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政陽︱李慈銘的“張冠李戴”：《越縵堂日記》人名正誤

《越縵堂日記》，李慈銘著，廣陵書社，2004年5月出版，十八冊， 2400.00元

金梁在《〈近世人物志〉敘》中寫道：“欲考人物，僅憑正傳，既嫌過略；兼述野史，又慮傳誤；皆不必盡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難，光宣列傳，力矯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記，終為史例所限，亦不能盡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記，如翁文恭、李越縵、王湘綺、葉緣督諸家，為時所重，足與曾文正日記并傳。其中知人論世，發潛搜隱，實可補正史所不及。”（金梁：《近世人物志》，臺北國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頁）于此可見，古人日記中的人物，對于人物考證，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正因為如此，考證日記中的人物，顯得特別重要。“人是歷史的主角，知人方可論世。人名之正誤，關涉史實，頗為重要，當須據以相關文獻，加以考證，判斷人名歧異的是與非。這樣的校勘作業，實已進入考據的射程。準確的考證，無疑會讓使用者在無形中獲益，而不致因人名的錯誤對研究產生誤導（王瑞來：《仇讎相對：版本校勘學述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299頁）。

李慈銘也喜于考證補訂文獻中人名字號。《越縵堂日記》同治二年二月初一日：“夜手錄《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其中名字、官爵、籍貫、科次，多有舛誤，稍為訂正之。”（2265頁）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閱常熟錢良懌《出塞紀略》，紀康熙戊辰五月，隨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綱。此書誤作佟國瑋，今據張文端《奉使俄羅斯日記》及《國史名臣傳》正。”（4254-4255頁）同治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閱《鮚埼亭外集》，補訂數事：一跋《崇禎十六誤作十七年進士題名錄》中，會稽余增遠，誤稱其若水之號；山陰金廷韶，誤作廷詔；又是科有山陰李安世，有余姚李安世，亦未分晰。”（4333頁）

李慈銘的嚴謹治學態度，于此可見一斑。但是，其所著《越縵堂日記》中，人名字號錯訛，也不在少數。茲略舉數例如下：

李慈銘

一、《越縵堂日記》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福建人萬珠湖郎中（培因）來。”（1736頁）

按：“萬珠湖（培因）”當為“萬珠湖（培曾）”。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萬珠湖”有四處，其余三處分別為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下午答拜萬珠湖郎中、徐領香孝廉、朱松生秀才并辭朱君明日燕喜堂之飲。”（1747頁）咸豐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萬珠湖郎中招飲三樹堂，不往。”（1750頁）咸豐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萬珠湖來。”（1757頁）而李慈銘在其《越縵堂日記》咸豐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載：“晚偕珊士詣萬珠湖并晤其弟蓮初禮部。”（1787頁）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新任天津道萬蓮初給諫（培因）來。”（10736頁）光緒十五年七月初五日：“新授永定河道萬蓮初（培因）來。”（12126頁）

從這幾處日記來看，咸豐十一年三月出現的是萬珠湖，咸豐十一四月出現的是萬珠湖與其弟萬蓮初。那到底是萬珠湖（培因）還是萬蓮初（培因）呢？

檢《咸豐乙卯直省鄉試同年齒錄》《咸豐六年丙辰科會試同年齒錄》《咸豐九年己未科會試同年齒錄》，萬培因履歷均為：“萬培因，字厚臣，號蓮初。行三，道光丁酉年四月初五日吉時生。”劉超然、鄭豐稔《崇安縣新志》卷二十三《宦績》有其傳記：“萬培因，字蓮初。咸豐九年進士......。”黃叔璥《國朝御史題名》：”萬培因，字蓮初，福建崇安縣人。己未科進士，由禮部郎中補授山西道御史，升任直隸天津道。”

《咸豐六年丙辰科會試同年齒錄·萬培因》載：“胞兄培曾，現任刑部奉天司郎中。”《咸豐九年己未科會試同年齒錄·萬培因》載：“胞兄培曾，原名璣，字省吾，號珠湖。前江蘇候補同知，現任刑部郎中加六級奉天司行走。”《大清縉紳全書》（清咸豐九年夏北京榮晉齋刊本》）之《京師·刑部》：“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萬培曾（珠湖），福建崇安人，監生。”

