進的綠色政策之下，可能變相使別國受益。

比如歐盟原計劃于2035年實施燃油車禁售令，但在自身新能源車產業發展落后的情況下，相關市場份額可能被中國占領，這也是為何歐盟會對中國電動車發起反補貼調查。而為了保護困境中的德國汽車工業，德國政府呼吁歐盟放寬禁令。

◆在山東港口等待裝船的中國產電動車。

如此背景下， 歐盟委員會最近公布提案，修改了原定的2035年禁售燃油車政策，將新車零排放目標調整為較2021年減排90%，并允許通過電子燃料、生物燃料、歐盟制造低碳鋼或混合動力等方式補償剩余的10%排放。

可以說，歐洲已經落入“中等技術陷阱”。汽車、化工、機械等產業曾支撐起歐洲經濟，使其在全球領先，但從上世紀末的ICT（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到數字化革命、AI革命，歐洲始終落后于美國，后續投資和發展勢頭又被中國超過。

盡管歐洲在工業時代占優的產業依舊強大，但缺少了近幾輪新革命的賦能，導致先發優勢成為先發劣勢。從默克爾執政時期開始，歐洲人持續發力，但一直未能成功。2024年發布的《萊塔報告》（Letta Report）和《德拉吉報告》（Draghi Report）反映出歐洲的緊迫感，這兩份報告分別從單一市場的未來和歐洲競爭力出發，提出相應改革措施。

如今，歐盟正利用軟實力的比較優勢來平衡硬實力上的弱勢，具體就是試圖利用規則制定的軟實力來彌補落后態勢。他們擔心，如果按照自由市場的思路繼續發展，其本土產業最終會被中美擊敗。比如歐盟為了對標美國《通脹削減法案》而發布的《凈零工業法案》，意在通過加速審批、本土化生產等要求，提升歐洲關鍵凈零技術的制造能力，減少對外依賴和投資外流。

一定程度來說，這是歐洲曾經不屑和反對的產業政策，即通過限制外部競爭對手保護和振興自身產業發展。作為貿易政策工具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也是如此——由于歐洲相關產業處于劣勢，因而指責外部產品未充分考慮碳減排成本，從而對其加征關稅，抬高進口產品成本。（實習生朱若晚對本文亦有貢獻）

排版 /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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