萬培因還有一個胞兄，《咸豐九年己未科會試同年齒錄·萬培因》：“萬培元，字惇人，號鏡蓉，咸豐乙卯科同榜舉人，現任兵部主事加二級職方司行走。”《咸豐乙卯直省鄉試同年齒錄·萬培元》：“萬培元，字惇人，號鏡蓉。道光乙未年正月初六日吉時生。”

結合《越縵堂日記》內容、方志以及萬氏兄弟的履歷來看，李慈銘是把萬培因和萬培曾的字號張冠李戴了。“萬珠湖（培因）”當為“萬珠湖（培曾）”。萬培因（1837-1900），一作培英，字厚臣，號蓮初。清福建崇安縣人。咸豐五年（1855）舉人，六年貢士，九年進士。曾官山西道監察御史、戶科掌印給事中、工科給事中、四川布政使等職。著有《萬培因奏稿》。（萬培因生卒參見鄧政陽《李慈銘交游人物生卒年表》）萬培曾（？—1862），原名璣，字省吾，號珠湖。清福建崇安縣人。曾官刑部云南司郎中，坐辦奉天司主稿兼司務廳督催所事。（萬培曾生卒參見鄧政陽《李慈銘交游人物生卒年表》）萬培元（1835—？），字惇人，號鏡蓉。清福建崇安縣人。曾官兵部主事。

二、《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八日：“辰刻入闈，先點京官坐西場生字舍，鄰舍有山西人王建基，丁酉舉人，年六十七矣！廣東賴俊卿戶部，己酉拔貢，己未舉人，年亦五十余，極致傾慕。同鄉鮑益甫亦同舍。夜涼甚。三更得題紙。首題《子曰君子坦蕩蕩》，次題《自誠明謂之性》，三題《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詩題《〈無逸圖〉得‘勤’字》”（6078頁）

按：“賴俊卿”當為“賴駿生”。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賴俊卿”還有兩處，分別為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晴和如春初。早起小食。辰后入城，至署晤趙心泉、吳時齋、吳允堂、譚子敬等。午刻京察過堂，凡候補學習者，約三百人，人馬擁塞，幾不得入，皆不知何來者也。予名在十七，先生何為？可以休矣。晤潘孺初、賴俊卿、陳芰聲、王廉生、何達夫。下午出城，答拜馬工部錫祺、李舍人輔燿、馬吏部文華、謝夢翁，潘星丈、紱丈，晤夢漁、星翁。傍晚歸。”（6782-6783頁）光緒二年正月初六日：“晴。作書致紱丈。作書致紫泉。作書致肯夫，饋以蜜漬梅諸、姜片各一斤。作書致孺初，饋以蜜漬青梅、枇杷、楊梅、梅諸共兩器，又饅頭一盤。紫泉來，午后偕至琉璃廠，閱廟市。晤牧莊、錢竾仙、朱蓉生、汪柳門、羊辛楣、廖云氅、賴俊卿諸君。予購得澤存堂原刻《廣韻》一部，直三十六千。有曹楝亭所刻《玉篇》，尚為初印，紙槧頗佳，索直七金，予為諧定五金，勸紫泉買之。傍晚回至廠甸，遇梅卿，遂同車歸。得紱丈書。紫泉、蓉生、爽秋來，留之夜飯，復同擲采選圖，二更后散。”（6817頁）

檢《道光己酉科各省選拔同年明經通譜》：“賴國賓，字觀侯，別字駿生。行一。道光壬午年四月十九日吉時生，系廣東瓊州府陵水縣優廩生，民籍。”《大清縉紳全書》（清同治十二年冬京都琉璃廠南觀廟斌升堂本）載：“戶部主事河南司兼江西司行走賴國賓（駿生，廣東陵水人，壬戌）。”

由以上兩種文獻可知，《越縵堂日記》中的“賴俊卿”當為“賴駿生”，即賴國賓。李慈銘當是把“駿生”誤記或者誤聽為“俊卿”。又，李慈銘在日記中言其為（咸豐）己未舉人，實誤。《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并補行咸豐九年己未恩科廣東鄉試錄》載：“第五十二名，賴國賓，年三十八歲，瓊州府陵水縣拔貢生。”故賴國賓（駿生）當為同治壬戌并補行咸豐己未恩科舉人。

三、《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晴，秋氣甚潔。校《世說新語》，因以雜考諸書，甚費翻閱之力。有奉賢優貢阮酉生（其昌）持嚴菊泉師手書來見，言其父宰平湖，因受業菊泉師學署中，今來充教習。得伯寅書，言自南苑隨，閱回即復。夜校《世說》言語篇畢。”（6263頁）

按：“阮酉生（其昌）”當為“阮酉生（汝昌）”。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阮其昌”只此一處。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阮汝昌”有兩處，分別為《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松江人阮汝昌來就見，拒之，強以入。此人于甲戌歲持余少時舉業師嚴菊泉先生書入都來謁，自稱庚午優貢。后覺其儇佻，漸不禮之。聞其挾詐干人，日月滋甚。思自署其門曰‘揚州阮’，冒為儀征太傅之孫，又冒稱舉人。前日張朗齋言通政使周家楣力薦之從行，稱其官為直隸知府。今日自言實奉賢人，由廩貢托人代考取八旗教習，與揚州阮氏本一族，文達為其曾伯祖行。都中此輩，攔門走捷，乞市撞風，實繁有徒，王茂宏所謂‘不如此不成為京師也’。聊復記之，以資溫噱。”（10960-10961頁）《日記》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八日：“阮汝昌者忽柬邀今夕飲便宜坊。小人不可與作緣，辭之。”（11014頁）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阮酉生”只一處。《日記》光緒元年四月十一日：“阮酉生來，此人以嚴先生書來為之先容，故婁接見之。而年少無所知識，今日語言尤鄙甚，聞其父為浙江捐班知縣，必是貪吏無疑也，以后當絕之。”（6505頁）

吳心谷《增廣歷代畫史匯傳補編》卷三：“阮汝昌，字酉生，又字恒森，號壽鶴。”

據《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五日、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光緒元年四月十一日及《增廣歷代畫史匯傳補編》可知，阮酉生（其昌）、阮汝昌、阮酉生實為同一人。

檢韓佩金、張文虎《重修奉賢縣志》，其卷九“選舉志”一欄中無阮其昌，其卷首“重修奉賢縣志銜名”的“采訪”一欄中有“考取八旗教習附貢生阮汝昌”。《道光十七年丁酉科阮惟和拔貢卷》“從堂兄弟”一欄載：“阮汝昌，字壽鶴，附貢生，正紅旗官學漢教習，花翎三品銜補用知府，直隸候補同知。”

又《翁曾翰日記》光緒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得韓邦慶信，系松江同年六一之子，欲告貸百金，恐難如愿也。又得王柳亭太守函，從其婿阮西生（汝昌）處來，旋知阮之作偽與韓無涉也。”十一月二十五日：“飯后阮酉生來（汝昌，松江人），為韓六一之子告貨事也。”

綜上，《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日記中的“阮酉生（其昌）”當為“阮酉生（汝昌）”。

至于阮汝昌所言，則更是謊話連篇。其言為同治庚午優貢，實為附貢生。其言其父宰平湖。實為其父輩阮祥藻曾任平湖主簿。其言與揚州阮氏本一族及阮元是其曾伯祖行。據《道光十七年丁酉科阮惟和拔貢卷》及阮元增訂《揚州阮氏族譜》卷首阮元《道光三年序》來看，阮汝昌所屬的奉賢三官阮氏與阮元所屬的揚州阮氏，當并非一族。此不贅述。

難怪李慈銘會“后覺其儇佻，漸不禮之。”進而發出“都中此輩，攔門走捷，乞市撞風，實繁有徒”的感嘆。

越縵堂日記

四、《越縵堂日記》光緒元年八月四日：“上午入署，為押送書吏入闈事，晤趙心泉及商丘吳主事協中（字時齋，乙丑進士），武昌吳主事汝霖（字允堅，壬戌進士），奉新余主事九穀（字□□，己未進士），皆年五十余矣!午后出城答拜宋偉度，則已行矣。詣董蕓龕、何達夫，俱晤。詣牧莊、潘星丈、紱丈，俱不值。晡時歸，付車錢七千。”（6634頁）

按：“吳主事汝霖”當為“吳主事澍霖”。

《越縵堂日記》中與“吳主事澍霖”相關的還有兩處。《日記》光緒九年九月十六日：“晨起，上午入署，晤同司余石生（九穀）、吳心齋（協中）員外、吳鑒堂（汝霖）、趙心泉、郭子鈞主事。新署掌印員外世杰（故直隸布政文謙之子，字振之），甚致傾挹。余屏跡已久，于公曹如方外。諸君相待，亦有情也。”（10044頁）《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同司新知廣東肇慶府吳鑒堂（澍霖）來。吳君武昌人，壬戌進士，年七十余矣！粥粥長者，戶部諸少年皆狎侮之，雖久次不得主四大司稿（山東、山西、云南、福建司掌印主稿者，例得京察高等，其次江南、貴州兩司，間得之，余不能與）。去年冬以河南司得京察高等，聞常熟師念其貧老，破格為之也。竟得出知端州，此亦桑榆佳境矣！”（11842頁）

據《越縵堂日記》中的三處記載，可以確定的是吳為武昌人，壬戌進士，戶部主事、肇慶府知府。

檢鐘桐山、柯逢時《武昌縣志》卷十三《選舉》：“吳澍霖，號監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游智開《奏為委令謙貴署理肇慶府知府吳澍霖調署韶州府知府事》。《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錄·吳澍霖》：“吳澍霖，字清來，號監唐，道光壬午五月初四日吉時生。武昌縣附生。”《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錄·吳杰》：“字水歧，號云鴻。行二。乾隆甲寅年十月二十三日吉時生。武昌縣廩生。民籍。子澍霖，本科舉人，同治壬戌進士。戶部主事，員外郎銜。”《同治元年壬戌科會試同年齒錄·吳澍霖》：“吳澍霖，譜名一渠，號監堂。道光甲申年五月初四日吉時生。湖北武昌府學附生。

又《郭嵩燾日記》光緒十年十月初七日：“......便回拜吳鑒堂（名澍霖，湖北人，由筆慶府調補永順）、鐘杰寅（名英，福建駐防，新放岳州府）、龍禹田、丁次谷、湯斐齋、嚴鼎豆（名禹門，候選佐雜）、龔蘭亭、余勛臣（名虎恩，平江人，新安鎮總兵）、陳淀生。”

故，《越縵堂日記》光緒元年八月四日中的“吳主事汝霖”當為“吳主事澍霖”。

五、《越縵堂日記》光緒三年六月初三日：“晴，酷熱。晨臥甫起，宋偉度邀飲婜春，余素不喜隨人征逐，以前兩晤偉度，勤勤相訂，且言在坐惟有紱丈，昨秋蓤又為言，此席專為紱丈與余而設，不得已午后赴之。紱丈已早至，又有蘇人張志堅編修、洪修撰鈞。肴饌頗潔。余招霞芬。日昳而散。修撰固邀再飲韓潭，半道驅車歸。得趙心泉書，約初八日夜宴且園。閱《經義述聞》。夜大風。洗足。”（7348頁）

按：“張志堅”當為“章志堅”。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張志堅”的只有光緒三年六月初三日。據此日日記，張志堅有三個要素，一是蘇人，二是名或者字號是志堅，三是任職編修。明、清的翰林院編修，多以殿試一甲第二、三名及庶吉士之留館者充任，無定員，掌纂修、著述等事。那么，在光緒四年（1878）前是否有一位叫“志堅”的進士？經查，在有清一代，無進士張志堅。有乾隆六十年（1795）舉人徐志堅，嘉慶五年（1800）舉人程志堅，光緒五年（1879）陳志堅。有同治六年（1867）舉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章志堅。但“志堅”可能為字或號。又檢索龔延明先生的《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在有清一代，亦無字或號為“志堅”的進士，有明永樂二年進士江銕，其字為“志堅”。

據章志堅鄉試、會試朱卷（顧廷龍：《清代朱卷集成》第三十九冊，159頁，第一四六冊，321頁）：“章志堅，字卓如，號若洲，一號芍洲，別號定之。清江蘇吳縣人。”其會試朱卷履歷頁末載：“丁丑散館一等第六名，欽授翰林院編修。”曹允源、李根源《吳縣志》卷六十六下《列傳四》：章志堅，字芍洲。以諸生參佐滬上籌防局戎幕，李文忠頗器重之。丁卯鄉舉后，歷受江南州縣聘，嘗幕游山西。光緒丙子進士，授編修。博學多才，粵游道殂，士論惜之。”

綜上，與《越縵堂日記》中的“蘇人”“編修”“志堅”相符者，惟有吳縣章志堅。李慈銘當是把章氏誤為張氏了。

六、《越縵堂日記》光緒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作書致孺初，托瓊州人黃培芝附去。”（10050頁）

按：“黃培芝”當為“黃庭芝”。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黃培芝”的只有光緒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而《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則有：“瓊州人黃庭芝來。”（10892頁）

《越縵堂日記》中，為李慈銘帶書信有不具姓名者，如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作片致萼庭，以家書托其鄉人回浙者附去。”（5277頁）光緒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作書致季弟，托湖塘酒客田姓附去，為將來卜居事也。”（9212頁）這類人，多是鄉賈酒客之類。也有具姓名者，如光緒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作致陶心云書，并還其近詩一冊，贈以漢武宅山孔子見老子畫象拓本一通，托杜葆初附去。”（8331頁）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作書致弢夫，以致張朗帥書屬轉交蔣子相附去。”（12673頁）這類人，多是李慈銘自己熟悉或者對方熟悉的或者雙方都熟悉的人。雖然多用字號，但往往能考證出來。

那么，《越縵堂日記中》僅一字之差的瓊州人黃培芝和瓊州人黃庭芝是同一人嗎？

檢林帶英、李鐘岳《文昌縣志》，未見黃培芝之名而見黃庭芝之名。其卷九“拔貢”一欄：“黃庭芝，北區橋頭人。癸酉。任河南封丘、鹿邑知縣。”《大清縉紳全書》（清光緒十一年冬北京榮錄堂刊本）載：“武英殿校錄，黃庭芝（瀛橋，廣東文昌人，癸酉拔貢）。”姚家望、黃蔭柟《封丘縣續志》卷十四《宦績略》：“黃庭芝，字瀛橋，廣東文昌拔貢。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任。學問淵博，情殷造士生。......后調鹿邑去。”再檢《同治癸酉科各省選拔同年明經通譜》：“黃庭芝，字仲瑞，別字種最，一字瀛橋。清廣東瓊州人。”其中，亦未見其有名為培芝的兄弟。

光緒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日記中的“孺初”，即為潘存（1819-1893），譜名有佳，榜名杏卿，字仲模，別字存之，號孺初。清廣東瓊州文昌人。咸豐元年（1851）舉人。曾官戶部主事。著有《克己集》《論學十則》《楷法溯源》等（參見鄧政陽：《李慈銘交游人物生卒年表》）。

這樣，黃庭芝與潘存就有了同鄉的關系。不僅如此，黃庭芝是潘存的私淑弟子。潘存《潘孺初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之《附錄》潘為淵于宣統二年（1910）采錄的《欽加四品銜宣付國史館戶部候補主事潘先生學行事實》一文，末署：“同邑私淑后學黃庭芝復撰”

故，于理于情，《越縵堂日記》光緒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中的“瓊州人黃培芝”當為“瓊州人黃庭芝”。

七、《日記》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合肥張楚寶士瑜，李傅相之甥也，以道員居江蘇，喜刻醫方書，以藥施人。比托孫仲容以《冶城竹居圖》寄都乞題，持所刻李氏《本草綱目》四帙為贈，可謂好事矣！”（12480頁）

按：“張楚寶（士瑜）”當為“張楚寶（士珩）”。

《越縵堂日記》中“張楚寶（士瑜）”唯此一處。檢張士煐《合肥張氏宗譜》：張紹棠，字小齋，號又堂，亦號勉難。生于道光己丑年三月初二日，元配李太夫人，道光甲午科進士刑部主事李愚泉長女。生子四，長張士珍，官名席珍，字侍臣，號次翰。候選員外郎。生于道光庚戌年八月初四日，卒于光緒庚寅年十一月初四日。次張士瑜，字瑾卿，廩貢生。生于咸豐癸丑年二月十六日，卒于光緒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三士琪殤。四張士珩，字楚寶，號弢樓。光緒戊子科舉人。生于咸豐丁巳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民國丁巳年二月十九日（參見張士煐：《合肥張氏宗譜》，民國十年刻本，卷五下《仲友公長房志成公支下必元公派圖》）。檢《張士珩鄉試朱卷》（顧廷龍：《清代朱卷集成》一七六冊）：“字楚寶，號豸卿。咸豐丁巳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妣李氏，道光庚戌科進士、刑部主事、云南司員外郎，督捕司郎中、記名御史、累贈光祿大大愚泉公長女，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兼騎督尉世職印鴻章、......胞妹。”據此，張士珍、張士瑜、張士珩均與日記中“李傅相之甥也”符。

但符合道員、刻醫書、以藥施人，《冶城竹居圖》則非張楚寶（士珩）莫屬。只是李慈銘混淆了張士珩與張士瑜的字號。

馬其昶為《四品卿銜張君墓志銘》：“君諱士珩，字楚寶。張氏其先自江西遷合肥，大父純，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父紹棠，以軍功至提督。母李氏，文忠公女弟也。......歸臥冶山下，擴向所營竹居，筑韜樓。其中彈琴賦詩，以文史自晦。”張繼垕《先君行述》：“君諱士珩，字楚寶，號弢樓。......嘗重刊李氏《本草綱目》、趙氏《本草拾遺》、鮑氏《驗方新編》以濟世。歲于陵寓施贈醫藥。”徐世昌《序》：“弢樓張君，合肥李文忠公宅相也。......光緒戊子年舉于鄉，......累經甄敘，得階道員，筦北洋軍械局兼領武備學堂。”

張士珩一生的著作，與“竹居”有關的書籍有《竹居先德錄》《竹居錄存》《竹居小牘》十《竹居外錄》。其《竹居外錄》一書，書前有著者序曰：“余光緒甲申筑書堂冶城山陰，為居稽地，顏曰‘竹居’。”（以上參見張士珩：《弢樓遺集》卷首）其托孫仲容以《冶城竹居圖》寄都乞題于李慈銘，題詩未記于《越縵堂日記》，李氏之《杏花香雪齋詩·壬集》（稿本）載有《題張楚寶冶城竹居圖》：“金陵富煙水，園林帶城隅。連蜷東西冶，姚麗稱名區。清河好棲托，選勝與眾殊。種竹千萬竿，其中結精廬。夾以六枳籬，穿池環芙渠。淙淙瀉寒玉，清泉落庭除。繞徑領馴鶴，循檐導游魚。彈琴綠在弦，敲棋青墜裾。傾釀待佳客，展席披道書。最愛新月上，滿窗寫箖箊。我生喜游涉，江南山水都。六朝剩金粉，艷矚奚勝攄。何時曳筇屐，來叩瑯玕居。定非辟疆園，呼傖驅箯輿。作詩貢清夢，券此風篁圖。”

為張士珩的《冶城竹居圖》題詩詞的人，還有江蘇金壇馮煦，其《蒿庵類稿》卷十《詞七十六首》中有《一萼紅（題張楚寶竹居圖次白石韻）》。江蘇陽湖劉炳照，其《無長物齋詞存·春絲詞》中有《一萼紅（弢樓主人竹居圖馮夢華中丞用白石詞韻題之予亦繼聲）》浙江溫州孫鏘鳴，其《海日樓古今體詩鈔》有《題張楚寶竹居圖》。江西義寧陳三立，其《散原精舍詩》中有《張韜樓竹居圖》。

八、《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六年八月二日：“晴，熱甚。剃頭。弢夫來，留共午飯。午后詣刑部山西司會審強盜郭煥章等六人。其三人強劫寧河縣蘆臺鎮孫姓一家，所得不過一二千錢之物；其三人強劫采育鎮曹家墳院一家，所得不過三四千錢之物。然皆結伙五人以上，手皆持械，已按律當斬。愚民迫于饑寒，深可閔也。劫曹家墳院之盜張蕣，南皮人，年四十余，獨翻供言未嘗持械，不肯畫招，向余求哀，言家有老母七十余歲待以養。刑部司官以其先已供認，又由提督衙門捕獲送部，在彼已先有供，今日會審復翻異，呼同犯者兩盜證之，皆言不枉。張蕣固不承，乃呼杖。余見其已病甚，止之，且諭以汝先已供認，又眾證確鑿，不承，徒自苦耳。蕣遂伏罪畫供。然此心殊怦怦也。刑部司官張云巖主事（聞錦），湖南人，甲戌進士；王濬泉，直隸人，丙子進士。日昳散，答拜客數家而歸。”（12559-12560頁）

按：“王濬泉”當為“劉濬泉”。

《越縵堂日記》中，出現“王濬泉”只此一處。檢《大清縉紳全書》（清光緒十六年春北京順濟局刊本）“刑部”一欄，有張聞錦而并無王濬泉其人，屬直隸而又是丙子進士的人惟直隸樂亭劉成誦。

《光緒元年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劉成誦》《光緒丙子科會試同年齒錄·劉成誦》均載：劉成誦，字子彥，號濬泉，一號藹亭。清直隸樂亭人。齒錄中亦無其“原姓王”或者“改姓王”的字樣。鄒兆麟、游智開《樂亭縣志》卷八《選舉·進士》：“劉成誦，光緒丙子，刑部主事。”

綜上，《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六年八月二日日中“王濬泉”當為“劉濬泉”，即劉成誦。與其同審犯人的張云巖主事（聞錦），即張聞錦（1845-1895），字素如，號秦嵒。清湖南沅江人。同治九年（1870）舉人，十三年進士。曾官刑部主事（參見鄧政陽：《李慈銘交友人物生卒年表》）。

九、《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六年九月初四日：“大興縣謝令（裕楷），宛平縣姚令（際虞）來謁見，謝之。”（12593頁）

按：“宛平縣姚令（際虞）”當為“宛平縣姚令（虞卿）”。

《越縵堂日記》中還有一處有姚際虞，即光緒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向例大興縣主供給辰字、張字兩圍，宛平縣主供給宿字、列字兩圍。昨夕四更，列字圍失火，棚席盡焚，或傳是武舉祭賽馬道，放雙聲爆遺火所致。今日偕諸大臣合疏參署宛平知縣姚際虞疏防失慎，請交部議處，并諸營官分別處分。傍晚入城，到寺已過暮鐘矣。大興令送燒豬、燒鳧，提調饋肴菜六器。”（12596頁）

姚際虞其人，遍檢文獻，其相關記載很少。《光緒十二年丙戌科進士登科錄》中載：“曾祖振聲，祖其愚，父步云。乙酉科鄉試第二十八名，丙戌科會試第六十六名。”《大清縉紳全書》（光緒十九年冬松竹齋刊本）之《湖南·長沙府》載：“教授，姚際虞，衡州人，丙戌，十七年六月選。”另外，其與人合撰有《衡陽永定征收錢糧全案》，著有《承厚堂制義》。未見其有任職宛平縣知縣的記載。

那么，光緒十六年的順天宛平縣知縣是誰呢？

《申報》（光緒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之《紫禁簪毫》：“順天宛平縣知縣陳大令壽椿開缺察看，自應交卸回轅，聽候察看。所有宛平縣篆務，經大京兆遴委候補通判姚虞卿署理。姚署令已于本月十五日未刻接印視事矣。”由此可以，光緒十六年三月開始，姚虞卿接替陳壽椿任宛平知縣。據《光緒十七年癸辛卯科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及《光緒十九年癸巳恩科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姚虞卿還于光緒十七年、十九年以宛平縣知縣的身份任順天鄉試供給官。《大清縉紳全書》（光緒十九年冬北京松竹齋刊本）載：“薊州知州，姚虞卿，安徽桐城人，十九年六月補。”

對照姚際虞及姚虞卿的履歷可知，《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六年九月初四日中的“宛平縣姚令際虞”，當為“宛平縣姚令虞卿”。非常遺憾的是，姚國楨《麻溪姚氏宗譜》卷六《珠樹公二房開化公以下》中，對姚虞卿只有如下記載：姚虞卿（1852-1915），原名喆，字榕生，號二吉。清安徽桐城人。監生。

十、《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為陳云舫書米海岳《西園雅集圖記》于陳老蓮所摹圖卷上。董文敏言：龍眠此圖有二本，一在元豐中作于王晉卿之第，一元祐間作于趙德麟家。文敏又嘗收得團扇本，有海岳小楷，書極工。此卷晉卿后立一女鬟，與《記》中所云家姬合，則元豐中所作者也。此圖宋以后臨本頗多，而未聞章侯有此作，其人物衣冠亦非陳法，且款題不云摹龍眠而云臨子久，亦未見黃氏曾摹是圖；然絹色黯淡，畫境靜細，固名作也。云舫于去秋自系一跋，深致寶愛，且言昔年數與余及敖金甫、鄧獻之、鄧鐵香、許仙坪、洪右臣等宴集天寧、龍樹、陶然諸名剎，跌蕩詩酒，風流照映，惜無人圖之，即以此圖為我輩寫照也可；又言余書得晉人法，欲乞余補寫米《記》，以為它日故事。其言甚有深致。今云舫已歸道山，追理曩襟，凄然欲絕，因題一詩于《記》后，以還其子兵部主事孝昌。《陳云舫鴻臚歿后其子孝昌述君遺言以所藏陳章侯西園雅集圖卷屬書米元章所撰記且志昔年宴集之樂為后日故事書訖愴然系之以詩》：‘同病相憐不系舟，遽聞楚些紼人謳。黃壚已隔平生夢，蕭寺猶追昔日游。數轉階官終五品，幸傳詩句足千秋。遺言為寫南宮記，腹痛珍縑付虎頭。’”（11397-11399頁）

按：“兵部主事（孝昌）”當為“兵部主事（保昌）”。

《越縵堂日記》中與陳錦（云舫）之子有關的還有一處，即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得陳保昌兵部書，以陳老蓮西園雅集圖卷，述其尊人云舫鴻臚病篤時遺命，乞余題詞，并書米南宮記于后。”（11375-11376頁）

據此《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日記內容可知，

遵父陳錦（云舫）遺命請李慈銘題詩的“孝昌”與“保昌”當為同一人。

日記中的陳云舫，即湖北羅田陳錦。陳錦（1827-1887），字元?，號云舫。清湖北

羅田人。咸豐八年（1858）舉人，同治二年（1863）進士。曾官翰林院庶吉士、刑部提牢主事、貴州司主事、江南道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等職。著有《蕉雪詩鈔》。而陳錦僅一子陳保昌。陳保昌（1848—1895），字少云。曾官兵部主事。配李氏，生子二，曾陰殤。義華。女二，長適清丁酉科拔貢、庚戌科會試，賜進士出身欽點主事簽分外務部王楚喬。（以上參見陳筱筠等：《義門陳氏羅田莊七修宗譜》卷五十一《世禮公二房佑祖支下正傳》）管貽葵、陳錦《羅田縣志》卷五《列選議敘》載：“陳保昌，增貢，候選主事。”《咸豐乙卯科直省鄉試同年齒錄·陳錦》：“子保昌，庠生，兵部主事”。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湖北舉人王楚喬之子王廷杰在《從舊社會簡任文官到新中國政協委員》一文中寫道：“我的母親陳太夫人，是本縣清代鴻臚寺少卿陳云舫（錦）太史的女孫、陳保昌兵部主事的長女，兒時生長京師，大家規范，注重儀表，協助父親教我兄弟，畫獲裁書，一身勞瘁。”（參見《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輯）又檢王葆心《東安王氏庚申宗譜》，在其卷四十五之三《槐清公支班系本觀房》中查到王廷杰的父親王楚喬的記載：王茂蔭（1868—？），官名楚喬，小字松亭，字佑季，又字佑祺，號佩韋生，又號植根山人。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拔貢，二十八年舉人。續娶陳氏，縣城兵部主事保昌之女。

無論是家譜資料來看，還是親人的回憶文章來看，陳錦的兒子都叫陳保昌。故，李慈銘當是把陳保昌的名字錯記成陳孝昌。

以上十人，在《越縵堂日記》所涉的人物里，不過是滄海一粟；與李慈銘的相識，也僅止于幾次點頭之交。因此，李慈銘記錯他們的名字，混淆他們的字號，自然在所難免。甚至有時，他連見過之人的姓名或者字號都有忘記的情況，如上文第四則的“奉新余主事九穀（字□□，己未進士）”。但研讀日記和做人物考證，是有必要厘清。